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扬的自拍，40路的人管她叫“西西”。“心情压抑了很久，”她写道，“出来晒晒太阳吧。”
她们的美国梦
一个女人开始下坠。她长长的黑发扎成马尾，脖子上披着黑红相间的围巾，她正在从四楼的阳台坠下，穿过11月霓虹灯闪烁的夜晚。
下面等着她的是40路，这是皇后区法拉盛一条环境粗陋的商业街。四周是中餐厅、狭促的店面，以及通往私下交易地点的昏暗楼梯间。为生活打拼的人、无所事事的人和路人，都没注意头顶正在发生的事情。
距离一家餐厅闪烁的圣诞树几英尺开外，人行道即将为这名女子的下坠画上句点，但在此之前，想像一下她的坠落突然暂停——她的身体停留在半空。哪怕只有片刻。
她在法拉盛的地下按摩院打工，她在那里的名字叫西西。38岁的她显得很年轻，跟一个年龄大她两倍的男人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婚姻；想成为美国公民，希望却越来越渺茫；喜欢喝喜力、红牛，还喜欢吃凯辛娜大道一家哥伦比亚餐厅的烤鸡。在竞争者看来，她的地盘意识很强，而且工作很拼。
这是感恩节后的周六，西西住在一栋破旧建筑的顶楼公寓，为此她向“老板”付了一大笔钱。她从市场买了不少吃的回来。她尝试给在中国的弟弟打电话，但他睡觉了。她一直在跟朋友和客户打电话，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支由10名警察组成的扫黄行动队盯上了。
她下楼站在门口，这是工作需要。没过一会儿，她就带着一名男子回到楼上——那是一名便衣警察；她手中紧紧抓住的手机给脸打上了一层光。在公寓里发生的尴尬对话，使得那名便衣相信西西违反了法律，而西西也明白了对方是警察。她把他推出去，关上了门，虽然已无必要。根据经验，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会来更多的警察。穿过那栋布满灰尘的门厅，走过破旧的猩红色地毯，爬上50级瓷砖台阶。经过一个中文标牌，上面写着这里没有驾校，你找错了地方。然后，就到了她家门口。
手铐。被匆忙带上警车。羞辱。再一次的羞辱。
从门旁边的监视器上，西西看到警察上楼。她开始踱步，桌子上一只举起爪子祈求好运的招财猫注视着她。
现在，他们正在砸门，大声喊着“警察！开门！”。西西冲到公寓朝北的阳台上，那里能看到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全景。日日夜夜，晴天或雨雪天，这条街是她和抢生意的姐妹们冲着路过的男人唱响哀歌的地方：按摩吗？按摩吗？
在栏高只有2英尺（约合60厘米）的狭小阳台上，放着一把扫帚、一个桶和一个蓝色小凳子。她踩了上去——然后开始坠落，跌向楼下四分之一纽约英里(New York mile)、坚硬的纽约40路。
四分之一英里。在那里，普通话比英语好用，匆匆一瞥胜过语言。在那里，性就在浑浊水箱里的鱼蟹旁边进行交易。在那里，乌烟瘴气的住所由地方势力控制，租给地下按摩院，警察不时进行扫荡，移民女子一次次被捕，这座城里没多少人注意到这些。
重力占据上风
卧底警察的工作完成了，他走出大楼右转——就在那一刻，那名刚刚向他提出用亲密换取金钱的女子击中路面，落在他的脚边。一个以“西西”为名混迹在40路的女子，她的真名其实叫宋扬。
在这条小街上，无论白天黑夜，总能听见女人们喊着：“按摩吗？按摩吗？”
在脑海中的谷歌地图上，从这条小街拉回，进入一个面积为178平方英里（约合461平方公里）庞大、忙碌区域：林荫大道和马路、公寓大楼和独栋房屋、两座机场、一个大联盟棒球场、世界博览会的残迹——它南北两边被大海、河流和海湾包围。
作为一个友善与对立兼而有之的矛盾之地，皇后区既是那位美国总统的出生地——他当选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一个反移民平台——也是230万人的家，其中近半数人口都是在外国出生的。这里的人们使用数以百计的各种语言，皇后区恐怕是全球最具语言多样性的地方了。
每一天，从位于皇后区东南部的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的班机上下来的乘客中，有许多是加入这一区隐姓埋名、充满志向的移民。他们切菜、洗碗、清洁厕所、修剪草坪、开出租车。
一些人最后操起了皮肉生意。在南牙买加的一家机场汽车旅馆为皮条客赚钱。在可乐娜罗斯福大街昏暗肮脏的大楼里等待下一个客人。或者，像宋扬一样，在1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站在法拉盛的街头，用可爱的昵称隐藏身份，招呼着男人，在影子经济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通过她支付的高昂房租使其他人获利。
“我听说她是头牌：年轻、漂亮，而且服务很棒，”旅行社职员、社区倡导者朱立创(Michael Chu)说，他就在40路她家对面上班。“人们排着队等她。”
多年来，法拉盛一直源源不绝地提供着卷入地下性经济的移民。全国各地对非法按摩生意的突击行动屡见不鲜，往往被捕的女性都有一个法拉盛的地址。
这些按摩院定期消失又再出现，破坏了警方打击行动，这些行动往往是在接到附近居民的投诉后进行的。这个行业的不透明也增加了人们的困惑。一些按摩院拥有合法的州执照；一些合法按摩院中存在女按摩师私下用肉体换取金钱；还有一些是非法运营、没有执照的，这些地方根本对缓解脖子酸痛没有兴趣。
这些女性在情感上受到老板操控，对自己的所做作为感到羞愧，不敢信任他人，鲜少对警方，甚至是自己的律师坦白自身情况。她们可能是为了养活在中国的家人，或是为了还偷渡欠的债，又或是为了不想做餐馆一类的辛苦工作，而选择了这种赚钱更多的方式。无论情况如何，警察表示，她们一致保持沉默，这种做法进一步导致执法部门调查这些运营者敲诈勒索、贩运人口案件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
但社会越来越了解商业性交易经济中存在的复杂情况和不平等，包括往往将被剥削者作为打击目标的刑事司法体系——这些人通常是移民妇女和跨性别群体成员，而很少让客人和人贩子负责。
2017年初，纽约警察局长詹姆斯·奥尼尔(James O’Neill)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将把自己手下刑事案部门的调查方向转至解决卖淫和性交易问题。其中将包括旨在改变他所说的“执法思维模式”的培训。
“我们已经将大部分的重点从卖淫女性身上转移，并且开始更多着重于贩卖她们的皮条客，和购买性服务的嫖客，”他说。“和所有犯罪一样，我们不能只是用逮捕来解决这个问题。”
自建立这种新“思维模式”以来，警方仍在继续努力增加对经营者展开刑事调查。不过，纽约市卖淫被捕人数去年下降超过20%，同时被抓的嫖客人数出现激增。
然而，曼哈顿下城警察总部态度的转变却未必能越过东河，造福一名移民。现在她侧躺着，不能说话、抬头盯着试图在救护车到来前安抚她的便衣警察。她的鲜血在自己经常工作的人行道上流成一滩，旁边只有一个烟蒂。
宋扬将于次日早上死去，令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支离破碎，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警方对事发过程的说法。她的死亡也反映着整顿性产业似乎异常棘手的本质，为鬼祟却普遍存在的非法按摩生意带来他们不想要的关注。
在皇后区的史诗中，40路的这一段只是一个沥青连字符。但在它短短的空间中，存在着层层世界。
宋扬住的四层公寓楼。她冲向了阳台，楼下是40路的灯光与阴影。
爸爸，我要去，我要去
我想去干活，小女孩这么对父母说。我想去采人参。她生来就是个能干的人，他们的宋扬。
她和弟弟与父母一起住在中国东北辽宁省一个偏远的村子里，一家人在村委会分配的地里种植作物。母亲石玉梅回忆道，收割家里种下的人参时，小宋扬尤其能干。“她爸爸越是夸她，她就干得更起劲。”
她的父亲宋喜贵用推土机从附近河里推出建筑用沙子出售，最终生意还算成功，到了1990年代，这家人已经用一个现代砖砌宅子取代了原来的茅草屋，新宅子有两个炕，即床下有炉子，可以在严冬中加热石床板进行供暖的床铺。宋扬经常要负责跑回家为炉子点火、切菜和照料弟弟。
随着年龄渐长，她开始沿着蜿蜒曲折的河边收集迷人的蝴蝶标本，小心翼翼地保存下它们脆弱易损、五彩斑斓的样子。当朋友们来家里过夜打打闹闹时，都会对她一本子的蝴蝶标本感到惊叹，挨个问她能不能给自己一个。
蝴蝶成了宋扬的礼物。
19岁那年，她搬到了家乡以南2200英里外的塞班岛，那是美国自由邦北马里亚纳群岛中的最大岛。在那里，她成为了在血汗工厂当苦力的数以千计中国年轻女性中的一员。她们生产的衣服带有让人免除负罪感的“美国制造”标签。宋扬与其他五名女性住在一间宿舍里，她睡在下铺，用一块丝质布窗帘作床单，用家庭照片装饰着自己小小的一方天地。
塞班服装行业的规模在2000年代早期开始缩减，宋扬于是离开了这个行业，成为了岛上的一名服务生。她嫁给了一个名叫周章的美国公民，这个离过婚、有孩子的男人深谙世事，在纽约的餐馆业摸爬滚打多年。他年纪要大得多——67岁，她27岁——因此她的家人过了长时间才接纳他。
2006年，这对夫妇在塞班开了一家小小的越南餐厅，生意很好，于是他们又开了第二家有150张桌的店。他负责厨房，她则负责大堂。“她吸引了不少友好的顾客，”她丈夫回忆道。
她的弟弟宋海高中毕业后也和她一样去了塞班，最终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指甲花纹身店。当他们的母亲前去探望时，她站在女儿备货充足的餐厅吧台旁拍了照，笑容中透着骄傲。
“我们特别有成就感，”宋海用普通话说。
但一场灾难性地震和海啸2011年袭击日本，导致前往塞班岛一股主要游客来源中断，也断了宋扬和宋海的财路。几家餐厅被卖掉了，纹身店也关了。
2013年3月，她弟弟的婚礼照片捕捉下了宋扬与家人最后度过的一段快乐时光。此时的她回到了家，与一对新人合照。此时的她与越来越大的家族一起在餐厅吃饭。此时的她在这里。
去纽约前一个月，宋扬（左）参加了弟弟的婚礼，和家人们聚在一起。
一个月后，宋扬成为每天从中国直飞肯尼迪机场的成百上千人中的一个。像以前的许多人一样，她径直去了法拉盛，希望在那里能和丈夫一道作为餐饮界从业者再次获得成功。
但法拉盛梦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由于丈夫上了年纪，无法从事后厨工作，宋扬成为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一份服务生的工作没能做下来，在缅街上一个没存活多久的中国菜快餐生意也失败了。于是她成了一名家庭护工，开始上按摩疗程方面的课程，希望能赚些外快。然后一位朋友告诉了她一个赚钱更多的机会，就在40路上。
她父母和弟弟以为宋扬干的是反射理疗。他们知道有礼物从纽约寄来。他们知道她坐在黑色办公椅上，定期和他们视频聊天，有时候还喝着一碗粥。他们知道当她的外甥出生时，她骄傲地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做了“姑姑”。
他们知道她大多数时候看上去很开心。但也有时候，她好几天都拒绝视频通话，之后她会解释说有男人打了她的脸。还有一次，当她透露一名男子——她说是警察——用枪指着她的头，让她给他口交。家人们不断安慰她：她别无选择。
去年秋天，宋扬告诉她的家人自己买好了12月回中国的机票，自己很期待第一次见她的外甥。迄今为止，她只在网上用流行的微信和他互动过，她的微信头像有时候是一只蝴蝶。
你想让姑姑带什么礼物回来？她会这么问小外甥，她的样子从大半个世界以外一个叫法拉盛的地方传送了过来。
这条单行道上到处是运货卡车和建筑设备。
这条名为40路的街道曾经一度叫做“树林街”。
19世纪期间，这条街上有一座志愿消防站、一家托儿所，还有爱尔兰姓氏的居民。在世的人记得的事情包括：哈里·巴罗(Harry Barlow)的汽修厂、“印刷工凯斯”(Case the Printer)的油印服务，一家以出售“增你智”(Zenith)电视为傲的电器商店，当然了，还有老罗马餐厅——以其意大利小牛肉饼扁面和菠萝馅黄色海绵蛋糕而闻名。
这些早已不复存在，被砂锅姜母鸭和一种叫红豆刨冰的甜品所取代。今天的40路几乎都是华人，沿街的餐馆标识往往一点英文都没有——提醒着你纽约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
这条街的20幢楼，包括宋扬居住的那一幢，几乎全是1980或90年代的三、四层建筑，让人想起苏维埃国家那些实用建筑的单调乏味。逼仄且令人窒息，看上去像是一部黑色电影的布景。
这条单行道本身总是让人觉得像是转错了弯，一路上障碍重重，到处都是运货卡车和建筑设备。路的一头环着一个小型游乐场；另一头通向时时刻刻都在堵车的缅街十字路口，人们往往能看到便衣警察坐在不带标识的车里，试图制止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犯罪行为。扒窃如此常见，以至于附近的一家杂货店展示着一个标牌，上面一个小人手伸入了另一个小人的包里。
头顶上，隐约可见的民航飞机轰鸣着飞向法拉盛湾对面的拉瓜迪亚机场。就在40路后面，长岛铁路的列车在高架铁轨上鸣着笛哐当前行。沿街上下，蔬果摊的泥土芬芳和餐馆垃圾，与一家饺子馆传出的中国古典器乐混杂在一起。
在这里，除了翻倒的水果木箱和塞得过满的垃圾袋以外，还站着按摩院的女人们。她们大多数年纪在四、五十岁。她们会查看手机、抽着批发来的韩国走私香烟聊天，但眼睛会扫着街上独自一人且没有执法人员气质的男人。
按摩吗？
这个提议即便不算露骨，也是双方心知肚明的。如果男人同意，就会将他引上其中一座昏暗的楼房，在那里，按摩生意往往挤在理发店、驾校和职业介绍所中间。
提供性服务的按摩院算不上是新现象，商业模式也各有不同。但40路上的性交易尤其大胆。街道两边都站着这些女人——同时有5人、10人或十几人人——她们像送货卡车一样无处不在。在无情的酷暑寒冬中，她们站在打着立柱的地上流汗发抖，招致带着憎恶的居民投诉，抱怨她们让人们流失生意，让儿童暴露在每天上演的丑行中。
40路上的一个共识是，一名“老板”从大楼租户那里租下一间公寓或办公室，然后为这些女子提供空间，无论她们从每位客人那里收多少钱，其中的20美元都会分给他们。人们普遍估计，每位女子每天至少能为老板带来100美元。
但老板们不会提供真正意义上的保护。这些女子的命运全靠这条街，在这里，她们被抢过、被打过、被强奸过，被从楼梯上扔下来过。几乎每次都有摄像头，但它们的用途可能并非是为了安保，而是为老板提供一个数清上门客人数量的方式。
几个月里，40路上的女子用普通话相互讲述着她们来到这里站街、为陌生人提供性服务的缘由。她们用名字当遮掩身份的口罩。一些人选择了美国式的名字——例如“詹妮”——还有一些人由老板改名，叫“拉拉”、“琪琪”或“悠悠”之类。
她们来自中国各处，背景各异。一名女子说，她之前做过保洁。另一名女子说她以前是一名记者，报道房地产方面的新闻。好几个人都描述了让她们陷入经济拮据的情况：巴士公司失败；玉石行破产；丈夫赌博上瘾。
为了能第一个接近任何往西走的男人，常常有一个女人站在缅街街角处的立管附近。她60多岁，身材娇小，常常穿得里三层外三层，长发染成黑色。她用沙哑的声音说自己来自中国东南部江西省，并且说是为了还清自己已经成年的儿子生意失败带来的债务。
她去了40路上的两家职业中介所，想找一份保姆的工作，但都没能成功。于是现在她到了这里，站在街角。在这里，她常挂在嘴边、半开玩笑的“我太老了”似乎并不会吓跑客人。
另一名自称为“小李”的女子说，她来自江西省德兴市，那里是一座著名铜矿的所在地。她曾是那里的一名焊接工。身材瘦削、常常穿着一条简洁黑裙的她表示，自己曾一度离开街头，去学习真正的按摩——“这样我能安心一些”——但她后来认为上按摩课是浪费钱。于是她又回到了40路。
“我的身子受不了，”50岁的李女士说。“我的身子受不了这么多男人。”
还有一些人要更加健谈，这其中包括一名结实的40多岁女子，她一头黑色短发，视力不佳，自称名叫“瑞秋”。她一边在缅街上一个饺子摊上吃着烤白薯，一边回忆着做一份令自己厌恶工作的经历：在西雅图一家中国餐馆做服务生——她开始在微信平台上搜寻其他工作的消息，于是看到了一份工作邀约，她记得是这么写的：
站街女按摩师。20,000美元一个月。纽约法拉盛。
瑞秋打给了上面的号码，询问这份工作内容。老板回答道：什么都要做。
上班第一天后，瑞秋说，“我回家冲了个澡，哭了。”
回忆起这些，她的话头停下了，然后又开始说，“但我心想，‘我得一直往好处想’”。
长期以来的社区倡导者朱立创和站在40路上他所在的楼外的一些女子成为了朋友，偶尔还会在警方事务方面给予协助。他的办公室里，一只名叫“斯考特”的狗总是在纸板上打盹，办公室里的桌子都是一位会计留下的，那人宁愿搬走也不愿在按摩院旁工作。
戴眼镜的朱立创现年65岁，他认真聆听了这些女子的苦难经历，他叫她们“姐妹”。那些殴打、抢劫、游乐场青少年的骚扰、赚够给老板的“租金”、吸引足够多客人的压力。还有她们怀着的希望——获得永久居留权，有足够的钱，终于不用再做这种工作。
“她们也有着一个美国梦，”朱先生说。“这些姐妹有一个美国梦”。
“我怎么这么不走运呀”
宋扬去世后，她的哥哥张贴悬赏公告，寻求信息。、
一名男子一天晚上在街上注意到了她，他刚光顾过40路上一家有名的饭菜便宜量又足的饭馆。她漂亮，比街头别的女人年轻而且英语说得熟练，所以他掏钱买了一次服务。她说她的名字叫西西。
他叫保罗·海耶斯(Paul Hayes)。单身，四十出头，住在皇后区，他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架势，但她还是让他着了魔。他们慢慢成了情侣，后来又回做朋友，并隐约打算着哪天重温鸳鸯梦。可是她和丈夫就住在一个街区之外。事情有点难办。
她很有幽默感，有事常常征求他的意见——虽然他建议加强那幢楼的安全措施时她没理会。她也向他吐露过自己工作当中的危险和变化无常。
“她真的厌恶干这个，”海耶斯说。
即便如此，宋扬还是成了40路这个圈子不大的世界里一个凶猛的竞争者。靠咖啡和红牛支撑，她几乎一刻不停地苦干，就像是面临某种自设的时间期限。有人说她是想攒钱开自己的越南餐馆，或是给年迈的父母在纽约买个房子，或者想赚够了就不干了。
她的争强好胜和无穷干劲惹恼了一些其他的女人，发生过争吵、推搡和偶尔的撕扯头发。一名同行回忆说，要是有男人挑了别的按摩女，宋扬会嘲笑他喜欢老女人。
但另一个女人记忆里的宋扬更温柔、也更慷慨。她说，她刚到40路的时候，宋扬非要送她几条御寒的裤子。
宋扬的地盘是40路135-32号楼四层的一套公寓，就在另一家按摩店楼上。房间正对着锅炉房和一扇临时门，那门是为了防止流浪者在楼顶上过夜的，也是为了保护年老的清洁工在楼顶种的辣椒的。
与40路上的大多事物一样，她的租房安排错综复杂。
这幢公寓楼是蔡仁泰在1992年建的，85岁的蔡仁泰是法拉盛著名的、甚至备受尊敬的银行家，物业持有人是他儿子尤金·森本·蔡(Eugene Morimoto Tsai)管理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在上个月的一次简短交谈中，42岁的小蔡说，他不知道去年有个女子从他的公寓楼上掉下来过，也不知道他的公寓楼成为非法按摩业的窝点已有很长时间了。
他们都说，市政记录也显示，那幢楼负责收房租的管理人是另一位当地显要：62岁的杜彼得(Peter Tu)，他多年担任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总干事，是皇后区第七社区委员会委员，也是选区的一名民主党领袖。
在不远处的办公室门外，杜彼得先是否认他跟40路上的那幢楼有关系，但随后又说他只是曾经帮蔡家向主要的底层租户“新十里香海鲜城”收取18500美元的月租。他说他已不负责此事，也从没有“从街上”收过钱，他也不清楚那家餐厅跟楼上的租客和转租客之间有什么安排。
“我一直都是中间人，”杜彼得说。
自称是底层餐厅老板的男人在被问起楼上租客时嚷了起来。“我怎么会知道租客的名字？”他用普通话问道。“你要我上去问每一个人他们是谁？”
餐厅楼上，在这幢由法拉盛头面人物拥有和管理的公寓楼里，宋扬为她的房间支付一笔固定的房费——同行说高达400美元一晚。钱交给了一个四方头型、神出鬼没的“老板”，她们叫他“老李”，这种称呼表明他与给他干活的这些女人很熟。但是，他转租这些房间的具体安排，就像他的行踪一样难以确定。
今年春天的一个午夜，老李罕见地出现在40路，他是来调停女人们因为抢客爆发的一场纠纷的。当一名记者走过去叫了他的名字后，老李抬头看了看，拔腿就跑。他在40路的路中间朝东飞奔，躲避着过往的车辆，然后消失在法拉盛的夜幕中。
虽然宋扬和其他女人常常吵架，她们偶尔也在楼下餐厅或附近的一家卡拉OK与老李聚会。她们看他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或和他一起唱他东北老家流行的一首歌。在中国阴历新年，他会给她们发装了小额钞票的红包。
在手机拍摄的这些聚会的视频和照片里，她们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是某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痛快地玩上一夜。她们看上去一点也不为她们从事的职业中的诸多危险，包括被抢、肉体伤害，尤其是被抓所烦恼。
被抓引来不必要的注意，会危及当事人的永久居留申请。被抓也加重了羞辱感，通常意味着要在皇后区人口走私法院(Human Trafficking Intervention Court)出庭，这个法庭每周五在位于秋园的皇后区刑事法院的地下室开庭。在法拉盛的秋园，普通话似乎同英语一样普遍。
人口贩卖干预法庭是差不多15年前成立的，法庭想达到的目的是，把性交易当中的女子当作贩卖与剥削的受害者来对待，而不是被指控的罪犯。这些女子被告知，只要完成若干个性化的咨询辅导班——比如以就业培训或职业教育为主的——就可以撤销对她们指控，并封存记录。这些辅导班由纽约励馨妇幼关怀中心(Garden of Hope)、纽约市恢复中心(Restore NYC)、纽约亚裔妇女中心(Womankind)等服务机构提供。一家名为“家庭庇护所”(Sanctuary for Families)的组织也可提供移民服务。
宋扬的遗物。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宋扬不止一次走过这个过程。上法庭不仅让她记录中的这些逮捕被抹去，还给了她喘息的时间，迫使她面对她职业生活的后果。
2016年夏天，宋扬与法拉盛律师陈明利开始进行频繁的微信对话，最初主要是关于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他反复告诉她，这个过程可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不过，她还是担心被捕的历史会妨碍她的绿卡申请。
“我心里压力很大很急，”她用中文写道。
渐渐地，他们的对话开始反映出她身处40路境地的更为阴暗的现实，她的微信里加了许多哭泣表情符。（以下引言均为微信原文——编注）
“陈律师早上好，”她在2016年10月中旬写道。“我今天被警察用枪指着我的头强迫我为他口交。”
在一个朋友的坚持下，她向纽约市警局109分局投诉。调查员在她“店”里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寻找证据，并查看了公寓楼的监控录像，录像拍到一名身穿西装的敦实、秃顶男子走上楼梯。
陈律师向她保证，被捕的事不会影响她移民案件的状况，并恳请她与警方合作。但她不想吸引注意力的强烈渴望，加上害怕受到加害人的报复，给所有的事情蒙上了阴影。
“警察说过不会对我有任何影响，但我还是害怕会受到影响……陈律师我该怎么办现在？（流泪）（流泪）（流泪）”
警方用监控录像中截取的一张模糊的男子照片发了一份通缉海报。一名美国退休法警在有人提到他可能有嫌疑后自首，他被安排参加了一次指认。
可是宋扬错误地指认为了另一名男子。此外，退休法警的DNA样本也与宋扬衣物上提取的样本不符。这个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几个月后，也就是2017年9月末，她因卖淫指控第三次被逮捕，戴着手铐被从40路带走关了一宿。
过了几天，陈律师问，“你又被捕了？”
宋扬回答：
“恩。（流泪）（流泪）（流泪）”
她解释说，她已被迫要做出艰难的选择，还说嫁给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男人，而他离她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让她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她觉得自己“自甘堕落”，有时候想过放弃这种生活回家算了，也有过更坏的念头。
“想跳楼的心情都有了，可是我该怎么办呢？”一天大清早她写道。
陈律师从未受到宋扬的正式聘请，可这时候他的核心任务似乎是提升她的情绪。
“不要怕，”几小时后他写道。“不要这么想。”
宋扬却更低落了。
“我觉得我堕落的无法救要了。”
她又接着说：
“没有了目标没有了方向人活的还有什么意义？”
“我曾经是一个对生活很上进很要强的女人，做什么事情都追求完美，我没有想到我的人生让我变成这个样子，我好失败。”
2017年10月底，宋扬最后一次来到陈律师的办公室。她倾吐说，几周前又有个客人打她打得很重——这次侵害她没报警，她让律师看了自己脸上青肿的照片。
40路上几乎全是中国人，街上的饭店招牌通常一句英文也没有。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我怎么这么不走运呀？”他记得她问道。
这次的案子始于一个匿名投诉：据投诉，有数名女子在40路135-32号楼内“卖性交”。
这个投诉根本算不上什么曝光，多年来这个地址发生的不三不四的勾当已产生过大量的911电话报警。在有些人眼里，这幢楼甚至有一种被诅咒的气氛，因为2010年那里发生过一件骇人的罪案。一个精神错乱的尾随者在二楼走廊里捅死了一名女子，还把她的心和肺挖了出来。
在过去十年间，这幢楼里发生过43起逮捕，其中不少是涉性案件，最近的一次就是宋扬。去年9月底她落进了一次卧底行动的陷阱，她想躲进房间对面狭小的锅炉房但未能逃身，对她的指控是以70美元的价格提供性服务。
2017年，109分局共有91起与按摩店有关的逮捕，其中40路上的有6起，她的案子是其中之一。那次逮捕导致了那些发给陈律师的绝望短信。
收到匿名投诉的几个晚上之后，一名警长和一名探员在对这幢臭名昭著的公寓楼进行了简短监视后，进到楼里。他们找到的唯一可疑物品是二楼的一个手写的中文标记，他们原以为上面写的东西大意是“本层没有小姐，请上三楼。”
警方后来确认了标记上写的是“注意……驾校在隔壁三楼。”
一名卧底警员随后给一个与这栋公寓楼有关系的、名叫西西的女人打了电话。两人把约会定在次日，11月25日，周六。她的价格：120美元。
在约会的这天，皇后区北区扫黄行动组的警员在他们位于大学点(College Point)的据点集合，讨论当晚将要打击的七个地点。最近的目标成了头一个：40路135-32号的那幢破旧公寓楼。
扫黄行动组警员们温习了安全方案。他们选定了当天的识别色，商定了这次任务的各种呼救信号和暗语，包括主卧底警员会用什么词来暗示已发生了出价提供性服务的情况。现在他们一切就绪。
10个人的行动组在夜色中出发，这天的气温暖和得不像11月底。他们把车停在王子街，白熊水饺店对面，再往前不远这条单行道向东一拐就是40路。组长和两名执行逮捕的警员坐第一辆车，另两名执行逮捕的警员坐在第二辆车里。第三辆车是押送囚犯的。
行动组测试了录音设备，这个设备通过蓝牙单向传输声音。没有问题。绿灯信号发出：行动。
几分钟后，卧底警员接近了目标宋扬，她就在公寓楼门的里边。他穿着橄榄绿上衣和牛仔裤，戴着帽子。她穿着一件短冬衣，红黑两色围巾，紧身裤，还戴着一个标志性的发带——上面有个小小的蝴蝶结。
警员不会知道这个女人刚刚试着跟她弟弟视频聊天，可他还在中国睡觉。他也不会知道她打算12月飞回国。他不会知道她一直按照法庭的强制要求，定期去纽约市恢复中心，一家援助外国出生的性交易受害者的非营利组织。他不会知道她在恢复中心要上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咨询辅导班的日子是四天之后。
他只知道那天晚上行动中她的警方代号：“JD Ponytail”。
马尾辫无名女
她领他走上破旧的楼梯。在走廊里她亲了他一口，打开了自己房间的门。另一个新来法拉盛的、名叫沫沫的女人，已经在公寓的另一间卧室里接待客人了。
宋扬带着自己的客人走进她的卧室，据警方披露，她在卧室提出以80美元的打折价提供性交。他同意了这个价钱，然后走进浴室，设法向他的发送器报出暗语，表明“阳性”——也就是非法的——协定已经达成。他还想发信号告诉同伴是行动的时候了，但警觉的宋扬不让他有私密，叫他别关浴室门。
“你这服务很差啊，”警员说。
警员进到卧室里后，宋扬的疑心更重了。“你怎么不脱衣服呀？”她问。“你是警察吧？”
不是，他回答说。但他再次抱怨她的服务，抓起帽子要走人。她把他推了出去，关上了门。
收到卧底警员的信号，空转着发动机待命的三辆警车拐上40路，扎进这条街上永远的拥堵。四名警员下车冲向公寓楼。爬上阴暗的楼梯时，他们与卧底警员擦身而过，他一边下楼一边指了指宋扬的房门——这时她正在房间里看着监视器。
就在警察要她开门，并准备破门而入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宋扬快步来到公寓的北阳台。那个叫沫沫的女子光着身子从她那件间卧室出来，看外面在吵什么，明白了是警察后赶忙躲进屋里。
阳台没有装监控摄像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能靠想象。宋扬可能想逃走，也许伸手去够了一根从阳台边竖着经过的电缆线。她也可能想跳到楼下餐厅伸到街上的金属招牌上。也可能她就是想自杀。
事实是，她掉在了街上，就在那名卧底警员的眼前，仅仅五分钟前她还亲过他一口。他的上司说，这名警员至今惊魂未定。
那夜稍晚的时候，当面部、头部及身体多处骨折的宋扬躺在医院病床上时，警方宣布将她逮捕。她在清晨死去——对她的逮捕，用警方的话说，也就“失效了”。
此外，据了解，兰德尔•柯勒尔在当地经营一家建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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