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新加坡凭借医疗、就业、教育和防疫等领域的优异表现，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联合发布的“智能城市指数”调查中再度蝉联智能城市榜首，领先于紧随其后的瑞士苏黎世和挪威奥斯陆。这份调查使用“智慧城市”的概念理解城市管理和政策制定中科技的有效利用为城市和居民带来的裨益，继而减少城市化带来的弊端，从健康与安全、流动性、活动、就业与教育机会和治理五个方面对全球118个城市做出排名。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程度的提升，如果说城市的新陈代谢系统总是包括不可避免的垃圾输出和持续的负外部性，新加坡“智慧国”的数字化计划则提供了实现城市创新与财富、绿色与安全、保持文化活力的一道良方。
铺垫：后来居上的敏锐嗅觉
作为“智慧国”的前身或意思相近的表兄弟，“智慧社区”的概念最早源于20世纪的西方，并率先在美、加、英等发达国家试行；现今城市治理的“优等生”新加坡真正提出的“智慧国”计划是在2006年，并在2014年再度提出升级版本的“智慧国2025计划”，而在此之前，新加坡政府凭借在信息技术和电子化领域的敏锐嗅觉与提前部署，为政府长期以来的有效治理和后来数字化程度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早在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开始普及、掌上电脑逐渐进入个人家庭的时候，新加坡政府就开始了电子政务的探索，他们尝试通过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培训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制定了一系列计算机和IT发展规划，在当时就提出了“无纸化办公”、自动化和全社会电脑化的超前目标。尽管当时的局域网仍是主流，新加坡政府仍然建立起覆盖23个政府部门的计算机网络，促进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和政企间的数据交换。90年代，老朋友和邻居马来西亚在强势总理马哈蒂尔的领导下提出了雄心勃勃的“2020宏愿”，要求在2020年将马来西亚发展为发达国家的同时，在科技领域成为具有创新和前瞻性的社群；新加坡政府则开始着眼互联网，通过《科技计划》、《智慧岛计划》等方针力图打通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建成了国内第一个宽带网络，政府由此能够基于互联网为公民提供服务，此前仅服务于内部的“局域网”变为联通全岛的互联网。随后，新加坡政府又通过《覆盖全国的高速宽带多媒体网络计划（Singapore One）》确保全国民众能够顺利接入并高速享用网络信息服务平台7*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确立：智慧的全球化城市
进入21世纪，新加坡再次敏锐洞察到全球经济日益数字化的趋势，提出要发展为电子政务领先国家的愿景，打造一个完全网络化、无死角的政府和高效能社会，这为日后智慧国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保障。2006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正式提出为期十年的“智慧国2015计划”，他以“连接（connect）”、收集（collect）和理解（comprehend）概括智慧国的理念，本阶段的计划以前两个部分为核心，即提供一个安全、高速、经济且具有扩展性的全国通讯基础设施（连接）、通过遍布全国的传感器网络获取更理想的实时数据并对重要的数据进行匿名化保护、管理以及适当进行分享（收集），最终通过收集来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更好地预测民众的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务（理解）；按计划，新加坡政府将投资40亿新币（约200亿人民币）充分利用通讯与信息技术提高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将新加坡打造为“一个智慧、全球化的城市”。这项计划大大加快了数字政府建设，实现了“多个部门，一个政府”的目标，政府还在产业发展、基建、人力资源等方面多管齐下，确保数字政府建设持续快速地进行。
最终，“智慧国2015”计划竟在2014年提前达成目标；同年6月，李显龙顺势而为，宣布成立智慧国资讯与行政办公室，实行智慧国计划的升级版“智慧国2025计划”，成为全球首个政府统筹的智慧国家发展蓝图。他在出席活动时说，希望将新加坡人民、政府及业界的力量集合在一起，研发科技解决方案，最终能够汇集全国，而办公室将扮演统筹的角色。在这份计划中，“大数据治国”成为鲜明特征，新加坡政府期望在利用数字政府提供高效、便民服务之外，开始考虑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数据分析和通讯技术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增加商业机会、促进种族团结，政府将根据数据分析预测公民需求、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来看, 新加坡智慧国计划经历了约40年共6个阶段的演变, 政府在整个过程中都保持着对电子政务、信息化的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行, 确立清晰明确的发展目标，旨在建立一个国民互动、共同协作的整体政府，将“政府为你”的观念转变为“政府与你一起”。
未来：关于数据的挑战
近些年来，随着新加坡常住人口逐年提升，高人口密度和高城市化带来的社群纠纷、矛盾和紧张情绪逐渐明显，民众对政府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常常被民众“出难题”的新加坡政府正是觉察到数字化在城市治理和预测上的广阔前景，提出了“智慧国”的升级方案；而2019年以来的全球新冠疫情，既给这份方案的发展按下了加速键，又给执行团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艰巨挑战。如果说人们在疫情前已经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疫情中的“智慧国”团队面临的就是数据的“双重爆炸”。随着新加坡政府紧急开发的“合力追踪”（Trace Together）手机软件要求所有居民在进出室内场所和地点时进行记录，并通过蓝牙功能交互信息追踪密接，相关团队每天要处理的是几何倍数于以往的数据量，如何快速检索、筛选、储存、清除这些数据成为第一大难题；更何况随着疫情的反复、变种病毒的出现和社区病例的迅速增多，筛选和处理信息变得愈发困难，新加坡政府开始出现严重的人手不足——最终，尽管人们仍然遵守登记登出的规定，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在持续的质疑声中宣布“放弃追踪”，改用患者“自觉检测”、确诊后“自觉登记”且密切接触者“自觉隔离”的模式。
利用大数据的另一面是对数据的保护。整体教育水平颇高的新加坡人如今对隐私和个人数据安全的敏感度越来越高，对于政府雄心勃勃的“智慧国”计划，民间开始出现愈来愈多质疑“数据到哪去”和“给谁用”的声音，并开始呼吁进行公开透明的报告和实行严格公正的监督。仅拿合力追踪软件来说，它能够记录使用者的行动轨迹和接触人群，而受疫情原因匆匆开发并推广使用的新加坡政府一直未能向民众讲解政府将如何使用、保护和储存数据，仅宣称“数据只用于病例接触者追踪”；后来，又因为被发现警方可通过刑事诉讼法直接索取数据被认为侵犯民众隐私和滥权引起社会不满，外长维文最终出面为政府未尽告知义务而公开道歉。如何有效保护和使用数据以回应民众的关切，是新加坡政府推行升级版“智慧国”计划不可回避的主要挑战。此外，新加坡政府“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同时，反而给乐龄人士带来更多不便。这些年长群体普遍更习惯于纸质材料，也不一定都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指纹和面部识别、电子支付、网上预约甚至刷卡的功能，诸多政府服务搬至线上，特别是网上提前预约的要求往往让他们一头雾水，更别说疫情期间遍地皆是的进出扫码登记、线上填报信息和零接触支付——相比于年轻一代引以为豪的数字化高效生活，现金支付、品读报纸、一群大爷大妈在小贩中心里点上几杯“kopio”堂食聊天的生活才最是惬意。显然，智慧国计划还面临着“代沟”。
2020年5月，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在发表的第四个抗疫预算案中将“加强力度推行零售业和餐饮业的数码化进度”列为重点，《联合早报》也发出了“数码化程度更深更广更快”的基调。不难看出，新加坡打造升级版智慧国的计划丝毫没有因疫情减慢，而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快数字化程度，希望数字产业的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弥补新冠疫情带来的失业潮和经济衰退；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还推出数码乐龄计划，协助年长者掌握数码技能。李显龙在脸书贴文中说：“保住工作和创造就业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我们不会让任何人掉队。”地小人多、资源贫乏的新加坡长期保有危机意识，疫情让人们普遍对前景感到彷徨，如果说政府多次前瞻性的提出智慧国的计划让新加坡不在世界发展洪流中掉队，这项计划也应当及时回应国民的关切，确保没有一个群体在国家数字化的发展中掉队。
撰文：本刊特约记者 贾雯雯
责编：张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