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30年的时候，华人就已经成为新加坡最大的社群。到1867年印度管辖结束时，华人占到新加坡总人口的65%。几乎所有华人移民都来自中国东南部的福建和广东两省，当时分为了四个主要的方言群体：闽南人、潮州人、广东人和客家人。闽南人的人数最多，从新加坡开埠之初就掌控着这里的商贸活动。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潮州人，潮州人是第二大方言社群。
广东人大多是农业劳工、锡矿工或工匠，包括了新加坡大多数的木匠、裁缝、金匠和泥瓦匠。客家移民大多在港口停一下就转往内地的锡矿，但也有一些在新加坡定居下来，一般成为劳工。闽南人和潮州人的方言和习俗有一些亲缘关系，但广东人和客家人的方言和特点却差得很远。
在这里出生以及少数在中国出生的移民永久地在新加坡定居下来，生根发芽，有些大商人还根据1852年颁行的归化法，成为了英国的公民。不过大多数移民都希望奋斗几年，赚够钱后就回中国去。为此，他们勤奋工作，生活简朴，定期把积蓄寄回给身在中国的家人。
华人群体倾向于自我组织，独立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这让新加坡的统治者们既感欣慰又觉担忧。官员们很尊重这些华人，认为他们是勤奋自强的居民，但又为他们带来的宗族仇怨和帮会组织头痛不已。
华人移民大多是些吃苦耐劳又聪明机敏的开拓者，来自中国广东的东部和福建南部狭长的海岸地带。山脉将这两个多山的省份与中国的中部地区隔开，这里大多数人并不务衣，而多以打鱼、造船和经商为生，有抱负的年轻人习惯于移民他乡闯荡谋生。
这些年轻的移民都能接受简朴的生活条件和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很适合充当急先锋，具有冒险精神，去挑战南洋那充满艰难险阻，甚至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新生活。
大多数来到新加坡的华人移民都是不识字的年轻人，之前从来没离开过家乡的小村子。当他们来到新加坡这让人不知所措的新世界时，总是倾向于加入同胞中，让他们觉得比较熟悉的团体。由于新加坡殖民地当局不会给他们任何指导帮助，自己又举目无亲，于是他们就找那些同姓、来自同一个地方、讲同一种方言的老移民。他们跟这些人干一样的工作，后来渐新地，这些区域性的团体又融入更大的方言“帮会”。
“帮会”不仅处理与职业相关的事务，还主持更宽泛的社会、宗教和经济方面的活动，如组织彼此互助，营建庙宇等。有些组织是由来自槟榔屿和马六甲的华人移民建立的。
早在1823年，新加坡就有了第一个客家会馆，潮州人大约在1830年创立了义安公司，而新加坡的福建会馆则建于1839年。
这种同族同乡之情帮助华人移民适应了新的社会环境，但与此同时，福建、广东两省的宗族仇杀也是臭名昭著的。而且这两个省还是三合会（即天地会）的大本营。
早在17世纪中期清军入关时，逃离的政治避难者就在马六甲建立了帮会组织。这些海外的帮会最主要的功能是经营苦力贸易。直到1880年《华人移民法令》颁布之前，劳工移民的分配都是由身为帮会高级成员们来操作的。三合会的分会在新加坡开埠之初就在这里建立，到1840年时，据说已拥有5000-6000名会员。其他与之相抗衡的帮会也在这个世纪中期建立。它们造成了这一时期在岛上肆虐的种种暴力活动和罪行。
“帮会”成立之初的主要目的是反抗清政府：反清复明，后来演变成承担许多社会功能的社团。它们保护年轻的移民，为他们安排工作，让他们加入一个兄弟团体，使他们在陌生的异国他乡也能拥有归属感。它们自行解决内部纠纷，根本不理会那些官方的司法体系。但这些帮会要求会众绝对服从指令，讲兄弟义气，哪怕需要作出牺牲也一样。
“帮会”反对华人皈依基督教，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的权威。1851年，帮会派了好几伙人，到本岛内陆的种植园里肃清基督徒。据传言，有500名基督徒因此被杀，近三十处农业定居点被毁。
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时，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为逃避国内的饥荒和战乱，不顾清政府的禁令选择移民海外，华人移民潮随之再次高涨。
在1853-1854年的官方统计年度里，有1.3万多名华人移民抵达新加坡，其中很多人都是当时正在中国南部肆虐的内战造成的出逃叛乱者和难民。
新加坡的闽南人为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提供了主要的资金和领导人支持，在这场起义中，起义者们一度控制了厦门。大多数参与者其后都逃到了新加坡。但是，他们的到来打破了原有帮会间的平衡，紧张气氛持续了几个星期后。1854年，终于在本岛内陆地区爆发大规模的械斗，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其间，据说发生了多起惨案，男人、女人甚至小孩都被刺伤或砍杀，有些村庄全村被血洗。当时还有流言称，有好几百名华人在城外聚集，准备攻城。
整场事件中，可能约有400名华人被杀，许多家华人商场被洗劫，城中的争斗平息后，乡间的小冲突仍然持续了一个星期，但这场纷争只是华人内部的纷争，并未针对殖民地政府或其他社群。
各个帮会靠经营苦力贸易和掌控娼妓发财。这两大营生是控制那些无依无靠的年轻流民的绝佳手段。由于对苦力的需求极大，导致大规模的苦力贩运中出现大量的虐待现象。许多年轻人都是被在中国招募劳工的人贩子下药、绑架或者骗来的。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前往新加坡之旅就是一场噩梦，他们被关在闷热的船舱里，旅途中总有上百人会死去，而尸体往往被抛入新加坡湾。1863年，一艘从澳门驶来的帆船上，300名被运来的劳工里，只有120人活了下来。
到达之后，这些移民仍被关在船舱里，直到相中他们的雇主向帆船主付清了船费才能把他们带走。生病的人是等不到人雇用的，常常只有死路一条，而身强力壮者却很快就会被雇主抢走。这些被称为“新客”的移民劳工必须要为雇主服务一年，其间雇主会包吃包住，发衣服，还会发一点零用钱。一年后他就自由了，可以自行寻找活干。
华人移民受到马来诸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上工作机会的诱惑，大批涌入新加坡，帮会随之因进行劳工贩卖贸易而兴盛。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每年11月至次年2月的移民高峰期会给新加坡带来3万名华人。移民中包括一些职业流氓，他们因靠锡矿和其他一些比较动荡区域对打手的需求而来到此地。1872年时，据说光新加坡义福公司一家就雇佣了4000名流氓。
很多”新客”都被关在苦力船上，或者这些帮会在岸上的据点里。
那里的条件非常糟糕。随后他们被运往苏门答腊等地,，这些地方因为条件太过恶劣而无法吸引自由劳力前往。在19世纪70年代时，这种类似于绑架的行为非常成体系，这些人甚至还会绑架那些付过船费的自由移民。有一次，流氓竟然公然押送80多名“新客”穿越新加坡的大街小巷，要把他们运送到锡亚克去。
随着帮会实力不断壮大，各帮会间的利益争斗也越来越激烈。终于。在1872年新加坡发生华人骚乱，骚乱导致新加坡几乎瘫痪。为此，新加坡殖民当局开始采取措施大力打击臭名远扬的苦力贩卖活动，并开始整治帮会。
随着帮会失去了对移民、劳工和娼妓的控制，他们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赌博上。1886年时，一个官方的调查委员会揭露出赌博的四处泛滥。在苦力要回国之前，帮会就会在当地开赌局，很多人在里面把毕生的积蓄输得精光。赌博活动很有组织，幕后黑手们公然无视禁赌法令，警察则定期向赌场收取保护费，然后默许他们的活动。
1888年，新加坡殖民当局考虑消灭帮会，1889年，一项旨在镇压危险帮会的法律《帮会法令》出台，并于1890年开始实施。
令人意外的是，这项法案的实施竟然没有引起任何骚乱或者动荡，华人帮会没有任何抵抗。
《帮会法令》没有能完全消灭秘密帮会，只是使得大的帮会分裂成了小群的流氓地痞，他们继续向商店、赌场计馆、妓院和小贩勒索“保护费”，彼此之间则为了争夺地盘大打出手。在经济萧条或者政治控制薄弱的时候，他们就公开作恶，有时候还利用政治上的风向变动进行渗透，成为社会实际上的负责人。
但这些帮会却再也未能恢复到1890年前那种庞大的组织规模或广泛的权力控制范围。帮派间的械斗仍然存在,但那种能使新加坡瘫痪的大规模带会骚乱已经不再出现。严密的帮会组织已经变得非常松散。新加坡当局一旦发现违法，会把帮会头目驱逐出境并遣返中国，这项惩罚措施非常有效，因为一旦这些被驱逐的头目返回中国，他们就会被清政府抓起来甚至被砍头。
《帮会法令》是新加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使得各大帮会在新加坡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