雅典德尔菲神庙上，镌刻了一行箴言：
“认识你自己”
这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对身份认同的觉醒。
“我是谁？”，这个哲学命题，从人类文明蒙昧期，便困扰着人类，又是一把引领人类探索自身、探索宇宙的火炬。
在轴心时代的东方，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充满哲思的“有无相生，长短相较”，又揭示出：只有在与他者的互动中，主体才能确认自身。
相隔两千年，西方哲人黑格尔对这一认知，进一步系统发展，成为探寻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哲学基石。
而存在主义又站在了黑格尔反面，海德格尔和萨特认为“他者”的存在摧毁了个人主体性，寻求差异本身便成了差异性的俘虏。
然而，不论怎样，“他者”都是人身份认同中，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他者，可以以个体、共同体、社会结构，甚至是象征符号等形式出现。
推己及人，个人身份认同有赖于“他者”，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同样要以他者为参照。对于新加坡人来说，中国是绕不开的“他者”。
1819年开埠之后，新加坡逐渐成为南洋贸易和经济成长的发动机和助推器。南洋各埠的华人及中国闽粤两省的华商与华工大量涌入。
来到新加坡的华人虽心向中国故土，但还乡者却少之又少。新加坡华人官方报纸《叻报》称“视观每年华人进口册，为数如是之多，言归者恐不及百分之一，足知异乡留恋者大不乏人”。可见，居住日久，华人族群逐渐产生了对新加坡的属地认同。
在1819年之前，南洋华人是持大清帝国护照的侨胞，他们的身份认同，毫无疑问是中国。以清朝为“天朝上国”的思维模式在当时的新加坡华人族群中处于主流地位。
这一时期，他们所面临的“他者”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以欧洲殖民者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马来族群为代表的南洋本土文化。
而在1819年之后，伴随着中国的日渐衰落、南洋华人文化的形成、属地认同的加强，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发生剧烈变化。
在《叻报》上，开始有华人发问：我们，还是中国人吗？
这个问题，伴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大清的一败涂地，声量越来越大。新加坡华人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的质疑和反思。
辛亥革命后，伴随着大清的倾覆，新加坡华人再也不是过去唯唯诺诺的大清“臣民”，他们开始基于自身主体利益的考量，大胆地向中国政治说“不”。
而这，成为新加坡华人主体性构建的不可逆过程的开始。
从1819年到1912年，是中国历史巨变的100年，在祖国沧海桑田之外，新加坡华人也经历了一场精神世界的巨变。身份认同是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站在南洋华人的立场，重新审视那风雨飘摇的一百年。
(一)政治身份认同的崩溃：甲午战争对“天朝”形象的动摇
新加坡华人族群对中国认同的维系和再生产，主要依靠的是个人和集体记忆、民俗传统、宗教仪式、信息传媒和侨乡社会网络等手段，但他们表达身份认同的最公开和直接的对象则是来自中国的官绅群体，也即士大夫阶层。
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这一阶层普遍抱有“天朝上国”的文化认同，并热心于中国事务。每每大清派遣使节、军官游历南洋，都被视为天朝对臣民的恩泽。北洋水师的致远等舰于1887年和1890年两次前往南洋各地巡视，途经新加坡进行访问时，新加坡的华人商民莫不为之欢欣鼓舞。新加坡华人争先摆设盛宴，款待北洋水师丁汝昌提督及海军将领，还热议北洋水师是否将至新加坡巡视、操练。中国海军军威，更是让海外臣民无比荣耀。
然而，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伴随着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出现了危机。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成了新加坡华人对北洋水师的评价，由此开始，新加坡华人开始始质疑和反思清政府。很快，这种质疑从国家实力，延伸到了侨民政策。华文报纸谴责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态度、行为和政策，抱怨清政府不关心华人的生死荣辱。
1896年，菲律宾华人发生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清政府却不闻不问，此前，1893年法暹之战时，清政府对暹罗华侨之生死置若罔闻。叻报批判清政府只关心派遣劝捐委员向华侨卖官鬻爵，索求物质援助，却对海外华侨的生存状况漠不关心。
不满的蓄积，终于催生了“清国人”这一政治身份认同的崩溃。新加坡华人挥刀，斩断了清政府的统治象征——辫子。叻生华人群体剪掉辫子，并号召华人仿效西方人留短发并改穿西服。这一“叛国”行为震撼南洋，1898年3月，新加坡华人参事局不得不召开会议，商议处理办法。
但对此事，华人参事局最终是暧昧不清对态度，或许，连他们自己，也已经开始对清政府质疑了。
(二)文化身份的觉醒：辛亥革命与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重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从历史舞台上谢幕。
远在千里之外的新加坡，也因这场革命，开始重塑其华人身份认同。
在民族主义和共和革命思潮的推动下，原来众多对保皇党抱有好感的华侨转而支持革命。甚至，一些华侨返回中国参加革命事业，帮助东北控制鼠疫的国士伍连德，便是其中代表。
为声援中国革命，新加坡等地的华侨纷纷剪去辫发、弃用皇帝年号、设立革命纪念日等行为，来表达身份认同的转变。为革命筹款，也是新加坡华人一项身份认同重塑的重要途径。1911年11月，福建籍华侨于天福宫中集议为福建省筹措保安公款，一周内便筹款6万余元。粤籍商、工、学和报界人士以及广、潮、琼、客各属侨民，于1911年11月20日齐集同济医院商议筹款办法，将募捐定名为广东全省救济保安捐。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华人女性。在《走向共和》中，主创有意突出了日本女性出卖自己为国筹款的细节，事实上，中华女性对国家的热忱并不逊于日本。绅商吴有胜的夫人劳佩华女士发动华人女界筹办救济保安捐，参与者大半为新加坡商人眷属及大家闺秀，甚至连妓女亦有参加，且均相待以礼。
辛亥革命对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嬗变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加坡华人族群将认同对象从“天下”观念支撑下的“天朝”，转向宣扬“革命”与“共和”的“国民政府”，不再将自身视为散居外洋的“流寓者”，而是主动参与国族建构的新“国民”。换言之，新加坡人对中国的认同，从政治认同，走向了文化认同。
筹办保安公款、救济保安捐以及国民捐等活动，迅速波及到之前较少参与社会活动的华人女性和中下阶层之中，并逐渐打破了籍贯、方言、宗族等传统身份认同和分类体系。
这种主体性的重塑在强化华人文化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埋下了新加坡人主体认同的种子，把新加坡从中国认同中，推了出去。
(三)主体认同的确立：新加坡的“革命”
民主和共和，是辛亥革命的旗帜。这一精神旗帜，在重塑新加坡华人认同的同时，也在南洋文化中注入了民主共和的元素。一向坚守儒家文化的新加坡等地，开始了一场精神世界的革命。
对于新加坡华人踊跃支持中国革命，新加坡殖民政府产生了戒备心。他们对华人族群屡次聚集同济医院进行集议，产生怀疑，华民政务司多次派员到医院进行查问。诚然，这种来自欧洲殖民者的“他者”凝视，推动了新加坡华人族群将“中国”再次确立为认同对象。
但是，也在加强新加坡华人的主体性认同。简而言之，新加坡人在殖民政府之下，必须处处以新加坡为出发点、而不能以中国为出发点。
加之，辛亥革命中的民主共和精神，逐渐深入人心，这也使得新加坡华人有了“新民”的认同，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新加坡的主体性。生于1923年的李光耀，便是这代人的代表。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之下，新加坡华人超越了传统的内部分类模式，整合了各社会阶层和性别，民族主义、革命理想和在地观念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而北洋军阀治下的中国，很快又陷入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怪圈之中，这使得新加坡华人倍感失望。失望情绪笼罩之下，新加坡华人，开始从中国人，变成新加坡人，直至李光耀切断了华语的语言练习，新加坡彻底从中华文化中游离出去。
也许如新加坡学者所说，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正如历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