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是李光耀主政新加坡的第14个年头。当时的世界，尽管冷战热战同行，中美苏等大国之间的关系却出现新趋势——由于中苏分裂，迎来了中美联合对抗苏联集团。
另一方面，美国在越战的深陷泥潭，导致引发国内分裂与全球反美声浪高涨。而亚非拉美先后获得独立的国家，不论他们实行的是类似共产的经济模式，还是采取西方民主市场经济，大多数国家却因政治腐败，种族冲突和法治无为而面对困境。
然而，此时一个新时代正逐渐形成。上世纪六十年在美国硅谷出现的网络革命，标志日后工业革命的新阶段，正好意味着，以创新为主导的美国，在困境中有了新希望。而中国历经那场动乱的破坏之后，也在酝酿着寻找新方向。
当然，由于冷战的消磨，加上计划经济和统治方式，苏联深陷火坑，难以自拔。克鲁晓夫批判与全盘否定斯大林，为苏联解体埋下了定时炸弹。
而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南韩、香港和台湾地区；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无不迎着时代大变局之际，尽管还是深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却有意识地突破意识形态竞争的框框，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而踏上经济发展的顺风车。这才有了之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
时代大变局为李光耀和新加坡开启了难得的的历史大机遇。首先，中美合作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不仅迎来了中国的崛起，也改变了全球化的进程。这无疑给予了新加坡新的契合点。正是这一新变化，在经济布局和运作层面上，新加坡有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其次，美欧发达国家在八十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则让新加坡走向全球化带来了双向发展的新机遇。
由于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大变局带来的难得机遇，才步上成功建国的康庄大道。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晋身发达国家，有效克服一次次的经济危机，并成功地跨越了中产阶级陷阱。 在独立之后，李光耀进行了多个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经济转型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新加坡的工业与邻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差异性不大，相互竞争。 后来，新加坡进行经济重组，放弃加工价值低的工业，集中精力发展高科技活动，以便和亚细安（中国称“东盟”）伙伴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竞争。
李光耀更是根据择优劣汰的达尔文主义法则，布局产业经济发展，并坚定的认为新加坡“将永远作为跨国企业的中间人”。
如果自满，新加坡没有前途
独立后，李光耀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经过这些年的严格执行与规范，基本上已改变过往的陋习与无为。由此开启的司法体制建设，则为接下来建构完整的法治社会提供了保障。
不过，在变革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争议。主要涉及为何须设定与执行特定的法律，如鞭刑、死刑和对媒体的严格管控等。在政治领域也引发了用权不当的维权争议。
1985年2月24日李光耀在丹戎巴葛新年团拜会的讲话，进一步道出了新加坡司法体制改革的功效：“要维持一个高水平和不断向善法治的社会，也需要一定的纪律、社会规范和秩序。这是比要把一个古老贫穷、动荡不安的旧社会，改变为今天的新加坡更困难……如果人们自满于目前之所有，新加坡便没有前途。如果人民相信他们有潜能可取得更大成就，那么，新加坡便充满生机和希望。”
由此可见，李光耀之所以能够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以法治国、司法公正、严格透明执法的国家，是因为他善于把对司法体制建设的独特见解，灵活的与变动中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就像对反贪法令、刑事法典等的不断修订，从而提供及时的依法应对举措。既维续了社会秩序，也在过程中让法律法规到位。
欧美标准并非放诸四海皆准
建国之后，李光耀进行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包括民选总制度、集选区制度、非选区议员制度、官委议员制度等，虽被诟病，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广被认可。
不过，这期间来自外部，特别是美国的政、学界和媒体，对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发展予于严厉批评与诟病。为此，李光耀基于对特殊国情的理解，加上环顾后殖民地国家的失败经验，从而对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进行回击与剖析。
他一再强调：“没有人可以忽视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和背景。几千年来，各个社会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理想和标准也各不相同。二十世纪末的欧美标准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李光耀认为，民主社会要成功，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选民，一个是政党。
(此处删去500字，你懂的。有兴趣的读者请阅读原著）
新加坡眼评论
话说回来，最近日本福岛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有读者问，如果新加坡还是李光耀主政，该会如何应对？
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如果非要推测“李光耀会怎么应对”，大概还是过去几年期间，新加坡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根本态度和方针——以科学循证和专家意见为基础，以客观数据为依据，认真观察分析，理性地、严肃地与各方论证和沟通。
新加坡需要引进移民
1973年后的新加坡，李光耀在如何应对人口增长、构建强大的国家领导团队所需的人才，与如何处理外来移民的课题。当时，新加坡虽然刚度过了经济危机，但仍面对高达4%的出生率，以及大约4%的失业率。
李光耀对人口问题的处理，大致上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出生率不仅必须受到控制，而且还需要从优生学的视角给予应对，才是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二是小国寡民，精英人才稀缺，为此，就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把优秀的人才网罗到国家领导团队；三是基于新加坡本是个移民社会，接纳和吸收移民不仅是应该，也是必须的，特别是吸收与接纳优质移民将有利于提升整体国民的素质。
因此，李光耀极力主张优生学政策，如高智商生育的子女更优秀，而提出大学生可多生育，而受教育少者则只能最多两个。毋庸讳言，这一政策遭到了极大的非议。
李光耀的人才理念，即精英政策，可以说是构成他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之一。因为在李光耀看来，治理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必须具备特定的才能与素养。在当时的新加坡是非常稀缺的。第一代的国家领导只有李光耀是土生新加坡人，其他的吴庆瑞、拉惹勒南等皆为外地出生。而第一代的法官，只有蔡福海和辛纳杜莱是本地出生，其他的黄宗仁、杨邦孝等皆为外地出生。
另一方面，为了构建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人民行动党政府还必须与企业争夺人才。李光耀指出，“如果以为选举出任何人来出任公职，新加坡还能照样运作，那是愚不可及的。”
他曾经形容当时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大约只有300个。因此，为了贯彻精英政策，从1971年开始就设立了武装部队奖学金制度以培养人才。而后也有了总统奖学金、公务员奖学金等的出台，塑造出系统性的培养精英体制。
谁都知道，新加坡吸收和接纳新移民是必要的。可是，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特别是外来人才的增加，质疑与争议的声音随即而起。摆在新加坡人口问题上的难题是，进入八十年代后，出生率快速下降，女大学生倾向迟婚单身；各种族的出生率日益拉大，预示着原有的种族比例势将改变；随着教育水准的提高与社会结构的改变，移居外国的本地人才也出现增加的趋势。
如此情状下，李光耀认为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吸收新移民，从而弥补本土出生率出现负数的不足，与此同时，也须不断吸纳外来的优秀人才，以加强经济竞争力和人才库，并可抵消本土人才外流的缺失。
李光耀在与一位来自中国的看护交谈之后，悟出两个道理。一是，新加坡劳工短缺已是全然不容争辩的事实，因此需要对客工及新移民开放门户，在人口急速老化的压力下更需如此。二是，问题已经不在于该不该引进外国人，而是让外国人进来之后该怎样调控，才能缓和社会的紧张关系、帮助他们更迅速地融入新加坡。
李光耀认为，长期而言，新加坡必须继续吸引人才。如果不善待人才，就无法保持竞争力，这就是现实。
通过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公平
1970年代的新加坡经济已渐入正轨，从而迎来了八十年代的经济起飞。为此，造就了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准、教育水平和财富的积累都产生了急剧的变化。
李光耀说，“简单而言，新加坡通过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公平。创造就业机会、教育、住屋、医疗保健，让全民分享国家繁荣进步的成果。多数时候让最多人得到最多好处。”
（本文待续）
（本文摘录自《李光耀思想解读与探究》，部分文字有删减或调整）
作者简介
蔡裕林，以独立政治观察者身份，撰写时事评论，主要发表在《联合早报》言论版、新加坡眼等网站。作者曾长期受邀在电台等媒体接受采访，并以特邀培训讲师身份受邀做新加坡治理、时事课题的公开讲座。已出版的著作包括：《新加坡刮起改革风》《李光耀时代VS后李光耀时代》《后李光耀时代何去何从》《新加坡抗疫纪事》等。
2023年，配合李光耀百年冥诞,蔡裕林出版《李光耀思想解读与探究》一书，希望引发人们对李光耀政治遗产更广泛的关注与思考，包括：到底是否存在李光耀思想？它的内涵是什么？李光耀是个怎样的政治思想家？新加坡模式在后李光耀时代将如何演变？
两场与李光耀有关的公开讲座
今年是李光耀百年冥诞，新加坡天府会、新加坡同安会馆和南洋学会，都将举办与李光耀有关的讲座。
9月10日（星期天）
纪念李光耀百年冥诞座谈会
新加坡天府会将于9月10日举行“纪念李光耀百年冥诞座谈会”，具体活动详情如下：
日期：2023年9月10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1点30分开始
地点：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1 Straits Boulevard
主宾：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蔡其生
座谈嘉宾：通商中国主席李奕贤、前国会议员成汉通、蔡裕林
天府代表分享：张春华、钟瑞琳、彭世韬
大会主席：杨建伟教授
大会主持人：许振义博士
大会司仪：天府会秘书长刘朝霞
服装：商务便装
“新加坡眼”也将同步直播，可点击下方预约
9月16日（星期六）
《李光耀思想解读与探究》新书发布会
日期：2023年9月16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2点开始
地点：新加坡同安会馆，141 Cecil Street
会议主席：同安会馆主席陈汉栋
对话主持：南洋学会秘书长梁勇博士
对话嘉宾：区域媒体人锺天祥博士同安会馆文教主任、联合早报言论版主任叶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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