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社会运动，一场疫情，让香港经济陷入长达两年的萎缩。展望未来，等待香港人的是触底反弹？还是刚刚踏上一条漫长下坡路？

香港的经济结构非常独特，服务业占比全球最高，超过93%，占比最大的贸易物流和金融服务，分别占GDP的20%左右。

在贸易物流方面，香港主要在转口贸易中获利，几乎没有制造业的香港，却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输出地。以2018年为例，转口贸易量是香港GDP的三倍左右，香港只要收取6%左右的服务费，规模就能达到GDP的20%。

转口贸易之所以有利可图，在于各国对于香港和内地的区别对待。但在中美持续对峙的大背景下，这块收入可能说没就没。

而另一大支柱金融业，则在低迷经济中依然稳健增长。但金融业吸纳就业能力极差，占经济20%左右，仅创造6%-7%的职位。

如何优化产业结构，成为后疫情时代香港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从业界到专家，都把目光投向创新科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但香港要发展创科的官方口号早已喊了多年，至今似乎仍然未能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还多次错失先机，症结何在？

人才难留

发展创科最重要的是人才。香港最引以为傲的是拥有五所世界排名前百名高校，基础研究优势明显、具备国际化制度和环境，似乎是全国当中最具能力从事尖端科技研究的城市。

但在急于求成的香港，大多本土大学毕业生并不愿意继续深造，据《2020年世界创新指数》，香港每百万人口的研究员数目为4026.5位左右，在发达经济体组别中表现弱势，与韩国相比更是相差近一倍。

香港大多本土大学毕业生不愿意继续深造。

并且，无论教授还是研究生，似乎都不太愿意“坐冷板凳”。香港教资会数据显示，2019/20学年的公立院校研究院研究课程，亦即坊间所称的“学术型研究生”，非本地生人数为6864人，占总学生人数82%，按此推算，本地学术研究生只有不足1400人。

另外，在香港，理工科课程难度较大，但就业前景却远不及金融、医科、教师等专业人士，在2018/19年，香港的工程及科技系的毕业人数也不少，占比超过两成，但毕业后从事工程师的人数仅占7.3%。除了薪酬差距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就业岗位，理工科的缺少“学以致用”的机会。

即使香港最后培育出来的很多优秀教师和博士生，相当一部分还都去了欧美、新加坡等地发展。

为什么香港留不住这批人才？

首先，是香港政府对高校研发投入、教育投入过低。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指出，香港的公共教育支出占本地GDP比重只有3.3%，低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平均5.1%的水平。香港的研发开支也只占本地GDP的0.86%，而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达2.4%，韩国和以色列均超过4.5%，瑞典、日本也有3%。正因为对研发投资不足，即使香港在高阶的基础研究，即上游部分在区内以至国际也赫赫有名，但始终发展空间有限，研发成果商品化的成功例子并不多。

其次，在资源已然短缺的情况下，大学为了获得更多资源而追逐排名，导致同质竞争严重、缺乏合作。大学教授以发表论文为目标，难以静下心来做棘手的前沿科技研究。

香港不缺少好的大学，但是没有研究院。

香港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指出了香港创科目前的痛点：“香港有名牌大学，没有研究院，所以大学产生了科学、理论，但产生不了技术。”他提议香港成立专门的“研究院”，以建立完整的科研生态。

香港现有的研发中心规模较小，合共聘用研究员的数目不超过400人，而且各研发中心背后依托大学的实验室，难以进行跨院校、跨学科研究。

而近年英美等经济体都已经开始建立跨机构的大型研究机构。以美国博德研究所为例，设立目的旨在促进深度的跨学科、跨组织及跨地域合作研究，以解决当今复杂的生物医学难题，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资助约1.5亿美元来支持其研究工作。

成本高企

香港要打造高科技产业的另一障碍是成本高企，高科技企业不足。

香港在发展制造业上并不是没有机会，电子行业也曾盛极一时，集聚了大批国际高科技企业乃至工厂，例如飞利浦、摩托罗拉等过去电子行业的龙头，都在香港设立过亚太区研发中心和工厂。香港甚至曾经拥有亚洲首屈一指的芯片产业链。摩托罗拉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在1967年成立，是摩托罗拉亚太区半导体部门中心。1990年，大埔“硅港中心”建成，为21世纪初时亚洲第二大的半导体测试装配工厂，每周能测试520万芯片。

不过，这些都是历史了。内地改革开放后，资本开始自然选择，香港轻工业逐渐北移到营商成本更低的珠三角区域。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发布的一份分析称，不仅是新加坡，台湾、韩国都在产业转移的浪潮中保留相当可观的制造业，占经济比重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并且在持续的创科投入中摆脱重资本重人力的传统制造业，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反观香港，制造业完全外流，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香港的制造业完全外流，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报告将这种现象归咎于香港政府长期奉行的“积极不干预”管治哲学，导致产业政策缺位和政府经济功能弱化。也因此，香港过去的产业一直由金融及贸易所主导。新增利润溢出到地产行业，地价不断高企，发展工业的成本变得更加高不可及。

由于土地、人力成本急剧上升，摩托罗拉工厂于2002年宣布关闭，生产线迁往天津、吉隆坡，后来“硅港中心”亦被改建为凤凰卫视的办公楼。

在产业结构大规模洗牌后，香港失去的远不止“工业”，相伴而来的“去科技化”影响深远。大量富有经验的工程师失业、转行、离港；高校内培育的创科种子因缺乏工业而选择北上落地，本地难造“独角兽”；中层蓝领岗位大减，阻碍了向上流动、加剧了贫富差距；年轻人进入科技行业的意愿亦大减，理工科人才出路渺茫⋯⋯

事实上，纵观全球，一旦迈入“去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行列，就很难再回去了，人工、土地各项成本太高，不符合经济规律。

在经济学人智库每年公布的生活成本排行榜上，香港常年蝉联第一。很多创业者到香港后，最不适应的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包括房租和食品。而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创业过程中会转嫁为创业成本。

这为很多创业者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选择香港，而不是一河之隔的深圳。

短视风气严重

从港府到市民，都对发展科技有过太多迟疑。中芯国际、大疆科技和数不清的北上港企，太多发展科技的机会曾摆在香港政府眼前，却没有珍惜。

香港是个高度经济化社会，前沿科研偏是最难谈经济效益的事情。研究“十年磨一剑”的科技，打造“国际创科中心”，这当中不只需要商界转变对科技投资的模式，更需政府在顶层设计上有前瞻布局、政策倾斜和财政投入，以“长远规划”对抗市场中追逐经济效益的“短视风气”。

眼见新加坡厚积薄发实现经济奇迹、深圳GDP反超香港，香港政府似乎已着手转型。2015年11月，香港政府组建创新及科技局，目的就是实现“再工业化”的目标。2016年，特区政府首次将“再工业化”纳入《施政报告》之中。

香港是个高度经济化社会，前沿科研偏是最难谈经济效益的事情。

2020年7月，港府又推出“再工业化资助计划”，生产商若在香港设立新的智能生产线，可以获得最高1500万港元的资助。

反应在数据上，香港初创企业数由2014年约1100间，增至2020年超过3300间，聘用人数由2400人增至10700人。

但“再工业化”很艰难，且目前项目大多集聚在传统工业升级，而非推动先进制造业。据港府统计处2019年的数据，制造业GDP占比还是仅为1.1%，产值在过去5年始终在400-500亿港元间徘徊，2020年还大幅下探到420亿港元。

相比内地，港府政策的资助机制还是显得保守得多。自“十四五”规划定调要发展尖端科技后，针对半导体企业，内地地方政府的态度更大胆，财政补贴力度也更大，还有各种形式的购房补贴和子女教育补贴等等。在本地科研资源不足的深圳，市政府直接发起成立了规模达100亿人民币的“天使母基金”，与深圳本地部分科技创投公司签约，实行1：1的资金配套，战略性投资一些深圳短板的初创企业。

恒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刘振韬直言，港府若想推动科技发展，必须“大幅度改革”，长期布局创科生态和制定鼓励政策，“投资都是跟政策来的，如果政策不鼓励，企业、工厂是不会落地过来的。”他解释，创科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回报周期相对长，“若没有一个很强劲的支持，那些公司分分钟死掉。”

毫无疑问，香港有很强的动力使经济更加多元化——拥有雄厚的资金，良好的国际化服务（法律、信息），同时紧邻广东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以及内地的庞大市场。但香港能否转型成功，打造“国际创科中心”，尚取决于香港能否真正发挥自身所长及满足国家所需。

今年4月刚被委任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校校长的倪明选直言，如果单打独斗孤军奋战，香港很难在创科上有所建树，全世界都在抢占中国市场，本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香港却一直慢半拍。30年前港科大曾经是全国唯一可以做出芯片的地方，但后来特区政府没继续提供经费升级更新，等于是“自废武功”。20年前深圳非常谦虚跑来香港寻求合作，香港完全不上心，错失了很多机会。如今深圳已是世界创科高地，香港在几年前才开始成立创新及科技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十四五”规划关于香港创科中心的定位，实际上已是香港发展创科的最后机会。香港再不融入内地用好国家资源，很可能“过了这村没这店了”。（编辑：文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