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市丛林：实践“集体主义”的终极载体
该如何构筑“城市创新丛林”？在集体主义“创新资源最优化”的目标下，医药创新的“城市丛林”又需要遵循怎样的法则？
1．不是市场竞争主导的弱肉强食，而是靠“上帝视角”精心谋划的“计划经济”
对于城市规划者、管理者而言，发展“生物医药”不仅仅是资源的机械式吸引和导入，一个规划方案加之几项招商政策，仅仅是城市发展生物医药长征的第一步。对于长孵化周期、高投入、依赖多领域合作复杂产业集群，城市不仅要成为产业“生态丛林”的空间承载者，更应该扮演好生态形成的助推者、资源的供应者、规则的守护者。
这需要深谙医药创新规律的城市管理者作为调配资源的“有形的手”，在“顶层设计”指引下，用足够的耐心和魄力，把土地、资本汇聚并下注投资。纵观世界多个先进的医药产业集群，即便是在倡导“自由经济”的美国，其形成和发展都充斥着“顶层设计”的痕迹；而新加坡的医药产业的发展腾飞，更是政府步步谋划的经典手笔。
“生物医药”是新加坡政府进入21世纪后在国家层面规划的四大战略支柱产业之一。如今，新加坡已成为亚洲药品制剂的生产研发中心：全球十大顶尖药企中，七家公司都将区域总部设立在新加坡；2018年，新加坡药物产额达128亿美元，医药科技产业附加值高达49亿美元，同比增长19.7％❶。新加坡生物产业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离不开政府的科学引导；在此过程中，政府不仅是产业发展的“总规划师”，更扮演了确保顶层设计落地实现的“总投资人”。
在顶层设计层面，新加坡政府在2000年便制定了长达15年的“生物医药科学倡议”（the Biomedical Science Initiative，以下简称BMS倡议）。BMS倡议涵盖了制药、生物基础等多个领域，并制定了吸引人力资本、智力资本、工业资本（以下简称3C）的详细策略：在第一阶段（2000-2005年），通过建立生物医学研究的核心能力，并引入重要的人力资本和工业资本；在第二阶段（2006-2010年），持续增强在转化和临床研究中的能力，拓展医药市场；第三阶段，加大创新投入，确保新加坡作为全球医药研发、生产中心的竞争力❷。
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下，新加坡成立“研究创新企业委员会”并下设“生命科学执行委员会”，统筹管理“科学技术研究局、经济发展局、卫计委医学研究理事会”等多个机构，明确各主体在“产业投资、制造促进、商业化、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职责分工❸。
同时，政府资本亲自下场，领投、建设产业园区，进行“西有大士制造，东有启奥研发”的产业分工——在2000年工贸部下属裕廊集团（JTC）主导投资的医药制造基地“大士生物医药园（Tuas Biomedical Park）”建成的基础上，2003年，新加坡政府投资基金EBDI旗下的BIO One Capital投资建设生物医药研发中心“启奥生命科学园（Biopolis）”。在政府的有意引导下，新加坡医药产业大士制造、启奥研发、CBD总部商务聚集的格局得以形成。
“政府参与”的深度绝不止于园区建设，新加坡通过“政府基金主导、全球资本参与共同投资”引导产业良性发展，并在后续的研发投资、设施采购、服务平台搭建、人才引进、成果转化等方面，持续发挥着主心骨的作用。例如，新加坡国家研发基金（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面向多类研究机构，提供研发计划的资金支持；政府产业基金BioOne资本，与多家国际及新加坡本土生物技术公司、制药公司一道，为启奥科学园内中小企业提供研发支持。
正是政府的亲自谋划、主动投资、俯身操盘，为新加坡医药创新生态丛林的生长开辟了充足的空间、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成功吸引、培育、扶持了多家大型企业、外包机构、创业公司、科研院所，真正激发了医药创新的产业生态活力。
2．要规避“强领地意识”下的各自为战，鼓励共享共荣的“物种交换”
培育起创新生态后，保持其高度活跃的关键在于，打破创新丛林中各主体本能自我守护的“领地意识”，通过激励“人才流通、智慧共享”进行创新资源的“物种交换”，培育良性竞争氛围和蓬勃的内在生长力。通过创新“物种交换”实现群落繁荣的典型案例，当属美国科技产值仅次于硅谷的第二大创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北卡罗来纳州创新三角科技园（Research Triangle Park，以下简称RTP）。北卡罗来纳州（以下简称北卡州）三角区由三所顶尖大学所在的城市连接而成——罗利（北卡州立大学）、达勒姆（杜克大学）、教堂山（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20世纪50 年代，该区域的高校院所彼此鲜有合作，与业界脱轨，科研不出校门，创新经济的带动性微乎其微，面临着“强研发、弱产业、无生态”的困境。
北卡罗来纳州创新三角科技园，图片来源：flickr@GSK
为实现打破院墙、创新共荣，20世纪50年代末，北卡州决定，由政府牵头联合周边大学、重点企业共同组建“三角研究园基金会（Research Triangle Foundation，以下简称RTF）”，并在基金会RTF的主导下，建设“三角科技园（RTP）”。政府希望以RTP为载体，真正激活、兑现本地的创新优势。
如今，RTP已成为汇聚生物医药、信息科技、清洁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全球领先创新区，其中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企业占园区企业总数的45％以上，聚集了葛兰素史克、拜耳等药企巨头，多家生物科技研发中心，90余家外包机构，生物医药已经成为RTP最重要的创新领域❹。通过园区建设实现多研发主体“物理意义”的聚集，只是园区创新生态构建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RTP激励了顶级科学家、研发人员、技术从业者、创业者之间的人力和智慧的“自由组合流动”，进而实现了创新生态的持久激活。
本书开篇文章中已向大家阐述，美国《拜杜法案》系列技术成果转化法案和规定，保障了政府资助科研成果商业化后对于研发人员的利益分配，是创新人力资本在学界与业界自由“横跳”的护身符。在“政策护体”的前提下，RTP对创新人才从“单一身份圈地自萌”到“走出院门跨界碰撞”的激励，体现在针对不同主体的精准“牵线”：通过多对接渠道、合作平台搭建起人才自由流动的桥梁。
对于高校、研究机构，RTP通过组建跨校研发团队、举办研讨会等，促进知识享和联合研发；同时，北卡三角区域内多家大学以“北卡州生物技术中心（NCBC）”为媒介，进行尖端科研设施共享，如杜克大学分子表征设施、北卡州立大学AIF分析设施等，以设备共享促进成果共荣❺。
对于校企双向合作，RTP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帮助实现科研人员在“教师—企业员工”间的无缝转换。例如，高校教师可兼任三角园国际发展集团（RTII）员工，最大化其商业生产力；这一“身份旋转门”促使RTII拥有超过80个国家的科研力量，研究专利有400余个❻。另外，三角区鼓励企业主动走进高校、导入产业资源、进行合作研发，例如，主动搭建校企“中介链接器”牵线做媒，通过成立创新三角区域合作伙伴（RTRP）作为“营销中介”，营销RTP内高校资源并指导企业入驻。
在创新资源的多边共享上，北卡州生物技术中心（NCBC）作为生物技术研发的“基站”，通过建立信息数据库、协助技术转让等，助力整个RTP甚至全州的生物技术开发。同时，RTP通过搭建包括“样本分析、检测认证、临床观测”等多项公共技术平台，进一步推动技术成果商业化。创新“基站”以开源创新资源、服务全州人才的方式，最大化打破了创新资源充分流通的壁垒。
产学研融合的本质在于“人”，集体主义“联合创新”的关键也在于“人”。在创新生态中，创新“人才”的“身份自由”和“资源自由”，无疑是保障生态丛林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源。
3．不仅是孵化单一种群的苗圃，还是多种群百家争鸣的沃土
至此，我们似乎已经掌握生物医药生态丛林的缔造法则：需要政府以“上帝视角”统筹规划、亲自下场投资引导，也需要内部“智力养分”的充分流动……
但是，在创新高速迭代的时代，一切技术优势可能被迭代、一切产业资源可能被虹吸，尤其是对于链条漫长且关联领域盘根错节的生物医药而言，生命科学、材料化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任何来自其他维度的突破，均可能“换维打击”到本产业的发展。那么，医药“生态丛林”如何做到真正的“计深远”？
毫无疑问，生态群落的生命力，尤其是抵御自然灾害、自我恢复的能力与其多样性息息相关：种群简单的群落更容易被“摧毁”，而物种越丰富、种群越多样的生态群落生命力越顽强。对于生物医药的产业生态群落而言，道理也是如此。因此，在谋划“生物医药”丛林时，越具有前瞻性、越具有能量的城市，更应该跳出“医药”本身的限制，最大化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尤其要关注“医药”关系紧密、相伴相生的重点领域。
由丹麦、瑞典两国协力共治的“生物医药谷（Medicon Valley，以下简称医药谷）”对于国内立志于生命科学探索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城市，无疑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产业培育案例。医药谷位于丹麦、瑞典跨境合作区域“奥瑞桑德（Oresund）”，依托该地区强大的研发资源和成果转化、临床转化能力发展而来。如今，医药谷已经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生物医药中心：在医药谷聚集了包括Novo、Ferring、Lundbeck、LEO四大药企巨头，该地区超60％的生物医药企业，130余家CRO和CMO企业❼。
全球医药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维持医药谷医药持续领先的关键，恰恰得益于其在“生命科学”的原始创新积累和医药相关领域完整产业链条的培育。
对于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原始创新，医药谷区域聚集了九大研究机构、五大科技园区及多个世界级实验中心，包括欧洲散裂中子源（European Spallation Source）、激光同步加速器MAX IV等。医药谷联盟（Medicon Valley Alliance）在其官方报告中表示，“尽管区域大型药企的发展进入瓶颈，但生命科学的发展在持续扩张，新的产品在持续面世，医药出口依然在持续增加……ESS、MAX IV等大型科学设施的投入，通过在材料领域的研发突破，必将对生命科学突破产生深远的影响”❽。如果说医药研发更多源于生命科学的新发现、生命科学的突破、依赖基础科研的重金投入，那么医药谷在上游的创新维度，已布局延伸到基础研究的“最顶层”。
欧洲散裂中子源园，图片来源：flickr@News Oresund
基础科研以外，医药谷并没有放弃相关领域的攻坚，其中就包括与医疗、制药息息相关的“医疗设备”产业。“药物制品”和“医药器械产品”不仅共同构成丹麦和瑞典医药产业出口的主要产品；同时，先进的医疗和制药器械在提升临床治疗、反哺药物研发方面起着积极作用，间接促进了制药行业的发展。2018年，丹麦及瑞典“药物制品及医疗器械”出口同比增幅达7.7％和10.6％，超过170家跨国医疗器械企业在医药谷设立了分公司❾。
总结新加坡、北卡三角园、丹麦-瑞典生物谷的经验，医药产业的“城市丛林”法则，是站位“上帝视角”的资源调配、鼓励打破藩篱的“人才自由”、跨领域共建的“群落扩张”。
行笔至此，对于我国城市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能够提供“空间载体”的城市众多，但更有实力、更有机会玩转“丛林法则”的城市有哪些？
笔者认为，医药产业作为“顶天立地”的强研发、高投入行业，在前瞻谋划、精巧设计的基础上，同样离不开需要一定创新资源的“原始积累”和足够大手笔的“真金白银投入”；显然，拥有“资源锚点”和“资本引力”的城市，将拥有更多的先发经验。
所谓“资源锚点”，即医药创新资源锚点，包括相关科研机构、临床院所聚集之处，甚至包括“基础科学研究中心”。以北京怀柔科学城为例，借鉴医药谷经验，其在建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必将对其规划中的“生命科学”领域创新突破产生深远影响；围绕生命科学的突破，下游医药研发将迎来充满想象空间的“技术外溢”；而所谓“资本吸引力”，不止在于其招商引资的能力，也在于其筹集资本、调用资本、通过资本吸引企业和人才的能力与魄力。
怀柔科学城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北京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
图片来源：beijing.gov.cn，潘之望（摄）
因此，从上述“资源锚点”和“资本引力”两个角度看，北京、长三角、珠三角、成都、武汉等“家底雄厚”的城市或区域，无疑是医药领域“摘星”的机遇城市。愿那些有魄力、有意愿的城市，在未来生物医药的漫漫征途里，顶天立地，摘星辰！（完）
本文节选自华高莱斯“技术要点”系列丛书《科学中心城市的崛起》如您对本书感兴趣，想了解更多内容，请长按上方图片扫描二维码，根据提示信息完整填写资料，免费获取本书。另外，点击上方图片，即可阅读本书网络版。
作者简介
杜玮 华高莱斯董事 策划总监
2015年加入华高莱斯，在区域开发、新城建设、创新产业、城市更新、文化旅游、商业地产等领域顾问经验丰富，擅长创新、研发开模。
参考文献
❶EDB Singapore：OVERVIEW OF THE SINGAPORE MEDTECH INDUSTRY
https://apacmed.org/content/uploads/2019/05/EDB-Singapore-slides_Final.pdf.
❷Keat-Chuan Yeoh，Singapore’s biomedical sciences landscape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57/palgrave.
jcb.3050083.
❸火石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洞察|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❹RTP官网https://www.rtp.org/.
❺NCBC官网
https://www.ncbiotech.org/resources/core-labs.
❻RTII 官网，https://www.rti.org/
❼火石创造微信公众号：王一纯：《借鉴|丹麦—瑞典生物医药谷区域经济环境发展路径分析》.
❽Medicon Valley Alliance：State of Medicon Valley 2019
https://mva.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State-of-Medicon-Valley-2019-web.pdf.
❾Medicon Valley Alliance：State of Medicon Valley 2019
https://mva.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State-of-Medicon-Valley-2019-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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