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已经有三水女子南来，半个世纪以来，“三水女工”成为本地建筑行业主要的力量。这些在工地干粗活的女子多数来自广东三水地区的农村，少数来自花县、清远、江门、福建等地。三水女工用浆硬的红布折成十字方形帽子套在头上，俗称“红头巾”。由于头巾的折法特别， 像个十字，广东人也称她们为“红头十”。来自清远及其他地区的女工则戴蓝头巾。头巾除了用来遮阳挡灰尘，亦成为地缘的标志，方便彼此照应。
红头巾与蓝头巾是新加坡逝去的文化特色之一，它们所散发的是华族女性刻苦坚毅，逆境求存，不屈不饶，默默付出的精神。
如今尚存的中峇鲁保留区（1930年代）、前高等法院（1939）、南洋大学（1955）、文华大酒店（1971）、中国银行（1953）、亚洲保险大厦（1955）等早期建筑物，都凝聚著红头巾的滴滴汗水。年约90的李泰麟回忆，自己还是半个新客的时候，坐在红灯码头的路边咖啡摊，亲眼看着这群“三水婆”万丈高楼平地起，建立新加坡最高的亚洲保险大厦和中国银行。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独立后，办公楼宇、商业大厦、娱乐场所、组屋区如雨后春笋，三水女工成为建设队伍的主力。
中国银行
笑口常开的石狮子乃意大利雕刻家Cavaliere Rodolfo Nolli的创作
1936年，中国银行在丝丝街(Cecil Street)设立新加坡分行。那是个繁忙的商业区，也是许多移居本地的船工苦力居住之所。当时中国的东北抗日战场正在扩大，在新加坡成立海外银行来开拓战争经费的源头。日战蔓延至新马前，南洋华侨的爱国情绪高昂，寄返祖国的汇款支撑著中国的战争经济。
战后新中贸易蓬勃发展，在陈嘉庚的建议下，中国银行于百得利路(Battery Road)兴建17层楼大厦。1953年落成的中国银行建筑风格跟上海外滩和香港的银行大楼一脉相承。但守在银行外头的两头狮子跟常见的“中国狮”是不一样的，笑口迎人的石狮子由意大利雕刻家Cavaliere Rodolfo Nolli创作。华人产业融入西方艺术元素在新加坡是颇普遍的。
中国银行在本地的处境并非一帆风顺。新马合并期间，按照马来西亚的银行法令，外国政府持股的银行必须结束本地的业务，中国银行因此受到波及。新加坡身为马来西亚独立的州府，尽量拖延中央政府关闭中国银行的要求，那是考虑到中国银行为新中贸易提供重要的融资服务，廉价的中国商品有助于维持本地人民的低生活开销。不过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中国银行的临时执照于1965年8月14日期满，不能再延期。当时许多民众表达不满，前往排队存款，支持中国银行继续营业。凑巧的是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银行关闭令失效，中国银行的运作出现转机。
2015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停柩于国会大厦供公众瞻仰，烈日下新加坡河两岸挤满人龙。中国银行率先给公众派水，小小的善意举动传递着重要的互相关怀的讯息。
戴着皇冠的亚洲保险大厦
上世纪50年代兴建中的亚洲保险大厦
1955年开幕的亚洲保险大厦跟雄伟的中国银行一左一右，成为红灯码头海岸线的亮点。亚洲保险大厦所在地的地质松软，加剧了工程的难度，结果延长6年才完工。兴建后期刚好碰上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大典，于是设计师重新设计，让大厦“戴”上皇冠作为纪念。
雅诗阁集团(Ascott)购买亚洲保险大厦后决定不更改大厦的外貌，以保留中央商业区内的瑰宝为荣。如今大家所看到的服务式公寓依然保存着最初的结构，冠冕堂皇的顶楼特别醒目。
前高等法院
1939年的海峡时报报道三水女工兴建高等法院的贡献
典雅的前高等法院如今为国家美术馆，原建筑从奠基到落成，只花了两年半时间，于1939年完工。海峡时报图文并茂，高度表扬参与建设的三水女工。
前高等法院外墙上的楣梁和科林斯式柱，跟中国银行的石狮子一样，同样是意大利雕刻家Cavaliere Rodolfo Nolli的创作。楣梁上的图案描述各族先民的拓荒史，城市的诞生汇集著来自五湖四海人民的劳动结晶。
高等法院见证过日战结束后审理日军战犯、荷兰母亲争夺女儿的玛丽亚事件、商业罪案与谋杀案等。这座前殖民地建筑物内，亦审理过马共的案子。冷战的年代，本地一些年轻人在丹绒巴葛火车站跟送行的家人朋友挥别，抵达吉隆坡后，由接头人安排进入半岛北方的大森林，从此过着对外界变化一无所知的战士生涯。1989年底，马共跟泰国和马来西亚签署和平协议，千多人有的返回马来西亚，有的留在泰国。由于新加坡没有参与签署，如何处理滞留在泰国的新加坡籍马共成员呢？时任总理李光耀表示本地宪法接受所有新加坡人重新融入本地社会，但他们必须证明自己已经放弃共产主义。
第一批归来的男性离开新加坡16年，因偷溜出国，没有履行后备军人职责而被提控。初审时，他们各被判处18个月监禁，上诉庭大法官法内容情，改判罚款三千元，提心吊胆的日子终于告一段落。这场审讯可视为新加坡对那段为理想而斗争的时代所作的总结。
最新国家古迹
加文纳桥的承重量为 3CWT，也就是150公斤
这趟建设之旅走过将被列为新加坡国家古迹的大草场以及新加坡河上的三座桥：加文纳桥、安德逊桥和埃尔金桥。大草场(The Padang)早在开埠年代就已存在，这里是散步消闲，运动赛会和举办节庆的地方。大草场见证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向日本追讨血债群众大会、争取独立的默迪卡集会、新马合并游行与独立后的国庆日庆典等。
80米长的加文纳桥是新加坡河上唯一的悬索桥，用来纪念新加坡开埠50周年，由印度罪犯劳工装配。悬索桥的作用是涨潮时将桥身吊起来，让船只通过，就像伦敦泰晤士河上的塔桥一样。由于计算出现误差，悬索桥吊不起来，反而催生了驳船业务。
安全考量方面，英国工程师倒是小心翼翼。在格拉斯哥组装时已经接受过承重测试，印度客工将桥安装在新加坡河上后，工程师安排120名印度军(Sepoy)步操越过桥梁后才正式启用。当时过桥的运输工具也有严格限制，牛车马车不准过，其他车辆重量不可超过3CWT，也就是约150公斤。
1912年安装的安德逊桥座落在新加坡河口，以时任总督安德逊命名，桥梁采用当时流行的钢铁结构。安德逊总督在任期间，对棋樟山(圣约翰岛)检疫站的运作体系进行改革。当时下南洋的客船上若有人患病，全部新客都会被送到棋樟山隔离，脱光衣服集体检疫。时任中国领事馆总领事向安德逊总督反馈后，检疫的待遇获得改善，譬如男女隔间，官员的态度不那么蛮横粗暴等。
目前所见到的别具风格、没有桥墩的埃尔金桥是在1929年完工的。这座竖琴洋灰建筑原本是一座木桥，也是英国人来到新加坡不久后在新加坡河上兴建的第一座桥。埃尔金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最高统帅和谈判代表，当年就是他下令一把大火烧毁圆明园。就中国历史而言，他目无法纪，肆意破坏；对英国人而言，他促使清朝政府签订华工出洋到殖民地工作的条约，奠定了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的格局。
芳林苑（豆腐街）
芳林苑就是从前的豆腐街所在地
芳林苑(Hong Lim Complex)是个小型组屋区，从前为三水妇女的集居地。三水妇女在家乡芦苞祖庙拜过神灵后，由水客带路并垫付盘费出洋，日后逐月扣还。她们乘坐的客轮在丹绒巴葛靠岸，或红灯码头外转搭接驳船登陆，跟着水客穿越过充满异国风情的街道，来到豆腐街落脚，久而久之这里形成一条三水村落。
上世纪60年代末的豆腐街
上世纪70年代初，豆腐街以及周边的房屋改建成芳林苑，红巾蓝衣黑裤，脚踏汽车轮胎制成的树胶拖鞋的人文景观消失了。上世纪80年代，这些女工年纪已大，无法负荷粗重的作业，劳动队伍由泰国工人取代。
据李泰麟在豆腐街跟一些三水妇女相处的经验，红头巾都有着类似的命运：有些因家贫不得不离乡背井找出路；有些嫁人之后发现丈夫不思上进，只好与姐妹们结伴远走他乡；有些则为了挣脱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而下南洋。至于未正式过门，但已被指定盲婚的女子，到新加坡后必须离开新加坡，回到阔别19年的三水老家。
《联合晚报》（2013年11月23日）则捎来唏嘘的讯息：18岁来到新加坡，当红头巾42年的95岁阿嫲陆带好（好姐），因为患病不愿拖累家人，选择跳楼结束一生。好姐生前住在红山，常参与社区活动，跟孩子们的生活美满。她的女儿说：“（母亲）为这个家任劳任怨，95 岁走上这条路，同样也是为了这个家。说穿了，母亲就是不想连累孩子。”
新加坡还有红头巾吗？ 牛车水第5座一房式组屋，住着一位昔日三水女工和其他独居老人。义工每个星期都拨出个人时间，为老人家举办活动，以期让他们的晚年有些活跃的色彩。
参考文献：
1. Kelvin E.Y. Low, “Interpreting Media Constructions of Samsui Women in Singapore”, Biblioasia, Vol 5 Issue 3 October 2009, ISSN 1793-9968 (Online), pp18-22.
2. Kenneth Gaw, Superior servants: The legendary Cantonese amahs of the Far East.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ISBN 0 19 588555 4.
3. The Straits Times.
4. 李国梁，《大眼鸡 越洋人》水木作坊出版社 2017年11月，ISBN 978-981-11-5328-0，第68-73 页。
5. 《联合晚报》。
6. 《联合早报》。
7. 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常设展。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士 、自由文史工作者)
（本文首发于《源》142期，文章版权归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源》杂志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使用，欢迎朋友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