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象神、马来拿督齐聚新加坡华人佛寺庙宇——聊聊宗教的跨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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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佛寺庙宇供奉印度教和马来土著的神祗？
不错，新加坡就有这样的事，而且并不罕见。
例如洛阳大伯公宫，主祀大伯公，配祀的神灵很有特色，除了常见的周仓将军、观音佛祖、齐天大圣、武判官、文判官、包公大人等之外，还有印度象神迦尼萨（Lord Ganesha）和结合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民间信仰的拿督公。

建于1860年的龟屿大伯公宫的边上，则设有拿督公圣祠，相依相靠。

为什么华人的佛寺庙宇会与印度族、马来族的宗教和民间信仰发生如此密切的联系？
这是因为在移民初期，不同种族通过宗教信仰的和睦共处，可以帮助华人移民与当地土著在联结方面起一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
跨越不同族群即是如此，在华人族群内部更是如此。而在新加坡华人社会起着“弱联结”作用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佛教。
早年华人移民的各帮派团体组织，平常来往不多，但大家都信仰佛教，就有可能把华人分裂的结构——不同的帮派联接在一起，并使得大家产生一定程度的集体认同感。
一切从坟山说起
这得从莱佛士开埠说起。
莱佛士1819年开埠之后，让新加坡这座小岛跨入了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快车道。莱佛士从一开始就制定了间接领导本地社群的行政管理模式，即将华人依照方言来进行划分，并各任命一人为“头人”。这沿袭了早前荷兰殖民者的华人“甲必丹”制度。
在移民初期，新加坡华人大抵先在马六甲立足，再依次迁徙南来。华人会馆组织之初多名为“公司”，其任务多为旅客茔墓葬事，孤客远征，归葬无所。唯赖乡亲，以收骸骨。故言华人社团，实发轫于公冢，由公冢再组会馆。而各宗乡会馆又往往与宗教性祠祀庙宇合而为一。
新加坡最早的坟山之一恒山亭即为代表，新加坡的福建人自行选举亭主，即为领袖，行使“甲必丹”的治理职权。
（恒山亭在1828年之前实已存在，是新加坡华人社会自助互助的最高典范，可惜毁于1992年一场大火）
这些以方言来区分的帮群，其头人领袖不但具有雄厚财力，而且愿意出钱以行公益，从而成为了诸多善事的缘首，他们更成为了新加坡基础治理结构的龙头。
恒山亭并非只是传统意义的公益组织，而是具有一定“治理权力”的民间自治机构。恒山亭是闽帮领导，后来衍生出天福宫和福建会馆。
在殖民地年代，天福宫和福建会馆具有支配新马地区福建人社群的权力，只有经它颁发的婚书，才是合法的婚配；天福宫大董事可以禁止福建女子为娼；统一丧葬与全年的祭祀；还创办了学校——道南、爱同、崇福、南侨、光华。
新加坡的早期宗教主要受到了这些富商、侨领个人意志与决心的重大影响。这种情况，甚至到了1911年之后也依然如此，太虚大师（1890-1947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访问新加坡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这一重要特点。即佛教的传播路线至少到了此时，主要是经由社会中上层、地方闻人（尤其是华人富商）与帮群组织（尤其是坟山、宗乡会馆、商会组织等）在推动。
在这类坟山组织以及民间庙宇之中，正式出家的和尚与僧人或者在家职业居士是常见的宗教执事人员。
佛教僧侣的出现
在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叶的殖民时期，虽然佛教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了市民的各个阶层，但是信徒还主要是抱著求神拜佛庇佑的世俗心态，而并不特别热衷于佛教教义教理的追求。香火庙还是新马本地宗教信仰的主流。
至迟到十八世纪末叶，中国南方的僧人已经非常积极地参加到了新加坡本土的坟山组织之中。在这些坟山组织和寺庙，佛教僧人主要扮演宗教祭祀的角色，甚至主持道教和民间信仰的仪式。新加坡制度性佛教真正意义上的开创者转道法师，就曾担任过天福宫的住持。天福宫主祀妈祖，配祀有保生大帝、关圣帝君、观音、孔子公、城隍、大二爷伯等，是儒释道和民间信仰合一的庙宇，并非佛寺。
新加坡“佛教圈”中的富商、侨领和文人名流
至少在东南亚地区，宗教活动往往是一个政界人士、帮群领袖、社会闻人、商界精英交汇的场所。
例如，在民间的游神活动之中，这些社会精英往往会随成为这些活动的顾问、领队或者炉主等，连政见不同的政党也会直接参与进来，以谋求与民众之间的直接互动。
这种活动背后的潜藏因素，远远超出宗教本身，而涉及特定社会之中的权威建立、秩序维持、领导层构建，以及涉事者的个人经济企图、政治抱负与个人声望攫取。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新加坡莲山双林寺的居士赞助人刘金榜（Low Kim Pong ，1838？–1909）。

刘金榜出生于中国福建漳州南靖，官名元勋，号文超，金榜为其乳名，谥号为诚正。他1858年来新加坡经商，初经营中药行，后开办银号，遂以致富。
莲山双林寺始创于1858年，构建花费巨大，除了几次公开筹款以及几位大施主的共同出资之外，主要还是由刘金榜来负担。刘金榜并不吝惜为了公益、慈善与宗教事业的花费。他也曾至少两次向清廷花钜资捐官。

著名学者颜清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离散华人社群因为离故国遥远，再加上清政府的歧视，故无法通过科举与出仕来获得声望、权势，因此就将地位上升的次序掉转成了：先获得财富，再以财富来博取声望与权势。
再者，与中国大陆的阶层划分壁垒森严不同，南洋商人社会极富流动性。在南洋华侨社会之中没有贵族、王室、官僚家族，富有者上升为社会领袖，而生意败落者也迅速下降到社会底层。故像刘金榜这样白手起家的人，就更有一种以财富来博取更多声望的心理冲动。
刘金榜不仅富有，而且乐善好施，成为了当时福建帮群的领袖之一。在光绪丙午年（1906年）溥仪的老师——著名清末文人陈宝琛来新加坡为漳厦铁路募集资金，刘金榜就出资五万元，认购了一万股，并因此在清廷晚期将其影响延伸到了北京。
在本地，他也在各界极为活跃，先后历任华人参事局、保良局委员等，并参与筹建了中华商务总会（今中华总商会）。而新加坡福建帮群的教育机构——道南小学1907年兴建时，共有一百一十位商家发起，其中刘金榜捐两千元，为捐款第二多者，而陈嘉庚的谦益号也只捐了一千元。
时至今日，新加坡至少有两条道路的命名与刘金榜相关，即中峇鲁的“金榜路”（Kim Pong Road）与以其所创建的万山堂药行命名的万山街（Ban San Street），另外还有一座以其命名的公园——金榜公园（Kim Pong Park）。所有这些，当然并非是因为刘金榜建立了双林寺所得，而是在其致力于公共建设、基层治理、慈善活动所带来的成果，但在此之中营建双林寺则是重要的一环。
一代诗哲邱菽园
有一人与刘金榜、莲山双林寺关系密切，不得不提。
他是新加坡近代著名的商人与文人邱菽园（Khoo Seok Wan，1874？-1941）。
邱菽园，名炜萲，字菽园。幼年出生于福建海澄，八岁时来到新加坡，十五岁返乡中秀才与举人，光绪廿一年（1895年）会试落第。因父去世，返回南洋继承家业。此后生活较为挥霍，加之1907年投资失败而破产，后倾心于文艺，遂以诗文而名世。

在修建双林寺的筹募活动中，邱菽园捐款三千元，只少于刘金榜本人及林显池的四千元，算是最重要的施主之一。
在双林寺的楹联之中，还有一副1904年大雄殿落成之后的对联，其落款为“花翎二品顶戴广东试用道甲午科举人董事邱炜萲”。在大雄宝殿的梁签，邱菽园的排名也是第三。

作为诗人，邱菽园诗集存有大量与双林寺第六任住持福慧（生卒年不详）、普觉寺的创办者郑雨生（生卒年不详）、转道（1872-1943）、二十世纪中叶可能最为重要的新加坡佛教居士——李俊承（1888-1966）以及另一位重要僧人瑞于（生卒年不详）之间酬答来往的诗稿。
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之中，帮群领袖往往具有一种通过宗教权的构建来获得绅权的冲动。而商绅与文人名流经常有互动的需要，相互借力。宗教圈不乏商绅与文人名流的身影，是神权与财权、绅权的相辅相成，至今依然。
宗教有助地方性社群的整合
新加坡社会的民间帮群以方言为特征，具有颇为强烈的排他性。不同方言区的移民往往也有极具地方性特点的不同神祇崇拜。比如南安人崇拜广泽尊王，金门人崇拜牧马侯陈渊，安溪人崇拜清水祖师，等等。
这种方言加上宗教上的差异就必然带来族群上的分裂，以及有时会出现的矛盾。然而这些帮群间固然存有张力，但无论是新加坡上层治理，以及下层生活交流所产生的日渐同化，也都使得各不同帮群有相互沟通以求共存的需要。
以莲山双林寺为例，它是新加坡第一座具有制度性意义的正统佛教寺院。然而即使如此，在此寺之中也必然带有新加坡本地民俗宗教的若干色彩。比如就供奉的320尊神祇而言，其中除了佛教众神之外，也包括天后圣母、太阳神、太阴神、太岁神、文昌爷、财神爷、虎爷、吕洞宾、齐天大圣、莲花太子等明显非佛教的因素。这说明双林寺通过制度性佛教的普适性，来整合新加坡本地的宗教资源。
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整个海外华人社会网络中，中国传统佛教信仰起到了某种“弱联结”的作用。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它甚至可以用来整合不同国家与拥有不同佛教背景的人群。
杜南发在《双林寺创建者重探》一文中提到，1899年《海峡时报》报道，刘金榜为筹建莲山双林寺捐献了56英亩土地，目前已经耗资两万五千元，尚需筹集三万元，有一位Silva先生除了捐献钜款外，还当任工程监督一职。
杜南发考证此人全名为Balaga Porolis de Silva，即1920年《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中所提到的“息里末”，捐贰仟四百元；除大施主刘金榜之外，他是捐款数目第三多者。在所有的董事之中，他排名第八。
另，双林寺有一份《立大雄宝殿梁签》（1904年），其中有全部董事与协理的落款，其排序为“大总理信官刘印金榜董事；杨本陞、邱菽园、高万邦、陈合春、林顺池、颜联发、陈福茂、息理末协理……”。息理末担任协理一职。
同时，在一副题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楹联中也有“信士西廊息理末等仝沐恩敬奉”。所谓“西廊”，乃是锡兰（Ceylon）的音写。很明显，息理末来自锡兰。列名在这个楹联中的还有来自缅甸仰光的高万邦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巨港的华人甲必丹谢庆春。
这种跨界的功能，是其他一些地方宗教信仰所难以做到的。
南洋学会12月19日讲座《新加坡眼》将直播
南洋学会将于本月19日傍晚七点举办系列讲座的第二场，由南洋学会编辑主任纪赟副教授主讲，评议人是南洋学会会长许振义博士，讲题是《僧侣、富商和文人名流的交集和社会服务》。
讲座地点是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报名电邮：chuasoopong37@yahoo.com
《新加坡眼》届时直播。

纪赟，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新加坡佛学院长聘副教授，兼任教务主任、图书馆馆长，《新加坡佛学研究学刊》主编、南洋学会编辑主任。
除教学外，纪赟主要从事佛教文献、佛教史等相关研究。出版专著《慧皎高僧传研究》《佛教经典观》《太虚大师新出文献资料辑录》，译著《那体慧佛教文献学研究论文集》《佛教文献学十讲》《左冠明佛教文献学研究论文集》《大乘佛教》；编辑文集十多种、英译汉论文四十余篇、会议、学刊学术论文和书评二十余篇；新加坡《联合早报》“名家专评”专栏文章二百四十余篇。
南洋学会将在本周六、周日（12月18、19日）晚上7点直播讲座。
12月18日7pm：林纬毅教授“伯公：一尊熟悉的神祇，一个混淆的尊名”，评议人梁勇博士
12月19日7pm:纪赟副教授“僧侣、富商和文人名流的交集和社会服务”，评议人许振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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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学会
南洋学会，原名“中国南洋学会”，成立于1940年3月，是东南亚华人最早研究南洋课题的学术团体，由新马一批南洋研究的中国学者姚楠、许云樵、张礼千、郁达夫、刘士木、李长傅、韩槐准、关楚璞等创办。

学会主要出版《南洋学报》《南洋学会丛书》等，为学者研究提供交流平台。学会也举办各类学术演讲和研讨会，邀请对南洋文化有兴趣的社会人士参加。
《南洋学报》已出版七十多卷，历任主编有王赓武、郑子瑜、李廷辉、黄麟根、魏维贤、崔贵强、陈松沾、李志贤、陈荣照、许振义等。
位于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南洋学会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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