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深水埗的喃呒山顶远眺，中九龙、西九龙至昂船洲一带的城市景观一览无遗，上个世纪 80 至 90 年代，《喋血街头》《一本漫画闯天涯》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港产影视剧都热衷在此取景，如今这里成了热门的摄影地。这座被高楼围拢的小山丘仅有 90.6 米高，本地人更愿意叫它 “嘉顿山” ——因山脚下的嘉顿面包总部大楼而得名。
跟中国香港的朋友提起嘉顿，95 后年轻人大多印象不深，精致面包房里的现烤麦包和法棍对他们来说更具吸引力；90 年前后出生的人对嘉顿的认知局限在超市平价烘焙区，流水线上出产的平价面包，类似出前一丁，属于居家方便之选，偶尔买一些回去自制西多士，经济实惠；父母一辈，甚至家中更年长的成员，他们才是嘉顿的忠实拥趸，两片生命面包，涂上果酱或者炼乳，是那个年代许多人的共同记忆。
蓝白格纹的蜡纸包装是生命面包最深入人心的标签。©九華徑自助燒烤場
在嘉顿的诸多产品中，生命面包对人们来说意义尤其深厚，蓝白细格的蜡纸包装，简单朴素的切片面包，几十年前，曾让很多人捱过了饥馑和动荡。
说起嘉顿的生命面包，张子芳是绕不开的人物。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香港开埠，华洋杂处，西方商贾往来无数。上个世纪初，中国香港街头涌现了不少西式烘焙店和咖啡馆，负有盛名的连卡佛公司当时主导着外籍烘焙届，到了 1920 年代，吃西式糕饼在中国香港已经蔚然成风。
1926 年，刚刚从新加坡回到中国香港探望祖父一家的张子芳，敏锐地察觉到西饼这个风口，同表兄黄华岳相约在香港动植物公园（Hongkong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里商量开烘焙食品厂的事宜，这也是后来嘉顿（Garden）名称的由来，同年，两人在九龙荔枝角开设了第一家门店。
从嘉顿山俯瞰嘉顿中心。©Wueifodo
张子芳出色的商业洞察力并非与生俱来。父亲张茂辰在老家广东省江门市下的环市镇上既经商又务农，长时间在两个角色之间切换，给年幼的张子芳树立了脚踏实地又善于变通的性格榜样。后因生意关系去了新加坡，张子芳跟在父亲身边帮着打理生意，耳濡目染，从中积攒了不少经验，这些经验很快就在第一家店的经营上得到实践。
九龙荔枝角上的嘉顿，与其说是食品厂，不如说是一家西饼小作坊。没有生产机械，全部仰赖手工制作，产量不高，但是价格具有竞争力，很快在大众消费者中打开一小片市场。
随着需求量的增加，1927 年，张子芳将店铺迁至中环德辅道中，4 年后，又搬去九龙深水埗鸭寮街，从局促的门面变成三层高的租用房舍，还配备了一批本地制造的机械，24 小时不打烊，白天制作饼干，晚上生产面包和蛋糕，经营模式也从单一的零售转变成零售与批发齐头并进。
深水埗嘉顿总部于 1935 年建成，至今已有逾 80 年历史。©加西网
针对一些抗风险能力弱的批发商，嘉顿采取的 “回收机制” 在当时深入人心，凡是在嘉顿下单的商户，卖不掉的面包均可退回，由嘉顿公司负责将过期面包卖给养猪养鱼的农户，制成饲料。这个举措打消了一些批发商的后顾之忧，又使得过期面包变废为宝，一方面丰富了自己的盈利渠道，另一方面对于嘉顿在市场上塑造口碑，打开局面，亦有事半功倍之效。
1932 年冬天，一场大火将厂房付之一炬，由于保险单的错误，火灾造成的全部损失无法获得任何赔偿，工厂不得不关闭了几个月。1935 年，嘉顿在青山公路上购置了 475 平方米的土地，新工厂很快投入生产。
1937 年，嘉顿制造出营养成份特高及保存期较长的防空洞饼干和军用饼干。
真正让嘉顿成为中国香港 “全民烘焙品牌” 的契机，发生在二战期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嘉顿先是连续 7 天不间断生产共 9 万公斤抗日劳军饼，以保证前线军队的粮食补给，又接下英军订单，成为战时陆军烘焙食品的主要供应商，生产营养丰富、耐于贮存的军用饼干和防空洞饼干，分发给军民。二战结束后，中国香港的社会秩序恢复缓慢，资源十分短缺，许多人面临食不果腹的困境，嘉顿积极响应港英政府的政策，将优质面包和饼干以每磅港币 0.5 元的低价出售，解了很多百姓的燃眉之急。
作为较早一批在中国香港实现烘焙现代化转型的公司，嘉顿凭着技术优势，在特殊时期保障了中国香港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将面包厂的命运和社会的浮沉关联在一起，赢得口碑之外，嘉顿的企业社会责任感也为它接下来研发爆款产品生命面包提供了关键性思路。
1950 年代初，嘉顿从英国引进自动生产机器，两年内，面包、饼干、糖果都实现了流水线生产，这在当时的中国香港首开先例。中央工厂和批发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大大提高了嘉顿产品的覆盖率，加上定价不高，大众消费者成为购买主力，整个中国香港的烘焙市场上，嘉顿品牌的占比节节攀升。
双十暴动剪报。©香港01
好景不长，1956 年，中国香港爆发了 “双十暴动” ，许多工厂遭到大肆破坏，嘉顿也没能幸免，位于青山道上的厂房，机械毁损严重，于是被迫停产三个月。
暴乱平息之后，中国香港表面看似平静，实则治安越来越差，电影《叶问 3》以这个阶段的香港现状作为背景，里面饰演港警的郑则仕跟叶问抱怨，频发的罢工游行、打砸强抢，连警察都忙不过来。乱象之下，很多平头百姓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到了 1960 年代，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很多人从内地逃去了中国香港。当时的中国香港经济欠佳，自顾不暇，加上紧随而至的 “六七暴动” ，中国香港再次陷入混乱之中。随着社会秩序的崩塌，有人开始为了温饱舍弃健康。
此时，嘉顿刚刚扩建厂房，负责该设计的是中国民初建筑先驱朱彬，他将厂房的一部分加高至 7 层，并在顶端增设了钟楼，摩登的风格让嘉顿中心一举成为深水埗的地标，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许多游客的约会打卡圣地。
早年的生命面包广告 “营养卫生，新鲜软滑” ，它忠实地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明声报
不止是审美层面与时俱进，嘉顿在产品研发上也积极创新。面对中国香港很多基层民众三餐不继的窘境，嘉顿聘请专家，生产出加入双倍维他命成分的 “生命面包” ，考虑到南方天气多阴雨，于是采用防潮蜡纸包装，让面包时刻保持新鲜松软。这在当时是全港首创，后来一直沿用，成为原味生命面包的经典包装。
1972 年，中国香港遭遇 “六一八雨灾” 。连日暴雨引发山泥倾泻，九龙及香港岛多个地区房屋发生严重坍塌。灾难造成 156 人死亡，117 人受伤，无数人流离失所，亟待援助。考虑到嘉顿生命面包所含的丰富营养元素，政府将其作为赈灾食粮分发给灾民。据一位香港朋友的父亲回忆，对于当时有些受难严重的人来说，生命面包真的起到了救命的作用，因为特殊的蜡纸包装，在连日阴雨的情况下也不容易受潮变质，每次领回的两袋面包，足够吃上好几天。
在乱象丛生、食物匮乏的岁月，嘉顿生命面包帮助不计其数的普通人渡过生死难关，它几乎成了嘉顿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单薄的蜡纸，蓬松的面包，跟战后中国香港的城市化进程和工业成长轨迹联系在一起，能勾起几代人的集体回忆。
1970 年代中后期，嘉顿在中国香港陆续增设新厂，产品日趋精分细化，光是面包就有热狗包、汉堡芝麻包、三文治包等等，明星产品生命面包也从单一的原味，丰富成绿白格的蜜糖鸡蛋、红白格的高纤维质和蓝白格非蜡纸包装的高蛋白质四种选择，不同颜色的包装对应着不同的营养成分配比，消费者可以按需购买。
图中上层为原味生命面包，下层由左至右依次为高蛋白、蜜糖鸡蛋味和高纤维麦包。©Wikimedia
1978 年改革开放，内地市场放开，不少港商前往内地建厂兴业。1985 年，嘉顿作为合资企业，在广东省东莞市成立了华佳食品有限公司，2000 年又与扬州公阳食品有限公司合作，扩大其在华东的影响力。
千禧年之后，嘉顿产品在中国香港的市场占有率高达 90% 以上，除了商超零售，许多茶餐厅为了追求面包品质稳定，也纷纷跟嘉顿合作，就连快餐界两大巨头肯德基、麦当劳，也指定嘉顿为自己的汉堡面包供应商。许多对嘉顿这个烘焙老字号不屑一顾的年轻人，不知不觉中，也在饥肠辘辘时靠它填饱了肚子。
嘉顿是许多餐厅的供货商。©Hkitalk.net
除了与超市、餐厅合作，不少学校、疗养院、酒店甚至航空公司都在嘉顿订购面包、酥皮或者急冻面团。嘉顿强大的市场渗透力，也招来了一些消费者的不满。因为与幼儿园合作时在学校报纸上刊登广告，导致孩子回家哭着喊着要吃嘉顿的手指面包，有学生家长在网上吐槽嘉顿抢占孩子的心智资源，为了营销 “不择手段” 。
除了最经典的生命面包，嘉顿旗下还有各种各样的面包产品。©Sina.com
时至今日，嘉顿已经走过了 94 载春秋。作为最早在中国销售现代风格食物的中国独资企业之一，嘉顿历经数次迁址、停产、扩建，见证了中国香港过去近一个世纪的际遇浮沉。于很多中国香港人而言，嘉顿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国香港社会变迁史，人们对生命面包的依赖，也是对过往岁月的缅怀。
如今青山道上白色的嘉顿大楼，更像一个历久弥新的文化符号，它吸引着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去咖啡店和西餐厅感受老字号与时俱进的蓬勃生命力，而柜台上包裹着蓝白细格蜡纸的生命面包，大概只能在长辈们反复提起的往事里，向下传递。
参考资料：
《香港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独特作用》经济日报
《An Incident in Hongkong Baking in 1948 or How Things Happen》Admin
《The Garden Company Ltd.》Reference for Business
《Hongkong Industry during World War Two-Fishing, Food and Beverages, Tobacco》Hugh Farmer
Janpanese occupation of Hongkong – Wikip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