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趋势性改变，尤其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日渐加深将加重劳动力群体负担。其中商业银行可早做准备迎接“银发经济”高峰期，服务于养老金融及相关产业链上即将释放的发展空间。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普”)数据来看，中国人口呈现老龄化快速加深的新特征，预计将在今明两年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商业银行可服务“银发经济”高峰期新红利，关注新的人口形势下结构性机会与风险。
与上一个十年相比，中国人口总量在“七普”期间保持了低速增长，人口增速快速下降的形势有所减缓。中国当前总人口为14.1亿人，比2010年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七普”期间人口复合平均年化增速为0.53%，较“六普”期间略降。中国人口增速的拐点出现在1987年，千禧年以后告别“1%”时代。同时，户均规模在缩小，不再达到“三口之家”的标准。中国当前家庭户平均规模为2.62人/户，较2010年的3.1人/户明显缩小。
一、社会迈入深度老龄化
中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中枢不断上移的趋势，老龄化程度加深、加快。按公报人口年龄构成口径，中国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三个年龄段人口比重分别为17.95%、63.35%、18.70%。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较2010年上升5.44个百分点，是历次人口普查中的最大增幅，老龄化程度明显加深、加快。与之对应的是15-59岁人口比重较2010年下降6.79个百分点，是1982年“三普”以来劳动力人口占比的首次萎缩。对比三十年前即1990年，中国人口结构目前已由“正三角”演变为“纺锤形”；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将演变为“倒三角”结构。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存在深化速度快、人均收入低的更深层次问题。国际通用的老龄化社会划分标准以65岁为界限，即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则为“深度老龄化社会”。按此标准，中国约在千禧年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将在2021-2022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个过程仅经历了二十余年，快于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与其他亚洲国家形势接近(日本、韩国、新加坡)。
但与上述亚洲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是，其人口老龄化时都已处于高收入阶段，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GDP水平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分别超过2000美元、1万美元、2万美元，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分别超过4万美元、3万美元、5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在千禧年初入老龄化社会时仅有不到1000美元，预计在2021-2022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也只在略超1万美元的水平上。
二、生育政策或积极调整
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从2017年开始该数量就开始逐年递减；当前总和生育率(TFR)为1.3，从1992年迈入低生育率门槛2.1以来已近三十年时间。除了养育成本提高、教育医疗资源紧缺的因素外，婚育年龄延后、观念转变和意愿降低也促使生育率加速下降。
从“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生育政策的放松对提振生育率有促进作用。“七普”期间为应对高速转低速的人口增长形势，中国分三步放开了“二孩政策”，相比“六普”期间人口增速陡降了0.54个百分点，“七普”期间降幅仅为0.04个百分点，对减缓人口增速的快速下降产生了积极作用。
笔者预计后续呼吁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的声音将增多，“十四五”期间政策层面很可能出现积极调整，如发放生育补贴保障、延长带薪产假和育儿假、放开三胎生育、支持育龄女性的就业和再就业，以及在教育、医疗方面的配套保障措施等，有望进一步改善人口出生和生育率情况。
但仅靠放开生育政策能起到彻底扭转低生育率的效果吗？分析日本、韩国、新加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鼓励生育的实践，部分政策能起到短期促进TFR提升的作用(通常是一至三年)，但之后TFR逐渐回归下降趋势；部分政策甚至没有产生积极效果。千禧年之后，发达国家持续重视并加大力度出台各项鼓励生育的政策法规，有部分国家能够稳住TFR水平不下降或有较小幅度回升。但截至2020年末，发达国家TFR普遍仍在2以下，依然无法脱离代际人数递减的低生育率陷阱。
三、发展空间与区域布局
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趋势性改变，尤其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日渐加深将加重劳动力群体负担，增加预防性储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居民消费倾向与经济增长动能。但商业银行仍可服务于新的人口结构带来的发展新方向，并关注人口内部流动下的结构性机会与风险。
一方面，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将在今明两年到来，商业银行可早做准备迎接“银发经济”高峰期，服务于养老金融及相关产业链上即将释放的发展空间。可考虑从以下五方面着手：
纵向做深养老金融，提升财富管理服务水平。随着老龄人口理财观念和财富水平的提升，商业银行应加快完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多样化满足银发族在储蓄存款、投资理财、保险计划等方面的需求。
横向开展机构合作，支持养老地产和养老服务发展。商业银行可把握“机构养老”和“医养结合”这两个养老地产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服务机构建立多点联动合作，共享潜在客群，提供整体服务方案。
拓展对医疗产业的支持外延，促进民生金融的更广覆盖。商业银行应适应新型消费行为需要，把对医疗健康产业的支持从传统的医疗器械、药品领域向医美、药妆、保健食品等领域拓展，营销目标群体从养老族向未老族拓展，促进民生消费产业链上的更广覆盖和更早获客。
提升数字化经营能力，将金融科技嵌入养老金融服务中。商业银行可根据高科技和数字化产品在银发族的文娱和生活中渗透性更强的特征，以创建和连接适应消费模式转变的业务场景实现精细化营销，以对接政府数字化政务平台实现批量化获客。
住房信贷资源向中小户型刚需倾斜。住房开支是中国家庭开支中占比最大的部分，未来新生人口在递减趋势下对住房增量的贡献可能继续下降。但家庭户均规模缩小，人均住房面积持续改善，将使小户型房源的需求持续较强；若生育政策放开，短期内也会带动大户型房源需求。银行可加大对中小户型刚性需求的支持力度，这也是差别化实施住房信贷政策的重要方面。
另一方面，人口内部流动趋势增强也将加大地区间分化趋势，商业银行可服务于人口集聚方向上的结构性机会，防范人口空心化地区的风险。可重点关注以下四类区域并适当调整布局：
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为代表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凭藉城市竞争力强、经济基本面向好的优势，这些地区将继续吸引人口集聚，提升住房需求及各项消费潜力，金融需求也更为活跃，有利于商业银行开展多元化金融服务、推动金融稳健创新。其中，西藏和广东的人口导入能力最强，近十年人口净增长达20%以上；浙江、新疆、海南、宁夏、福建、北京、贵州、重庆也具备强劲的人口吸引能力，人口增加10%以上。
东北三省、山西、内蒙古、甘肃等人口持续净流出的地区。尤其是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人口流失最为严重，且均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加之这些地区的本地产业基础和经济效益较差，要打破人口持续外流和少子化困境存在难度，未来需求可能存在倒退风险，限制了金融发展的空间。
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人口比重降低且老龄化程度高的地区。在产业发展和就业机会的限制下，这些地区劳动力容易出现集体外流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加深老龄化程度，加大经济发展压力和财政负担，各类需求增长可能缺乏后劲。
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省内中心城市。从人口流动的方向来看，省内流动的增长速度比跨省流动快了接近一倍，大约2/3的流动人口选择在省内近距离扎根。中心城市作为目的地占比较以往提升，其省内辐射能力依然较强，将促进投资、消费需求产生结构性增量空间，带动金融需求相应提升。
(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