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讲到了华工。华工不光在东南亚，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古巴和秘鲁都有。最出名的还是前往美国的华工，美国西部最早的铁路都是华工建设起来的。这些去了美国的华工很多人最后都无法返回中国家乡，又得不到侨居地的公民权，最后客死他乡。
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这些出国的劳工都称为契约华工，俗称为卖猪仔，下南洋。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的华工，一来有老乡的接济，到各自家乡的会馆有老乡帮忙。而且很少人愿意给洋人打工，大部分人都只愿意给同乡的老板打工，福建人帮福建人，潮州人帮潮州人。那时候中国人普遍上还没有国家的概念，只讲究同乡，同族，只会讲方言。
无论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起初华人都是做贸易起家。尤其是土生华人，峇峇（bābā）娘惹，他们的英文基础好，又会说马来话，所以占尽了先机。英国人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需要个中间人和买办，就得找这些土生华人。
当时最赚钱的两个生意，一个是税收承包；一个是苦力贸易。
莱佛士开发新加坡时，定下来要把新加坡发展为零关税的自由港。这个决定非常有远见，使新加坡成为了一个繁荣的商港；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税收怎么维持行政开支？
政府要搞开发，修路，治理淹水的问题，以及治安和军事防守样样都需要钱。后来发现，华人多的地方，离不开几样东西。一个是酒，一个是赌，一个是毒（鸦片），再有就是当时的金融产品-典当。这四样东西，在英国人眼里就成了收税的金矿。
当时的赌馆
可是要让英国人自己去收税，肯定不行，况且行政人员也不够。所以就想了个办法，把税收公开承包给华人承包商。每三年一次公开招标，价高者得。
承包整个新加坡的税收不是个小数目，比如单单鸦片的税收，大概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时候，每月就可以达到9000块钱。税收的承包额也越来越大，到了19世纪末，承包鸦片和酒的费用就得需要200万。那时候一个苦力辛辛苦苦干一个月的重活，只能挣三两块钱。‘
当时的鸦片馆
这两百万还仅仅是上交给殖民地政府的那部分和收税的营运成本，可想而知，能够承包这个税收的一定是非常富有的华侨才行。
可光有钱还不行，还要得到私会党，秘密社团的支持，往往承包商本身就是私会党的头子，或者是殖民地政权中的非官方的议员。对于殖民地政府来说，他们也非常愿意把承包权交给这些人，省了很多的麻烦。
这些标到承包权的华商们，也同时享有经营鸦片馆，赌馆，酒馆和当铺的特权。当他们承包下来后，又标价分成若干小块，分给别人去承包。
当时承包税收的利润是多少呢？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甚至能达到一倍，非常之高，给这些华商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靠承包税收发财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有，比如吉隆坡的叶亚来，柔佛的黄亚福和新加坡的陈承保，章芳琳等等。
除了承包税收，另外一个赚大钱的生意就是把华工从中国带到南洋，所谓的猪仔贩子们，每安排一个人过来，他们就能赚取利润一倍以上。所以这项贸易也是早期的华商们的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
赚了大笔的资金后，这些商人开始收购矿山，买种植园，扩大贸易经营，有的还开展了一些轻工业的工厂，华人的资本慢慢的超过了西方的资本，成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主要的资本力量。
和早期的华商们相比，后期的华商们大都经营的是实业。我举两个例子，一位是陈嘉庚，一位是李光前，两位都是新加坡的响当当的人物。
陈嘉庚和孙中山、陈嘉庚和毛泽东
陈嘉庚中国人都很熟悉，在历史课本里面学过，我们知道他大力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的事迹。李光前中国人不是很熟悉，来过新加坡的人都知道新加坡有个银行叫做华侨银行，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最著名的银行品牌，就是李光前先生创办的。
两个人共同的特点是他们致富之后，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当年就花了巨资，资助厦门大学的创建。今天厦门大学的大部分历史建筑，就是当年由陈嘉庚和李光前共同资助的。
两个人的关系很不一般，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
李光前
陈嘉庚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开始在新加坡经商。当然陈嘉庚之后靠自己努力成为了华人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之后陈嘉庚开始支持祖国的建设跟抗战事业，据说他一生捐款超过了1亿美元。
陈嘉庚后来成为了南洋的华侨领袖，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一直在各地号召华侨捐款捐物，女婿李光前就是他的坚定支持者。当时全世界的华侨的捐款总额占了抗日战争军费的三分之一。
陈嘉庚来到南洋后便开始自立门户，走上了创业的道路。他首先开设了“新利川黄梨厂”（生产菠萝罐头），后又继承遗产“日新公司”（生产菠萝罐头），仅经营了三个月便获利丰厚。当年夏天他又开设了“谦益号”米店，不久由于看到其他华侨陈齐贤、林文庆、杨焜郡等人在橡胶业上取得了成功，便决定经营橡胶种植业。1910年代，陈嘉庚与另一企业家余东旋（亦为其好友）同样大力发展橡胶事业，成为当时马来亚最富有的两位华侨。经过20年的发展，到1925年时陈嘉庚已拥有1万5千英亩的橡胶园，是当地华侨中最大的树胶种植者之一。同时他也开设了橡胶制造厂，生产胶鞋、轮胎等产品。陈嘉庚的产业中三大支柱为橡胶园、生胶厂和胶品制造厂。另外他还经营菠萝罐头、冰糖、肥皂、药品、皮革等等十余种产业。
李光前人生发迹离不开他的岳父陈嘉庚，他出生在福建的一个普通家庭。小时候，李光前的家境十分贫寒，但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虽然经济困难，手头拮据，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孩子读书。李光前小时候每天到私塾读书放学回家后，还得替人放牛，赚几毛钱，以帮助家庭增加一点收入。
1903年，10岁的李光前随父亲坐船去新加坡，开船不久，气温剧降。当时船上多是福建人，来自穷乡僻壤，去南洋谋生。所以衣衫单薄，冻得直打哆嗦。
当时在船上还有一个人，就是富商陈嘉庚。陈嘉庚看到大家都冻成这样，就让船上的工作人员给每个人发一条毯子。工作人员误会成给每一个姓陈的人发毯子。结果船上都纷纷说自己是姓陈的。陈嘉庚出来巡视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子却穿着单衣，连忙问他为什么没去领毛毯。少年说：“船上通知姓陈的才可以领毛毯，我姓李，不能冒姓去领。”这位少年就是李光前，他这种诚实的举动，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之后当他们再次在新加坡偶遇的时候，陈嘉庚依然对李光前印象深刻。最关键的时候当他们再次相遇的时候，李光前已经学贯中西，而陈嘉庚的橡胶事业如日中天正是用人之际。不过这个时候李光前在庄希泉的公司工作，他拒绝了陈嘉庚的邀请。他认为自己并不能忘恩负义，攀高负义。这种质量更加打动陈嘉庚，于是他找到了好友庄希泉。最后还是庄希泉劝说下，李光前才来到了陈嘉庚的公司工作。
当时陈嘉庚的长女陈爱礼芳龄17岁，看到李光前年轻有为，陈嘉庚有意把长女配给他，便请好友庄希泉从中牵线搭桥加以劝说。李光前觉得陈爱礼虽是名门之后，却端庄贤慧、平和稳重，而自己已经27岁了，该是成家的时候了，就答应了这门亲事。从此李光前成为了陈嘉庚的女婿。
1927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因为战争跟金融危机陈嘉庚的事业几乎面临破产。同时李光前也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事业。
当时橡胶价格猛跌，陈嘉庚的橡胶事业首当其冲。不过李光前还是在这个时候买下了一个橡胶园，并取名芙蓉园。一年之后因为政府在附近修路，这个橡胶园地价大涨，李光前以40万元的价格出售，他的商业眼光第一次得到了验证。
赚到了第一桶金后，靠着这笔钱李光前开始大展拳脚。李光前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南益橡胶公司。不过公司开业之后却碰到了世界经济危机，不过李光前还是靠着自己过人的人脉勉强支撑。在经济危机过去了之后，他的橡胶公司开始快速发展。他除经营橡胶制造、种植、运送胶片和胶液外，还进行黄梨的种植与生产。
几年之后他的事业已经发展到泰国、印度尼西亚，在30年代末他已经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家喻户晓的橡胶与黄梨大王了。
在实业界取得了辉煌成绩后，他开始进入金融界。他先是投资与人合办华商银行。1933年，华商银行又与华侨银行、汇丰银行合并，以华侨银行命名。在他的主持下，华侨银行业务得到空前的发展，先后在新加坡设立了20多家分行，东京、大阪、马来西亚、香港、上海等地也设有分行。
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李光前的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除传统的橡胶、黄梨的种植和加工外，还经营采矿、运输、船务、木材加工、食品、出版等。1952年，李光前用大笔资金成立了李氏基金，通过李氏基金和李氏家族在各个企业的控股，控制了众多的企业，形成了一张庞大的企业网络。李光前这个时候已经是世界闻名遐迩的超级富豪，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
不过真正让李光前名垂青史还是他对于祖国跟新马地区作为的贡献。在陈嘉庚破产之后，李光前接过了岳父的大旗，捐助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各校、华侨大学，并在其家乡独资捐创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图书馆等；另一方面，捐助新马地区的南洋大学、马来亚大学、捐建国家图书馆等。
新中国成立后，李光前支持陈嘉庚的爱国运动，捐出了600万元支持厦大的建设工作。1952年李光前成立了李氏基金，将每年企业运营的利润的一定比例捐出了作善事，这几乎是他一半以上的财产，达到了2亿元新加坡币。1964年，李光前又将其名下的全部南益股权(即总股份的48%)悉数捐献给“李氏基金”，使“李氏基金”成为南益集团最大的股东，每年所得的股息则全部作为永久的慈善公益用途。
1967年，李光前在狮城新加坡离世，整个新加坡都陷入哀伤。市民们倾城出动，自发为一位这位老人送行。李光前如今的儿女继承了他的事业，也继承了外祖父陈嘉庚和父亲李光前的优良作风。李家还一直在自助祖国的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