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整理/观察者网 白紫文 编辑/李焕宇】
养老金改革是全世界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在2021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养老金改革分论坛主持人，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指出，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全球增长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台阶，到2035年很可能每个工作者要负担一个退休者，再加上全球的低利率拉低了投资回报，使得养老金缺口会有非常大的问题。
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奥地利国家银行行长罗伯特·霍尔兹曼、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总裁李东阳、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高级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主管金秀咿、贝莱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就如何建立养老金可持续的政策框架，推动中国的改革进行了探讨。
周小川指出，中国养老金目前有三个支柱：政府出钱第一支柱，企业出钱或者企业和个人共同出钱的第二支柱，个人出钱第三支柱。从目前的体制改革来看，还存在着某些问题，激励机制也不够。
李波认为，养老金改革应该成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中国的养老金需要从现收现付的养老金转变为积累型养老金，即把当期的钱转入个人账户，由专门的机构进行长期资产配置的养老金。
他表示，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现在储蓄大量的在银行和房地产，这不够健康，应该把一部分的储蓄吸引到或者安排到养老金账户里来，这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配置到股权，这样就优化了储蓄结构。
养老金分论坛现场 图片来源：博鳌亚洲论坛（下同）
需要特别关注养老金第二和第三支柱
周小川在评价现行养老金体制改革时表示，总体来讲一季度比较粗，二季度相当细，中间还存在着某些理解、政策分析上的问题，激励机制也不够。三支柱有很大的潜力，对三支柱应该增强政府和财务成本支持，以变得更加有吸引力。
在他看来，中国在养老金体制上和政策体系上并没有自己的特长，也没有自己积累的特殊经验，所以做好国际经验很重要，有望对少走弯路和体制优化起到更大的作用。
劳伦斯·芬克顺着这三个支柱的概念说道，对于退休之后持续的融资和资金的提供问题，现在需要特别的关注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特别需要在市场上提供多样化的组建因素，并保证政府的政策能够实现一个非常健康的养老金生态系统，这样才能够保证长期的资金用于长期的需求，并提供长期的投资回报。
但在开放市场的同时，要有更好的公司披露的制度，提升透明度。对长期养老金投资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必须要确保在透明性的基础上，相信自己有长期回报，这就必须有很好的技术和风险管理架构。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表示，为什么第三支柱很重要？因为第三支柱它是一个自愿的、商业性的体系，我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可以算是养老金的内容。但问题是，它都是短期的为主，我国的储蓄2/3以上都是一年期以内的存款，理财产品4/5是一年期以内的，不具备养老特征。
因此，怎么把不具备养老特征的大量的个人资金的风险转化为长期的有养老属性的、有相对安全保障又有一定收益的第三支柱的养老产品，这是中国目前需要做的，而且国家也有这样的基础。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
养老金改革：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认为，养老金改革应该成为我们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为支持这一观点，李波提出了两点理由。首先，中国金融体系明显的短板，是长期的资本尤其是股本不足。中国支持实体经济，贷款的比重比较高，所以宏观杠杆率也偏高，同时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也显得不足，因为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股本，而中国的股本不足，且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偏大，因为资本市场比较缺长钱。
其次，从国际经验来看，获得长钱或者长期资本的主要来源是积累型的养老金。所谓积累型是相对于现收现付——年轻人当期缴费的钱花给当期老人讲的。积累型模式下，年轻人交的钱和企业为年轻人交的钱当期不能花，进入个人账户积累起来，由专门的机构进行长期的资产配置，到这个年轻人退休的时候才能花。
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组织，他们积累型的比重比较高。2018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养老金积累的余额加权平均占GDP的比重是126%，中国大概是10%左右，如果不算应急储备的话不到10%。如果能够推动养老金改革向积累型方向发展，按照OECD平均水平，达到GDP的126%，那按去年的GDP，中国可以有100万亿以上的养老金，能够有效帮助我们缓解或者解决金融体系的一个明显的短板，就是长期资本不足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
奥地利国家银行行长罗伯特·霍尔兹曼补充道，积累型养老金非常关键，因为有必要分散风险，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如果没有养老金的话，非金融机构的所有权就被外国一些富人所拥有，或者被公共部门所拥有，公众的参与度就不够，常这种金融机构的效率就有限。
但他还指出，公共的养老金体系，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增加或者提高退休的年龄，这对于任何类型的养老金都是一个解决的方案，积累足够的基金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总裁李东阳建议称，中国的养老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要往资产型的方向去努力，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第一支柱的结构性改革；一个是二三支柱短板问题。
他说，中国第二支柱干了十六年，覆盖了2700万人，2万亿的资产，第三支柱干了三年，到下个月就三年整，才4亿人民币、4万参保人，一张图里还显示不出来一个缝，就像一个头发丝一样看不见了，太小。李东阳认为，无论是第一个问题的结构性改革，还是补第二、第三支柱的短板，现在都到时候了，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了。
养老金账户要做实
最后，李波表示应该把养老金账户做实，这样可以优化储蓄结构。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现在储蓄大量的在银行和房地产，这不够健康，银行的钱只能用来做债务融资，应该把一部分的储蓄吸引到或者安排到养老金账户里来。因为养老金账户是通过专业管理，是可以做长期资本配置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配置到股权，这样就优化了储蓄结构。
以OECD国家为例，他们平均25%积累的养老金余额是用来配置到股权的，可以支持资本市场和股市。
李波还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具备条件做实的国家，一方面是因为生物收益（注：在场专家郑秉文提出的概念，即经济和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降下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有比较多的资源可以来利用和支持。
第一个是国有资本的减持，第二是国有土地的收益，第三就是还可以发一些超长期的国债来支持这个过渡期。过渡期一旦结束转型之后，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有很大的支撑作用，也就可以通过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来缓掉这个超长期的国债，实现比较有高技术创新下的更高层次的增长，支撑养老金有更好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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