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雨一来 附近沙场矿湖水满 大水很快淹没小溪石桥 汹涌的流水带着垃圾冲过 水面飘浮着肿胀的猪尸 当时，淹水后常有溺水惨剧发生 遇水不能上学的情况很普遍
” 不发一弹的枪 祖母有一把枪，陪她从唐山到南洋。这把枪，害了她，也伤及无辜。它有两个极端的称呼，“雅片烟枪”“鸦片烟枪”。 刚到南洋，家里有点积蓄，祖母吞云吐雾，并无顾忌。她半卧在床，床边小几摆一盏鸦片灯，除了照明，也用来烧鸦片。黑黑的鸦片包在小竹叶里，打开后取出一小团放到烟枪上的小孔，凑近灯火烧。烧到鸦片起泡，才把烟枪凑到嘴边，抽吸鸦片受热后产生的烟。 祖母半闭着眼，陷入一种奇异的精神状态中。阴暗的房里烟雾萦绕，成了她虚幻的世界。烟后，祖母精神特别好，爬树采果，绝不脚软。
（档案照片。1920年代，抽吸鸦片烟。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Lim Kheng Chye Collection） 好景不常，祖母的私蓄开始耗空，只好典当金器，甚至把小金块放到地上，用砍柴刀砍成小块，筹钱买鸦片。记忆中，五十年代后期一小颗鸦片要卖两、三元，难怪村里有人经营这种生意。 终于，祖母再负担不起这种要命开支。看到家里小孩陪她受苦，餐桌上有时只有白粥加糖，她心里之痛加上烟瘾发作的辛苦，迫使她改去求卖烟人把提炼后的烟土廉价卖给她，自行加水煮热喝下解瘾。这种解瘾土方维持了一段好长时间。父亲去世后，母亲和祖母常为抽鸦片的事发生口角，但烟瘾并不因此消退，鸦片成了家庭走上贫穷破落的罪魁祸首。
祖母去世前几年，已经没钱、也无法买到烟土。烟瘾来时，只能躺在床上，眼泪鼻水齐发、呵欠连连、哀声不断地忍受这种身心煎熬。 上了学校，在课本上读到鸦片的来源和它的祸害，一时间满腔愤恨。这有计划的毒害葬送了祖母的下半生，也影响我那一段可能变得好一点的童年。
（1955年9月，新加坡总督Robert Black爵士视察位于圣约翰岛的鸦片戒毒所。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奢侈的要求
小孩的童年，常会有梦，我也一样。与其说是梦，不如说是渴望。 小时随母亲去买菜，走到甘榜菜市，就像进入花花世界。吃的、玩的，都是诱惑，小小眼睛睁得好大。母亲手里捏著小皮包，这边看看，那边望望，几张烂钞票在手里搓摸，就是不肯轻易出手。 回程时经过卖潮州粥的小吃店，食物柜上摆满一盘盘熟食，有蒸鱼卤鸭，还有在锅里冒泡的不知名食物；顾客蹲在长板凳上，对着眼前美食大口吃粥。中午时分，诱惑变得更强烈，母亲总是一把拉着我，目不斜视快步走开。
（惹兰红山的夜来香潮州粥，当代。图源：Gramho Instagram） 村民上菜市场，也顺便吃点东西。市场有一个角落集合好多小贩档，大家坐在小矮凳上，围着档口，吃碗肉脞面或咖喱面，谈谈菜价猪价，好不开心。母亲常说，她不习惯在人前吃东西，因为不好意思。我从不怀疑母亲说的话，但她这点苦心也要等到我年纪稍长才能体会。 买完菜，还要光顾一间小杂货店，母亲就在这里买她养猪的饲料。那年我约五、六岁，身子刚好和店里装满饼干糖果的玻璃罐子等高。这一天发生的事至今未忘，画面里，一边是母亲和店主在计数赊账；一边是我目不转睛对着罐里一颗颗七彩小圆糖在交战。 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竟然去扯母亲的衣袖，打断两个交谈中的大人。当母亲知道我想要那些小圆糖时，没好声气把我小手扫开：“欠人家的钱都还没还，买什么糖！” 我的梦碎了，生平第一次的要求和那股酝酿好久的勇气就像断片的电影，咔嚓停了。一切不会因此改变，大人们继续交谈，留下委屈的哭声继续哽咽…… 没人记得这事，但它始终在我记忆里。人在成长，时代在变，童年过去了，小圆糖早失去对我的魅力，如今再多小圆糖也弥补不了过去的缺憾。我告诉自己，只要能力所及，我会满足小孩心中编织的梦，我不想他们在遗憾中长大，永远无法弥补。
至于那罐小圆糖，我在拍怀旧剧时常把它摆到景里。因为，它很快会带我们回到那个被遗忘的年代。
我的母校平仪中学附小 1960年，我上小学了。上学读书是村里大事，成绩好，全村人对你竖起大拇指，成绩不好，很快就面临退学寻生计的命运。 我上的小学称为平仪中学附小，就在甘榜菜市尽头一个小坡上。这是一间民办学校，没办小学先办中学，再开个附小来收小学生，好奇怪。这可是村里仅有的一间华校，距离我家好远，步行要一个小时，却也没其他选择。 记忆中，学校大门有一个黄色牌坊，写着“平仪中学”几个大字。上了斜坡，迎面一片水泥操场，是学校集会和活动场所。课室是几排木板屋，面向操场横行排列，中间有块长形沙地，每年运动会都在这里举行。沙场后面是校长室和教师办公室，常有学生挂着大字报在走廊罚站，最常见到的是“我上课不再讲话”“我不和同学打架”等忏悔文字。这种惩罚办法还真有效，我见到了立刻挺直身子，放轻脚步，快速操过，不敢正视那忍泪欲哭的容颜。 办公室屋檐挂着一口铜钟，钟上垂著一条长绳迎风飘摆。这钟是学校的灵魂，当钟声当当敲起，不管老师同学，都得乖乖听话。上课时我常望着这口钟，盼望校工早点走入画框敲响钟声，让我离开这束缚的空间。 第一天上课情形已非常模糊，只记得第一节课刚开始，老师匆匆赶到，和挽著菜篮刚要离开课室的母亲擦身而过。母亲带了菜市场买来的面煎粿给我当午餐，我刚张口想咬，就给老师厉声喝止了。课室纪律对一个乡村小孩简直是闻所未闻，眼泪当场就不听使唤流了出来。母亲还在窗外徘徊，又急又怕。而我自己清楚，那一个下午我是饿著肚子挨过的。 小学教育是人生智慧启蒙，决定一个人今后的方向。学习的科目有华文、英文和算术，加上一门称为“伦理”，后来又改称“公民”的科目，说的是做人处事的道理。也许因为都在计较国内生产总值小数点，这门不具经济效益的科目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 课堂里常萦绕朗诵课文的声音，华文第一课：“哥哥大，弟弟小。哥哥跑，弟弟也跑。哥哥跳、弟弟也跳……”，简明易懂，朗朗上口，其中还蕴涵长幼有序、快乐生活的正面观念。 就在这片朗读声中，慢慢滋养了一个幼小的心灵…… 下雨淹水不必上学 上学的路，是一条艰苦的路。这话有两个意思。 先说第一个。每天，跟着两个哥哥走路上学，因为是下午班，要顶着大太阳。上学的路经过两条小溪，过小木桥、水泥桥，再沿着沙尘滚滚的红土路、穿过崎岖不平的山竹林，来到学校，鞋脏了，衣服也湿了。 每逢雨季，上学的路常会淹水，淹水地段在永丰园大人公庙（又称祝福堂）旁边的一座石桥（今勿洛北路转进泛岛快速公路交叉处）。石桥下的小溪平常十分温顺，岸边长满青草野花，好看极了。这道乡野美景一直把人们的视线引到远处印度人养牛场，那里一片绿野，牛在草坡吃草，白云在蓝空飘。
（档案照片：1954年勿洛乡村水灾。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可是，大雨一来，画面就变了。附近沙场矿湖水满，大水很快淹没小溪石桥，汹涌的流水带着垃圾冲过，水面飘浮着肿胀的猪尸。如果淹水情况不严重，依稀还能辨认石桥位置，大家就脱去鞋子，手拉手勇敢走过去。如果是汪洋一片，水深及膝，就只能无助望着对岸的神庙戏台，不知如何是好。知道上学指望泡汤，两个哥哥倒是很开心转头回家报告。当时，淹水后常有溺水惨剧发生，遇水不能上学的情况很普遍。 再说第二个上学之难。 村里很多家庭子女多，同时要供几个儿女上学确是不易，学费虽不贵，每年买书及整装费常使家长做出错误决定。只要成绩不理想，这上学之路很快就告终，反正家里养猪种菜需要帮手，先图温饱再谈读书。女孩常是被牺牲的对象，离开学校后纷纷到坡底替人打家庭工。
(1960年代的马来甘榜，几个华族妇女在水井边洗衣。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Tan Kok Kheng 收藏) 我的两个哥哥都没法完成小学教育。父亲去世时，大哥十六岁就已投入社会，在咖啡店当童工。回头看我，仍然在上学路上，仅仅因为学业成绩还可以，母亲寄以重望，人前人后有一个可谈的话题，所以我留了下来。 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都想离开这条上学之路，尽自己对家的责任。结果最终都没做到。 – 待续 –
李宁强“《回甘》发布会”
鉴于肺炎疫情，主办方决定取消22/3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李宁强新书《回甘》发布会，造成不便，敬请大家原谅！期待将来有机会再相见。
李宁强，祖籍福建金门，是一手拿笔，一手持相机的文图创作人。
他成长于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乡村，受教于传统华校中小学及末代南洋大学，投身于电视新闻编辑与电视剧制作。2008 年退出五光十色的传媒界，自学摄影，开拓摄影结合文学的创作道路。著有三本摄影文集、一本散文集、一本诗集，并参与三本诗歌合集。坚持，是创作的原则；分享，是最终的目的。
通过摄影，李宁强把一切负面的想法和郁闷尽情倾泄。每天高高兴兴出门，去见识新天地、去体会新发现。坚持做每件事，就算摸索也要闯出一道门路。通过摄影，让他慢慢悟出一些道理，从而找到一些正面的能量。
2015年创作《说从头》，停笔在离开电视台后，没想这才是真正精彩的开始，像自学摄影、文图创作、停笔四十年再续文字缘、重新写诗、出版五本书和历经七十八年找回金门祖居的寻根之旅，都在这时发生，这促使李宁强决定写《回甘》，算是《说从头》续篇。继续记录个人回忆，当成一种经验分享，分析过去对错、坚持不放弃、提醒和鼓励自己。《说从头》像是在心情亢奋中喝下一杯百味杂陈的茶，而《回甘》却是气定神闲喝着一杯苦茶，入口苦涩，慢慢甘甜。
《回甘》沿袭《说从头》写法，单篇独立却互有关联，每一篇都有画面，配文照片更是大幅度增加。为了不脱节和方便阅读，以感情为重点，保留了《说从头》部分篇章，并增加一些后续内容。全书分前辑《回》，后辑《甘》，图片以黑白和彩色区分。请读者共品这杯余香袅袅的人生茶，诚意推荐《金门寻根记》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