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冯茵伦 实习生 闫慧环 吴若菲
【编者按】
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一年多，人类依旧行走在未知“水域”。
今年4月，德尔塔（Delta）变异毒株（以下简称“Delta变异株”）以惊人的传播力，在印度引发第二轮疫情大暴发，并扰乱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多国疫情应对进程。
Delta变异株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传染性最强的新冠病毒，美国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甚至警告，应把它当成新病毒来看待。7月末，南京禄口机场、郑州等地陆续遭Delta变异株“破防”，感染者迅速蔓延至国内十多个省份。
当人们把回归正常生活的期待押在“疫苗”身上时，Delta变异株的“免疫逃逸”再次触发人类的紧张情绪。是什么让变异病毒更具传染性？疫苗研发将如何因“异”而变？我们又该建立一个怎样的防控体系？
带着这些疑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来自传染病学、免疫学、病理学、公共安全等多领域的多位权威专家学者，试图进一步走近变异病毒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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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蔓延的Delta，正在成为全球新冠疫情中主要的流行毒株。
它的出现，是否会打破原有的防控策略？长期做免疫学相关研究、现从事肿瘤免疫药物研发的遗传学博士周叶斌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目前能做的最好办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病毒的复制过程。疫苗接种或者其他社交隔离的措施，都是为了把总病例数降至一个可控的水平，但由于我们面对的疫情基数实在太大，而疫苗也很难完全阻断病毒传播，所以“光靠疫苗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病毒”。
“它会像流感一样不断产生新的突变株。”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的结构生物学专家王年爽告诉澎湃新闻，新冠已经体现出很多流感化的特征，伴随着新冠疫苗的接种以及全球感染人数的增多，逃逸型的突变功能还会不断涌现，未来很难将其彻底清除，需要不断更新疫苗并作出科学决策。
“传染病的防控关键，不在于做得最好的国家，而是做得最差的。”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卫健委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谢幼华如是表示。
那么在病毒清零艰难的局面下，该如何制定符合现实情况的长期战略？特别是外向型城市和国家，该如何实现公共卫生管理的过渡和转型？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话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和广州市政府应急管理专家、暨南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应急管理教育促进会会长卢文刚，谈谈新疫情形势下的防控策略。
未来该如何应对？
澎湃新闻：最近国际社会陆续调整了防疫政策，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调整呢？
顾清扬：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一个小型且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不像中国，还可以实现内循环，基本保持经济功能不受影响。新加坡没有经济腹地，这种特殊的国情非常关键。别的国家的策略不一定在新加坡适用，同样，新加坡的选择也不一定能用在其他国家。
所以即使在疫情严重期间，也必须要有限度地和外面进行交流。但对于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该如何应对？新加坡处于警戒防疫状态已经一年半了，目前政府资助性的财政赤字是历史上最高的，但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两到三年，各方面都可能难以承受，包括政府的财政，民众的工作和收入等等。我们原来乐观地以为，最多一年，全世界就可以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但现实却不尽人意——照目前趋势，感染人数确实会下降，但是疫苗不能完全防止传染已是事实，病毒可能会跟我们共存相当长的时间。
最近，新加坡在调整策略，主要的思路是希望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使得感染和重症死亡人数稳定在一个可控范围，预计9月有限度地开放边境，维持经济生活的基本正常进行。但需要说明的一点，这个政策是在Delta疫情刚暴发时提出的， 从各国目前的数据来看，Delta病毒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可能比我们所估计的还要艰巨，我估计新加坡的政策可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
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与病毒共存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病毒的存在？病毒对我们人类造成90%的冲击和造成5%的冲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当新加坡不得不走向和病毒共存的时候，还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政策、社会管理和民众参与的积极的作用，一定要把病毒控制在一个可接受和可容忍的水平。
我认为，“可接受的水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衡量。第一，保证病毒对人民的生命健康没有大的影响。第二，能给予本国人民足够信心，鼓励他们去外出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因为如果病毒在社会上流行的程度比较高就会造成一定的恐慌，消费、生产活动就会受严重的阻碍，不利于经济恢复。第三，像新加坡这样高度外向型国家要开放的话，国内疫情的控制水平也必须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卢文刚：在复工复产的背景之下，开放的需求更加迫切，因此需要从治理政策方面考虑，二者之间如何达到平衡和适度。从地方治理角度，就是要“动态相机调整”，这是基于对疫情形势的研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韧性状态，即同样的疫情状态之下，不同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抗压能力水平不同，有的城市和国家在面对危机时体现出明显的脆弱性，而另外一部分城市和国家则体现出较强的韧性，诸如我国广东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相对于传统意义上内循环为主体的地区，在双循环的背景之下，广东在应对疫情时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会更大，考验其在新发展状态下的动态调整和快速适应能力，也即“韧性水平”。
从去年初到今年来观察，广东的韧性水平较好，但这一波疫情来看，疫情发展还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要继续保持信心，在疫情扩散持续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及中国疫情同国际疫情发展态势的互动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谨防松懈。
目前全球仍处于一体化进程中，外向型的广东尤其具有“全球化”的特点，其自始以来就是中国沿海的发达商埠，对外有着广泛的人员、贸易等交流往来，而“走出去”就必然面临着不同于境内的自然灾害、安全生产、公共卫生风险等，比如甲型H1N1流感、登革热疫情等，广东由此锻炼和积累了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同时地方政府的海关、机场、检疫系统等涉外部门的应急能力建设总体来讲都是专业和一流的。
每一个地区在治理风险时都要有一个基本思路，地方政府要做全面地隐患排查和风险评估，因为想不到的风险往往就是最大的风险。其次，基于每个地区和城市有限的防灾减灾资源及人力的考虑，在全面风险评估之后要排查梳理出重点风险、重大风险，增强风险防控的针对性、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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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战阻击战转变为持久战
澎湃新闻：从最初的新冠肺炎到现在Delta变异株，目前我们国家在公共预防方面采取了什么方式？有什么变化？
卢文刚：新冠疫情的防控，是在中国2018年机构改革、应急管理体制重大变迁下发生的，因此在应对的过程中也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我国现行体制应对突发事件的特点，即由某一类别突发事件政府的主管部门来牵头，通过联防联控机制协同地方党委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
由于涉及物资、交通保障、防控区域治理等方方面面，不能仅仅依靠卫健部门，必须要“一盘棋”治理，地方公安部门到基层街道等多机构深度参与到疫情防控中，从直观层面就表现为联防联控机制。
因此，我认为对于公共危机防控而言，宏观层面上离不开中国制度的优势、体制机制背景的考量，基层层面各地方也采取了不尽相同的做法，例如广东的“三人小组”，尤其是基层社区层面，卫生系统医疗人员、公安、社区干部（广大物业职工）的紧密配合联动体现了公共危机预防和应急响应所需要的协同治理。
澎湃新闻：机场、港口这样功能性的公共空间是防疫的关键。您认为，此次南京禄口机场出现漏洞，展现了防疫链上哪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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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清扬：国门不能够完全关闭，需要有限度的开放，所以说涉外口岸的管理就变得极端重要。就在不久前，新加坡樟宜机场出现了一起大规模感染事件，原因是机场没有很好地分区管理，病毒就钻了空子。之后樟宜机场进行了两周封闭大清除，并开始采取非常严格的分区管理。现在采取的分区，有两个概念：一是分飞机飞来的国家，是低风险、中风险还是高风险，对不同风险的层级做了区隔，使这三个区域不互相串，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的。二是在每一区内对各类人员进行分流管控，比如说后勤人员不能跟机组人员混在一起。这样一来，机场基本上实现了一个良好的管控，一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另外，从新加坡实际情况来看，海上破防的伤害力更大。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批发商用船把水产类运过来，工作人员卸下来后在当地开始进行批发、销售，就容易形成一个病毒输入的“软肋”。
这两个例子以及南京禄口机场出现的漏洞，说明陆海空三个方面以及口岸防控，变得极端重要，否则国内防疫成果就容易被冲垮了。
卢文刚：我认为有三个最直接的角度可供思考。第一，该事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疫情防控从遭遇战、阻击战转变为了“疫情防控常态化”状态下——某种意义上的持久战状态下，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干部明显出现了懈怠、疲倦、麻痹或者过于自信甚至自负的心理。
第二，对疫情防控中的一些关键部门、关键岗位重要干部的任命一定程度上存在“人岗不匹配”的现象，专业性有欠缺。像民航管理岗位本身的专业性就很强，加之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之下要加强外防输入，因此机场航空领域防疫就具有“双重专业性”的要求和极高的风险性。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在一些重要的岗位上必须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基于长期的专业教育、研究和实践，专业人士对传染病风险的敏感性感知和科学研判要远高于非专业人士。
第三，也暴露出一个单位或部门的应急治理体系和应急能力的漏洞和弱项，机场的分管领导、运行机制没有起到补短板补漏洞的作用。
澎湃新闻：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倦怠”背景下，未来公共管理该如何转型？
顾清扬：我认为，运用5G、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武器”，来追踪、控制病毒是未来的趋势。疫情出现一年半来，新加坡防御中的重要特点，就是用所谓智慧城市的方式来控制疫情，比如利用摄像头采集的数据，新加坡有一个软件叫“合力追踪器”，和“随行码”有些类似。
转型可以从细节开始入手。比如，新加坡目前采用了居民住房的污水排查排放监测系统，在居民区污水出口处进行样品采集，采集以后通过污水检查里面有没有病毒，决定是否对小区风控管制。政府计划年底要在全新加坡安装400个这样的监测点，我觉得这种科技可以高效寻找病毒可能出现的早期苗头。
卢文刚：目前来看，常态化、持久战防控的确是我们思想认识和举措上必须要坚定的一种考量。我们应当正确客观看待疫情各种形式的局部反弹的现象，既需要高度重视，针对性地分析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针对疫情可能的不确定发展态势制定多种应急预案，也要对我国的疫情防控做法保持信心，保持定力，不被一些消极舆论所左右。
不能简单按下停止键，要分级分类管控
澎湃新闻：我国人口基数大，流动量大，您对公共管理发展有什么建议？
顾清扬：无论是对中国还是新加坡，我的建议是进一步调动起基层，要更有效地、更系统地将民众组织起来，主动参与到防疫之中。新加坡用举国之力来控制疫情，但唯独忽视“全民筛查”这一手段。这样有一定强制性的方法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唤起民众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警觉，培养民众对公共卫生、国家的责任感，这是一个国家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软建设”。
加强基层组织在重大危机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未来的世界是极其不确定性的，不仅是公共卫生事件，包括全球变暖等带来的自然变化都需要我们应对。所以我们怎么把一个国家的国民有系统地组织起来，建立起常抓不懈、要有时刻动员起来的力量，而不是当重大的灾害、危机到来之后，我们再去临时去组织人力、临时建立基层组织，那已经太迟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这次新冠疫情，对我们整个人类，不管哪个国家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教训。
这次疫情实际上是对各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检验和考验，我觉得，中国的整个防疫在全世界是做的最好的，是包括美国在内很多国家都不具备的，很多国家也对中国这样的优势羡慕不已。
这次新冠疫情，就是一场人类和病毒的“世界大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战争，我们人类是没有准备好的，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未来不能总是有这样一些教训，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
卢文刚：总体来看，我国已经进入到了疫情常态化下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目前要面对的难点在于，第一，常态和非常态治理在公共政策上要有动态的相机调整，全球疫情一天不消失、一天不得到有效的彻底的遏制，我们就一天不可言松懈；第二，放眼国内，必须要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和常态疫情防控之间政策的适度，各地要科学研判当地疫情态势。
因此，这对于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无疑是一个考验，有水平的治理恰恰是要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适时地进行政策调整，精准施策。
澎湃新闻：您认为，我们离重新全面开放还需要多久？
顾清扬：这取决于几个因素，第一个是取决于新变种的病毒发生怎样的演变。一般来说，新的变异病毒可能会有两种趋势的变化，一个是它变得更加弱了，那当然对我们很好。第二种是它变得更加狡猾，更加顽强了，甚至可能升级成为一个新的，杀伤力更大的一个变异病毒，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影响我们未来开放程度的因素。
第二取决于科学家的研究进展的速度，能不能及早地研制出对付变异病毒的新疫苗。虽然Delta变异毒株跟原来的新冠病毒似乎是同源的，但是它很多表现，好像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病毒。
第三取决于全球合作，我们全人类能不能携起手来对付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全球这时候是最需要合作的，如果全球能够在WHO的框架之下紧密合作，大家一起携起手来，这样就离全面的开放就会更快一些、更近一些。但如果各个国家都是各自作战、互不配合，甚至互相抹黑、互相排挤，我们的资源不能充分的调动起来，我们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各个方面的不协调，那我们可能离开放就遥遥无期了。
卢文刚：“开放”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疫苗接种的不断推动，免疫屏障的逐步构筑，疫情治理的深入发展，在公共政策上应强调渐进性的动态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强调“双循环”，不可能完全和世界隔绝，即便是在外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没有对外循环草率按下停止键，而是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之下一边努力做好疫情防控，一边顽强发展社会经济。
我认为，各地各级政府首先要基于当地的实际情况，其可能面临的风险，分级分类制定疫情防控公共政策。其中还要针对每个行业的风险差异，调试不同的政策，精准管控。
疫情越持久，地方政府对疫情冲击比较重的部门和行业在“暖企”政策上更要给予帮扶，在一些韧性强的行业中，从业者的社会情绪积累、生存状态受到疫情冲击较小。而对于韧性比较差的行业而言，半年甚至三个月就意味着生死存亡，这就更需要地方政府在社会层面上对其及时给予扶持，例如减免房租、抵免缓缴税收，免征、减半征收和缓收养老、失业及工伤保险费用等等，从而提高这些行业的承受能力，共度时艰。
现在的疫情防控，早已不是一个纯粹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问题。医疗治理手段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还需要紧密配合基层社会治理政策、企业发展政策、舆论引导、国际关系政策等各个方面。这对国家和地方的整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是一种考验。
责任编辑：陈兴王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