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的“九国联军”,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

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行动中,德、英两军中的中国雇佣军们“表现优异”,尤其是英军中的华勇营更是赢得了西方舆论的高度评价,在西方军史界“声名显赫”。华勇营的表现,足以推翻西方人对华人无能的偏见,“证明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优秀的)领导人而已”。

在德国柏林的帝国军事博物馆,有一件特殊文物:一个雕刻着圈龙图案的军用皮带扣。这是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行动的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中国雇佣军“华勇连”的装备。

其实,德军在远东特遣队中设立“华勇连”之前,就已经于1899年在其殖民地青岛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建立了“华勇连”。德国王子海因里希(Heinrich)当年巡视青岛时,对这支中国连队十分看重。

负责在第三营中组建华人连的冯法尔肯海上尉,曾担任过清军顾问,并参与过威海卫英军华勇营的组建工作。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行动中,德、英两军中的中国雇佣军们都“表现优异”,尤其是英军中的华勇营更是赢得了西方舆论的高度评价,在西方军史界“声名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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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的创举:设立华勇营

设立华勇营建制,是英国人在威海卫的创举。

据英国外交档案记载,英国强租威海卫作为海军的远东基地后,其陆防相当空虚。当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陆军力量,而且,与荷兰后裔“布尔人”在南非争夺殖民地的战斗动用了大量军力,连澳大利亚等殖民地也专门征召军队前往南非。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定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中国,组建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此举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英国人辩称这是一支警察部队,维护治安而已,不用于租借地以外的军事行动,从而蒙混过关。有意思的是,多年后,当八国联军交还天津时,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在此驻军,袁世凯既要遵守条约,又不能放任津门只有外国驻军,应对之策就是将北洋一部改造成警察部队,钻了《辛丑条约》的空子,堂而皇之地进驻了天津,解决了国防与外交的一大难题。1898年11月,从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后,英国陆军部就开始在威海卫正式组建华勇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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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显然没料到军人在中国社会中的低下地位,这个古老国家历来就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何况穿洋衣、扛洋枪、出洋操、出洋相。《中国与八国联军》(Arnold Landor, China and the Allies, New York: 1901)一书,记录了组建这支雇佣军的艰难:直到1899年初都没有一人应征,到1899年3月才招募到了十名士兵。德国人的遭遇也类似。1899年的9月和10月,德国人在青岛为华勇连征兵,但两百多个报名的人当中,可用的只有大约七十人,历尽艰难才达到了一百二十名步兵和二十名骑兵的规模。随后,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这些农民士兵的散漫。据英军的资料,华勇营士兵的父母经常会来驻地把他们带回去,“这些士兵们似乎没有个人主见”,开小差、退伍现象很普遍。德国华勇连也一样,逃兵不断,而且扰民事件时有发生,德国人自己评价:”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起了伤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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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德国人明智的是,英国人随后调整了策略,发动“高饷”攻势,将招募对象由单纯的农民转向了清军的退役官兵,成效显著。据《中国与八国联军》记载,这些退役军人比一般农民拥有更好的战斗素质、体能和纪律性,而且“没有家庭牵累,随时能为金钱卖命”,这些穿上洋装的清军老兵不久就成为“最优秀的士兵”。英国人的高军饷及带兵中的“廉洁”,在当时普遍实行低饷、并且 “喝兵血”贪污成风的中国,大大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好男”亦可当兵。亦令中国有识者看到,新式军队首在制度之新,厚饷可起“养廉”作用,“饷薄则众各怀私,丛生弊窦;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后袁世凯编练新军,亦效仿洋军,不仅高薪,而且设法杜绝军官克扣,发饷一律绕开了各部队的主官,由粮饷局会同各营粮饷委员,出操时公开点名发放,后世皆以为这是袁的北洋军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到1900年5月,英军终于建立了一支人数六百多、年龄在二十三至二十五岁之间的华勇营。该部队编制齐全,设置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以及乐队、译员、卫生队。英军不惜投入,其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并配置精良装备,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亦未能成建制装备,可见英国对该支雇佣军期许之高。这批用高饷精选出来的士兵,体格强健,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胸围三十五英寸,在当时华人中亦属高个。带兵英官评论他们“坚忍、耐心、聪明”,是“十分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所有士兵签约三年,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士兵们每天训练达四、五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尤其六百码射击成绩十分优秀。《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感叹道:“考虑到这些士兵此前的素质,英国人能在短期内将他们训练成一支劲旅,的确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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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雇佣军威海卫英军华勇营得以比青岛德军华勇连留下众多史料,要得益于英军军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的有心,他在华勇营服役期间记录了大量日记,并在1902年出版了回忆录《服役华勇营——中国第一军团1900年3月在——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记录》(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A Record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Regiment in North China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00)。在这本现已成为古珍本(old and scarce book)的回忆录扉页,巴恩斯留下的献辞是“永志不忘”(LES’T WE FORGET),可见巴恩斯对华勇营的推崇与怀念。在巴恩斯回忆录中,通篇充满了对这支“勇敢的军队”的赞颂,而且不断地表白其赞颂是“绝对客观公正的”,“尽管华勇营背叛自己的同胞、皇帝及本国军队,在异国官员的指挥下,为异国的事业而战,但他们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不应该再受到诋毁。”英军华勇营在短短八年内,表现“卓越”,获得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赞赏。《泰晤士报》在1901年的一篇评论中说:“无论将来如何,谈及华勇营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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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勇营成军后,最早的军事行动便是镇压威海卫当地的抗英斗争。英国强租威海卫引发当地民众激烈反弹,冲突不断。1901年3月26日,华勇营首次出击,武装驱散姜南庄村崔寿山组织的抗英集会,并逮捕了崔寿山等三名抗英领袖,而此次集会的情报,就是由华勇营士兵卧底获得。随后,英国勘测划界队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华勇营奉命出击,在5月5日、6日报信村和垛顶山的冲突中,华勇营“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共打死二十九人。当时留守在道头村的华勇营第四连被三千多名当地农民包围,此时一个当地老汉、华勇营一名士兵的父亲,用扁担担着全部家当,跑到华勇营的阵地上,对自己儿子和其它士兵说,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决心要扫平这里,赶快逃跑吧。据巴恩斯回忆,老汉的儿子却告诉父亲:即使这里会打仗,他也愿意在这里。老汉无奈,只好放弃带儿子离开的想法。第四连还有名士兵,其父随当地民众进攻华勇营营地,被华勇营打死,他还是“坚守岗位”,留在了部队中。第七连有两名士兵被当地村民抓住,派一个小孩看管他们,在他们央求下,那孩子将他们放了,他们却并不逃跑,而是设法捕获了该村村长,带回部队交给英军军官。此类证明华勇营“忠诚”与“勇敢”的事例,充斥着巴恩斯的回忆录。对此,巴恩斯的骄傲之感溢于言表:“华勇营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为和自己的威海卫老乡对抗感到骄傲,这无疑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值得信赖。” 威海卫英国行政长官道华德在写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信中则称:“在5月5日、6日的两次攻击事件中,华勇营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感到钦佩。”《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也对华勇营在镇压同胞的巨大压力下,依然十分沉着冷静,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陆军部战史记载,这两天的流血冲突后,当地农民迁怒于参与勘界的中国专员李希杰等人,将他们扣押。山东巡抚袁世凯遂向英军请求救援,亦是华勇营派兵,在英国水兵协同下,进行了成功解救。华勇营与同胞的对抗,激怒了当地人。华勇营不少士兵的家属都收到了恐吓,士兵们要求英方在必要时需给其家庭提供庇护,但华勇营军心依然稳定。德军在青岛的华勇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敌对的政府官员对这些士兵的家人进行了压迫和恐吓,如果这些人不马上离开这支部队的话,他们将遭受最严厉的惩罚。”与英军华勇营不同,德军的华勇连没有顶住这一压力,遂不断瓦解。参加八国联军威海卫英军华勇营的“出色表现”,令他们赢得了英国军方更大的期许。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兵力上捉襟见肘的英国,只能从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和香港等地抽调殖民军或雇佣军来华,参与八国联军行动。此时,华勇营正式纳入英军建制,并换上了陆军军装,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华勇营从此也被称为“第一中国军团”(the 1st Chinese Regiment)。1900年6月22日,华勇营192名士兵和10名军官乘坐英舰“奥兰多”号,于凌晨五时抵达天津大沽口。此前一天,英舰“恐怖”号已将第一批香港皇家炮兵(炮手多为印度兵)和香港军团(由华勇和帕坦人Pathans组成)的382人送到。需要提及的是,在当时参加八国联军的英军中,华勇营、香港军团和新加坡军团中的华勇们构成了英军的重要力量。在英国陆军部情报处(Intelligence Department, War Office)编写的战史《1900-1901年在华军事行动官方记录》(Official Account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1900-1901, London: 1903)中,充斥着这几支部队如何协同作战的记录。6月24日中午,香港军团和威海卫华勇营各两个连共四个连,护送海军提供的十二大口径大炮及弹药增援联军。道路泥泞,华勇营基本承担了“苦力”工作,负责拖曳大炮,并安放在僧格林沁四十年前为抵挡英法联军而修建的濠墙(Mud Wall,即天津人说的墙子)上。当他们冒着弹雨进入法租界时,受到了联军守军的欢迎,但也有人对这群“中国人”进入自己的阵地表示不满和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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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担心很快一扫而光。6月27日,华勇营协助俄军对清军驻守的东局子军火库(天津机器局东局)进行攻击。当十二大口径大炮引爆弹药库时,天空出现了几百米高的蘑菇云。随后,德国租界的一些商铺发生火灾,华勇营两度受命灭火,资料没有明确记载其是否与德军的华勇连在此有遭遇。

无话可说,无言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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