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P2P已死，互金产品风光不再！新加坡却反其道而行之？

来源｜SingPlus新加坡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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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0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进行了演讲，宣布了中国P2P网贷机构清零的消息。

十天之后的12月18日开始，以蚂蚁旗下支付宝为首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存钱产品被指违规，陆续下架。

在中国这边，互联网金融圈似乎掀起了一场不小的“血雨腥风”。

同样是12月，新加坡在月初发了四张众人翘首以盼的数字银行牌照，平和安逸地迈向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下一步。

两相对比一下，一边是潦草的收场，一边是崭新的开始。

何以有此区别？

01.

中国P2P之死

P2P，Peer to Peer。

不完全是人对人，P2P的真实含义是，点对点。

根据中国原银监会等四部委2016年8月发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P2P借贷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受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范。

P2P平台（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专门从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活动的金融信息中介公司。

真正的P2P平台，本身只是一个中介机构，作为一个桥梁，连接借款人/机构与出借人（投资人），撮合双方的交易，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承担部分审核风险的工作。

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理解就是，房产中介。

房东和购房者互相不知道信息，且不信任对方，中介出面协助双方交易，所有资金都放在银行的三方账户，中介监督双方完成交易。

而且P2P只是信息中介，区别于传统金融机构作为信用中介的功能，二者本质区别在于信息中介不用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负责。

因为真正的投资决策是投资人做出的，其中的收益与风险，全部由投资人承担。

虽然这种P2P网络借贷模式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但其在中国的发展却经历了大起大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2006年，中国首家P2P平台在上海出现，它就是拍拍贷。
但这家“第一个吃螃蟹”的公司并未掀起什么波澜，此后在P2P行业创业的寥寥无几。直至2010年，这个行业才开始被创业者和投资人所关注。

2010-2011年，中国P2P行业进入探索期，陆续有人入圈。截至2011年底，网贷平台约有20家，活跃平台不足10家，主要集中于北上广地区，月成交额约5亿元，投资人约1万名。

2011-2012年，更多的人开始涌入P2P及相关行业，P2P平台也从20家左右增长至240家左右，投资人介于2.5万至4万名间。
但由于对融资项目考察不到位、缺乏法律法规管制，这一阶段发生不少平台倒闭、非法集资等乱象。

2013-2015年，P2P的发展迎来了高潮。
2015-2016年，中国P2P网贷行业达到巅峰，P2P平台数一度超过5000家，几乎每月新增P2P平台数都超过100。
随着平台数的增长，中国P2P网贷的总规模也出现惊人涨势，成交总量和贷款余额均达到千亿人民币的量级。

然而，自2017年7月到2018年6月，其中的1400多家已不复存在；2018年7月，仅半个月就有131家P2P平台倒闭；截止2018年9月，还在运营中的平台数量已经减少到2017年的一半；截止2019年1月，仅存的P2P平台企业只有1000家左右。

当时，一些金融机构估计，照此下去，最终可能只有50家P2P平台能留在中国。也有人预言，P2P行业将只剩下三五家头部玩家。

然而他们到底还是太乐观了。

从数据来看，2019年9月末，中国的P2P平台只剩下462家；当年末，248家；2020年3月底，139家；6月底，29家；到9月末只剩6家。

2020年12月8日，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0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演讲时表示：到11月中旬，中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平台已全部归零。

在短短不到十年时间里，P2P从遍地开花到完全归零，教训深刻，值得反思。

P2P原本是一个显著区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信息平台，一定程度上对金融体系融资职能进行补充。
而中国的P2P行业之所以惨淡收场，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P2P在中国的商业模式偏离信息中介，劣币驱逐良币，而且没有解决商业模式可持续性问题。
整个P2P生态圈都在追逐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

P2P平台追求短期资产端的利益获得，以提高风险容忍度为前提的挖掘次级资产；
投资人以短期高收益，放弃长期低风险收益，风险承受能力差，风险识别能力差，坐拥高收益，却难以承受高风险；
资产端，次级资产横行，征信短板明显，风控近乎失效。

说到底，都是拿未来的利益来换取当前的效益。

另一方面，中国P2P发展未有配套的基础设施、长期处于监管真空等，导致大面积风险乱象，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事实上，2012年起，由于监管真空，非法集资、诈骗等乱象层出不穷，P2P行业共经历三次暴雷潮。

2013年，宏观经济下行，经济换挡趋势明显，信用风险压力提升，而此时野蛮生长的平台自融、假标等乱象丛生，因此集中违约、资金抽离引发了部分平台卷款跑路等问题。
2014-2016年，股市上涨导致流动性抽离，叠加监管政策落地，大量违规平台风险暴露，这一阶段跑路行为占问题平台比例达65%。
2018年下半年，P2P行业暴雷潮再现：受宏观流动性退潮、网贷监管加强、投资者信心降低等多重因素影响，P2P行业面临深度清理。

由乱而治，P2P网贷机构在中国的消失和监管清退有直接关系。
2014年，银监会提出P2P四条红线、五条导向、六大原则；2015年央行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但2016年才可以说是中国P2P的“监管元年”：

3月，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
4月，原银监会印发《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成立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排查；
8月，原银监会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随后关于存管、备案、信息披露三大主要配套政策陆续落地，网贷行业“1+3”制度框架基本搭建完成。

目前，中国P2P平台已完全清退，各大正规平台陆续转型。

另一方面，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未来随着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金融监管能力将持续提升。

近期金融委专题会议也定调：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

预计未来的监管态度也将更加审慎，防控金融风险。

02.
多款互联网“存款”产品下架

P2P的死亡似乎已经说明了中国对互联网金融产品严格监管的决心。

这几年兴起的互联网存款产品于是也没能“幸免”。

12月18日上午，支付宝下架了银行存款产品。

对此，蚂蚁集团方面回应称，根据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存款行业的规范要求，目前蚂蚁平台上的互联网存款产品均已下架，只对已购买产品的用户可见，持有产品的用户不受影响。

蚂蚁会认真落实监管相关规范和要求，用科技手段更好地支持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

另外，在此之前，度小满金融APP中的“银行精选”板块上，中关村银行、营口沿海银行、振兴银行等银行产品仍在APP列表中。

12月18日之后，“银行精选”板块上，这些银行产品显示“暂无在售产品”。目前唯一的可售产品银行为百信银行，介绍显示，百信银行为中信银行和百度联合发起成立。

除此之外，12月18日到12月20日，多家“巨头”，比如京东金融、腾讯理财通、中国平安旗下陆金所等平台陆续开始“下架”或停止新增互联网存款产品服务，同时其他平台也有此趋势。

这是为什么？

先说背景。近几年，随着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持续下滑，互联网存款产品以“保本高息”的特征吸引了众多投资者。

尽管监管已经几次出手，已经对靠档计息的“活期高息”产品做了下架处理，但互联网存款产品依然有其独有的收益优势吸引着投资者。

在当前揽储压力较大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银行加入其列，以期拓宽揽储渠道、获取客户和资金。

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流量优势，部分银行存款规模得以快速增长，有的平台存款规模占其各项存款比重达83%。

互联网存款产品已成为部分中小银行吸收存款、缓解流动性压力的主要手段。

这是12月18日，互联网存款产品相继下架之前的情况。

而关于此业务的未来，几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在下架存款产品的同时，是这样回复的：

度小满：未来会根据监管政策的要求，不断完善相关业务。

中国平安旗下陆金所：为响应互联网存款行业相关监管精神，陆金所平台已停止上架新的互联网存款产品，已购买产品不受影响，将持续密切关注监管动态，并严格落实监管相关规范和要求。

滴滴金融：目前滴滴理财已停止新增银行存款产品，新客已不能购买银行存款类产品。我们密切关注，坚决落实监管相关规范和要求，将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政策指引，有步骤、有秩序地调整存量用户，严格落实监管政策。

目前从几家平台的回应来看，基本类似，均提及关注并落实监管相关规范或政策。

早在今年7月17日，为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经营行为，促进互联网贷款业务平稳健康发展，银保监会就发布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1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公开发布了一篇文章：《线上平台存款：数字金融和金融监管的一个产品案例》。

这篇文章指出了互联网存款产品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风险，释放了监管信号。

12月15日，在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上，孙天琦发表主题为《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数字金融和金融监管的一个产品案例（续）》的演讲。

演讲中，孙天琦称，平台已成为银行网点服务的线上延伸，这类平台没有相关业务的金融牌照，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实质是 “无照驾驶”开展金融业务，属非法金融活动，也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非法金融活动”一下就给很多互联网金融平台售卖存款产品这一行为定了性。

这才有了12月18日之后，以蚂蚁集团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纷纷下架互联网存款产品的风潮。

演讲中，孙天琦还总结了监管关注的主要问题：

互联网平台模式为客户提供了存款购买接口，实质是存款营销行为；
地方法人银行突破了地域限制，存款业务已拓展至全国；
有意突出存款保险保障的宣传，歪曲了利率溢价机制；
互联网平台存款的特有属性，对中小银行流动性管理带来挑战。

虽说互联网金融平台没有和P2P网贷机构一般野蛮生长，但风险和问题始终存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互联网金融平台必将迎来更严格、也更规范的监管。

而这，其实是件好事儿。

因为监管并不是为了打压，而是为了行业规范发展，人民的钱能够更加安全。

03.
新加坡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曾几何时，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都选择“出海”到新加坡发展。

新加坡是亚洲最成熟的金融市场之一，在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里，新加坡也几乎总能位列前五。

而银行业是新加坡金融业的主要驱动力，长久的发展也使得新加坡的银行体系业务已经相当完善。

新加坡作为成熟的金融市场，最知名的就是其开放的态度。早在2000年，新加坡金管局（MAS）就发布了互联网银行框架，允许本土银行进行互联网银行布局的尝试。

当中国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上波动前进时，新加坡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建树也不容小觑。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间内，在中国炙手可热的P2P，在新加坡的发展轨迹却截然不同。

首先，新加坡针对个人放债人(consumer money lenders)有着严格的监管。

新加坡放债者法案(Moneylenders Act)要求境内所有经营该业务公司必须申请放债者（Moneylenders）牌照后才能开展针对个人的P2P借贷业务。

该牌照的成本大概在100万-150万新币，而持牌放债人也会承担相应义务并受各种限制。

相比之下，新加坡在P2P企业信贷上活跃不少。

新加坡是全球贸易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约有超过60万家中小企业。

2011年，新加坡调整了对中小企业的定义，中小企业为年营业额不超过1亿新元（约7225万美元），雇员人数不超过200人的企业。

作为新加坡经济的骨干，中小企业占其全国企业数量的99%， GDP 贡献占新加坡 GDP 的近一半。

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就是新加坡银行市场的主要客户。但是新加坡的中小企业在获得增长业务所需要的贷款时，通常面临一定的困难。

根据官方统计，新加坡高达八成的中小企业拿不到足够贷款。

银行通常会因为信用问题，避开对未经审计或者不能提供抵押物的中小型企业放贷。对于中小企业的短期贷款业务（一般不超过一年），银行出于风险和成本的考量，一般也不会进行涉及。

另外，中小企业在银行获得的贷款额度也比较低。

新加坡银行严苛的贷款政策，以及缺乏活力的民间借贷市场，就导致了新加坡的中小企业不得不面临严峻的融资难题，造成了巨大的中小企业借款需求缺口。

与此对应的，新加坡在P2P企业信贷上的活跃度更高。

但新加坡对企业P2P借贷监管也是比较严格的。

新加坡在2016年6月修订证券期货法案(Securities andFutures Act)时，增加了对P2P企业贷款业务的覆盖，要求境内所有经营该业务的公司必须申请资本市场服务（Capital Market Service，简称CMS）牌照后才能开展业务。

其中规定：

公司要求：新加坡当地注册的公司，不接受个体及合伙企业申请；
实缴注册资本：公司实缴资本不低于50万新币；
经营年限：过去5年拥有良好的经营、管理及财务记录；
公司治理：公司CEO及董事必须是新加坡居民，公司任命CEO及董事前必须获得新加坡货币当局批准；董事会至少有2名成员；所申请的金融业务至少有2名全职雇员；以上人员需持有执业资格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