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真正合法”的红灯区,为什么会出现在新加坡?

亚洲“真正合法”的红灯区,为什么会出现在新加坡?

新加坡的芽笼(Geylang)可能有人听说过,有人或许头一次听讲,比起日本新宿歌舞伎町,或者是泰国曼谷的娜娜广场(Nana Plaza)等知名红色区,相对来说,不管是规模还是名气都小上许多。但是有趣的是,它却应该是目前亚洲各国,唯一能够“真正合法从事性交易”的红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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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来说,日本虽有明确的“风俗营业法”(即特殊行业管理办法),也有规模庞大的特种营业区,但由于在1958年日本国会订定的《卖春防止法》(売春防止法)实施至今63年时间,因此从法规上看,所谓“全套”特殊交易仍然是违法的。当然从法规实际执行上来看,因为认定困难,警方并不会特别取缔风俗场所中的特殊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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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亚洲多数性产业发达的国家,也都是程度不一的“暧昧”情况:比方说在泰国、越南、韩国等地,法律都明文规定特殊交易违法且负有刑责,但红色区依然游走灰色地带实质存在,甚至十分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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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天,芽龙这里与新加坡CBD(中心商业区)以外的大多数地方,并没有太多的差异。略显陈旧的民房林立,也有宾馆、商铺与写字楼。但每到黄昏来临,这里就会变成另一种面貌,女性工作者开始三三两两出没于路旁,招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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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起的“狮城”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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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狮城新加坡的第三特殊产业,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的时候。据《Ah Ku and Karayuki-san》(中文译名为“阿驹与唐行小姐”)一书中描述,由于英国殖民时期大量的劳动力从其他国家被引进到当地,造成男女性别比例极度不平衡,即便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一开始将特殊交易认定为非法行为,但是在“需求驱动供给”之下,仍然存在为数不少的女性迫于生计“义无反顾”加入该行业——当然,当时其中不少人,是被拐卖甚至是被迫来到新加坡出卖身体,她们多半来自日本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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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加坡的英国总督干脆改变策略采取放任不管的政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严禁白人女性从事特殊工作”。根据史料记载,所有以“白人女性”为主的那种场所在1916年全部倒闭;同时,翌年也颁布禁止通过“拐卖”的方式让妇女成为特殊工作者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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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新加坡殖民政府开始规划所谓的“红灯区”,让性服务逐渐特区化、制度化,并且需要取得执照。虽然此时大多数的工作者并未遵照当局的法规,不过或许基于规模经济的效益,此时的芽笼区和周边,已经开始聚集较多相关行业人员。另外,大规模的“妓院”在1930年前后也被禁止,但个体的性工作者则属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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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独立后,走向立法管制与专区经营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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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逐步推移,二战期间新加坡因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被日本占领了。此时新加坡的特殊产业主要以服务日本帝国军人为主,规模更是达到另一个高峰值。这个所谓的“盛况”一直延续到了1950年初,甚至被当时的女权运动风云人物希琳.福斯达(Shirin Fozdar)指责:“整个新加坡,根本是一座大型‘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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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负面印象,也让二战后在当地掌权的人民行动党及其带头人李光耀,在1960年时一度宣布女性工作者违法。但在新加坡独立后的1970年代,对于第三特殊产业的管理,又逐渐走向法制化与设立专区的政策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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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新加坡通过不断地制定或修订法律,以及完善各项条文规范,大抵成为我们现如今在新加坡所看到的红色区样貌:站在街角的个体女性工作者,以及以“按摩店”、“桑拿”、“会所”为招牌的各式特殊交易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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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所有的“按摩店”都提供特殊服务。只不过新加坡芽笼区大多数提供特殊服务的场所,并不会明目张胆地以“‘技’院”作为招牌,而是通过包括按摩店在内进行包装,以较曲线的方式作为营业的门面。另外,在“合法红色区”内的女性工作者,未必都是“合法工作者”——由于前面所说的“黄卡”相关规范比较严格,红色区内仍有部分女性工作者并没有获得相关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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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官方统计,新加坡政府大约共发出了1000多张合法牌照给女性工作者——不过,想当然就知道,实际从事该行业的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比方说在2016年,新加坡警方大规模扫荡非法特殊行业,陆陆续续逮捕了超过2000名没有合法执照、且属于外来移工身份的女性工作者。至于从事这行的工作者总数,一般估计是在15000到20000人左右这还是2017年的估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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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卡”保障,但也严格规范合法女性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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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撇开非法和“灰色地带”的女性工作者不谈,在新加坡,红灯区内合法的女性工作者,基本上其工作权是受到保障的,但需要取得执照、也需要纳税,同时有着十分严格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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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不论是本地或外籍的女性工作者,必须先跟新加坡警方签订一份文件,保证遵守一系列严格规范,包含“下班之后要立刻回家”、“必须在特定区域招揽生意”、“外籍女性工作者不得服务新加坡籍客人”,等等。之后,才可以获得政府核发的工作准证,俗称“黄卡”(yellow card),方能从事性行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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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卡

而“黄卡”的持有者,基本上除了必须每个月做健康检查之外(费用自行负担),还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年龄在21至35岁之间;(二)不可以是穆斯林;(三)在身份证上的性别不可以是男性;(四)外籍工作者,必须来自核准的国家名单(例如:马来西亚、中国、泰国、越南等)。(五)外籍人士的“黄卡”,签证资格等同于WP(申请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工人),但2年内需要离境,且终身不得再以同样身份进入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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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加坡政府2017年的统计,绝大多数持有黄卡,合法的性工作者是来自移民族群,目前以中国、泰国与越南居多,新加坡本地人则除非生活所迫,否则大多不太愿意从事这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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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在传统思维和刻板印象之下,从事特殊工作在当今新加坡社会的情境中,依然算不上一份体面的职业;更有甚者,即使是合法的女性工作者,仍然会遭到来自各方的歧视与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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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非营利组织The Project X就陆续针对性工作者进行调查,发现“言语骚扰”和“肢体攻击”,为该产业从业者最常面临的两大问题。其中某些“语言羞辱”,甚至可能来自警方或移民局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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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但比例上应该只是少数个案。根据Project X的访谈资料,大部分的相关案件,新加坡警方均会严肃且及时的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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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上还是合法工作者提所供的数据,若是把样本放大到其它灰色地带的女性从业人员,可能问题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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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规范,仍有助于减少剥削与公共卫生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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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特殊交易专区合法化”的新加坡,仍有不少非法的女性工作者,也仍存在部分社会争议。但整体而言,由于将这个经常被诸国“暧昧处理”的产业规范台面化、法制化,相对来说也减少了执法上的灰色地带,同时也较能确保合法女性工作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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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数众多的非营利机构,也纷纷进行调研、招募义工,给予特殊工作必要的帮助。包含在主要红色区的芽茏、德斯加路、豪杰大厦一带免费发放避孕套,定期组织宣传讲座,并在公共健康问题、法律咨询等方面,提供女性工作者协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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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笼

最后,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新加坡性工作者的收入:根据南早的报道,在新加坡,最“阳春”30分钟的特殊服务,收费大约在50新币(约240元)左右;而结合按摩、洗浴等“复合式服务”,或是加上旅馆、过夜等费用,价格另计,可能在数百到数千新币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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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周工作5天,扣除掉“机构”、“妈妈桑”大约20% -40%的抽成后,一名普通性工作者的月收入大约会落在新币4000元左右(约19212元)——当然,在这个行业里,也有所谓的“红牌”,她们的收入自然又会高上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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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是否成立“特殊交易专区”、并将专区内的“买卖双方”除罪化,在一些地方引起不少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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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这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特殊产业,确实无法以所谓的法律禁止或道德诉求去完全根绝。因此与其走“表面非法、实质不处罚”的模糊地带;不如在立法妥善规范与配套的前提下,一切按照制度规范与市场机制,让交易双方资讯公开透明,也能减少因“地下化”而衍生的种种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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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双方合意之下、有卫生保护措施的特殊服务,也就只是一种满足欲望的产业而已,无论是服务提供方或购买方,都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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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真正该做的,是如何尽可能地减少法规难以触及、保障的“灰色地带”;以及在那些地带中所发生的不公平交易与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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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特殊交易专区”上的种种做法,或许不见得都适合我们,但其将产业摊在阳光下,落实法制管理的精神,或许颇值得亚洲各国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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