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再研讨—–新加坡抗疫情模式有什么可借鉴的？》一文里，我指出新加坡的做法值得借鉴。
近期，日本的“COVID-19”(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疫情已经蔓延到日本。就在2月15日，日本多达5个地方出现了与中国无直接关系、且不知感染途径的确诊病例。到2月16日报道，如不考虑“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确诊病例，日本国内共有53例确诊病例。
面对此种情况，日本厚生劳动省在官网非常清晰的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尚未被承认处于流行状态。各位国民需要和对待感冒和季节性流感一样，保持每个人的咳嗽礼仪、洗手等习惯。这些非常重要。”
日本并没有停止大规模人群聚会，关停商店、封闭社区等等做法。而是继续平常的生活。甚至全国各地还有多个大型公众聚会式活动，比如马拉松长跑、一年一度的冈山裸祭，等等……完全在忙活的就是医生们。
这跟新加坡的做法类似——被很多中国网友批评：面对疫情爆发，躺平任嘲……
日本的马拉松长跑照常举行
真的是躺平任嘲，无所作为吗？并不是，新加坡、日本等国的真实做法其实这样的：
反对所有病患集中到医院去，避免交叉感染
轻症病患自行找社区医生、家庭医生看病，
集中资源，让医院收治重症病患
这其实是他们高明的地方！为什么？
因为传染性疾病的最高危集中地在哪里？—–医院！
尽管在社区，商场、公共运输上，我们都可能被各种病原体感染。但是，真正危险的是医院。
在南丁格尔等前辈改造医院卫生、提倡洗手等之前，医院内的病死率是很高的。因此，很多达官贵人都不愿意到医院看诊，而是由医生上门服务。
但即便在今天，医院仍是最容易发生感染的高危地方。
当一个医院人流多越，越高度密集，那就越容易发生交叉感染。
很多人诟病新加坡、日本模式是“佛式抗疫情”。但却没看到他们的英明举措：
限制到医院看诊，只允许重症病人转诊到医院！
限制到医院看诊，只允许重症病人转诊到医院！
限制到医院看诊，只允许重症病人转诊到医院！
那些不断咳嗽，咳痰，高热等明显的病人是最容易传播病毒的。
而那些即便携带病毒，却没有明显症状者，哪怕可以传播病毒，其传播能力也有限。而且被传播者也大多可能为轻症病患。
而医院是相对重症病患，发热、咳嗽、咳痰；他们传播病毒能力强，他们自己都是相对重症，那被传染者……何况来医院的大多是有疾病者，高龄者！
然而武汉疫情爆发后，让大量病人拥挤到各大医院门诊看诊，人流潮涌。他们中有些是COVID-19，有些不是。有些是重症COVID-19，更多是轻症病人……
集中到发热门诊看病，合理吗？
明明医院是最危险的地方，却偏偏都到跑医院去了，请问，这疫情怎么能控制住呢？
抗击传染疫情要分散，把病人跟其他病人隔开，把轻症跟重症隔开；但我们偏偏都凑一块了！
我们从社区着手，试图把疾病围追堵截，赶尽杀绝。
他们从医院着手，疏导病患做分流，集中力量诊治重症病患，防止其他病人被传播；防止重症病患可能的“高致病性病毒株”传播！
实际上，目前的数据看，大多数COVID-19病人是轻症病人。这点我在《该如何诊断、治疗新冠状病毒感染？》有详细讨论。但他们占据了我们大量医疗资源。
有人说，防止这些轻症病患转变为重症呀！可实际上，并没有肯定的药物可以做到这点。
医生主要的功劳是让病人得到更好支援：吸氧、保证营养等等。并发肺炎的病人预防性抗生素治疗—–这可能利于病人康复，但在降低重症率方面的作用不应夸大。
（注解：流感病毒肺炎治疗时，预防性抗生素治疗是有益的；但新冠病毒肺炎是否应该预防性抗生素治疗？这还不确定。笔者基于“收益/风险”，不反对这样做。但强调应该根据临床表现、降钙素原而尽快停抗生素……；可参考《肺炎病人该如何治疗？—–看看有多少颠覆你的观点》）
当年大禹治水就是汲取了他父亲的经验，而我们誓与天比高。
大禹治水给我们什么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