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赴深圳特派记者 陈青青 李炫旻 环球时报驻外记者 蒋丰 夏雪 黄培昭 王臻 黄博宁】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特区成立40年来，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有名气的“试验场”。“年轻与活力”“创新与力量”是熟悉深圳的外国人士经常用的形容词。“深圳特区为何了不起？”“中国深圳特区的成功能否被其他国家复制？”国际媒体上的这些问题也是《环球时报》记者思考的。记者在深圳采访期间，晚上10点多，还能看到深圳南山科技园里腾讯总部大楼依然灯火通明，第二天清晨8时左右，在科技南路与深南大道，忙碌的人流又从地铁站中走出。而深圳人在谈论起特区的核心竞争力时，总会不约而同地说起包容、奋斗、创新和开放。深圳特区成立40年之际，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让“深圳精神”也有了特殊的含义。
“一个机遇无限的城市”
很多考察过深圳特区或在这里工作、生活的国际人士，谈起深圳都有很多感慨。俄罗斯UCHINA公司市场总监日达诺夫说：“公司在深圳设有办公室，因为在这里从事业务非常方便，我们也正在积极地开始研究新技术和电子商务。深圳是一个机遇无限的城市。当地公司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超过英国和法国公司的总和，而且，专利大多数都是高质量的。深圳市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岁，这在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的确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指数。”
埃及《金字塔报》下属的《经济周刊》杂志副主编萨米娅曾到深圳考察，她26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深圳堪称中国“创新发展的高地”，中东国家早就对深圳发展模式感兴趣。2002年1月，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华期间就专程参观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高新技术园区。深圳还有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商人，在他们眼里，当地人提到深圳都引以为豪。
去年2月，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政论家、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考察深圳后专门在《独立报》撰文说，“深圳是中国的力量之地”，这里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奇迹”离不开中国领导人正确的战略规划——“邓小平提出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在一起”——1980年8月26日，中国提出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塔夫罗夫斯基用了很大篇幅向俄罗斯读者介绍深圳特区的新兴产业和科技公司。他写道：“华为等中国企业在IT领域取得的成果让美国感到了竞争威胁。由于担心失去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力，美国政府习惯于挥舞着‘大棒子’，想要采取打压政策。但经过几天的参观，最终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力量之地。”
塔夫罗夫斯基用“力量之地”来评价深圳特区，确实如此。过去两年，深圳很多企业的创业者，尤其是高科技从业者对于奋斗的目标似乎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今天特朗普政府又要制裁哪家中国高科技企业？”深圳人的调侃中也反映出一种心态上的变化：美国政府所制裁和打压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中，有很多来自深圳，如中兴、华为、大疆、腾讯，有时候看上去就是美国和一座中国城市之间的较量。相关企业的员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几年感触最多的是练就了一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去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能力。”
日媒感慨“深圳创新难复制”
因为大疆等企业的快速发展，深圳也被冠以“无人机之都”的美誉。“为什么深圳能够成为深圳？”大疆公共关系负责人谢阗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座城市让人最动容的一点就是它能够“宽容失败”，甚至公交站牌上都写着“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标语。
“现在，日本政府官员、企业经营者和管理层人员出现了一股深圳考察潮，他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深圳真了不起，日本如果还不能迅速起身直追的话将会怎样’，当然，也有些在感叹，‘日本是无法复制深圳的，因为深圳的创新也是最难复制的’。”今年5月，日本《东洋经济》周刊这样描述深圳40年变迁给日本人带来的复杂感受。日本外务省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深圳的日本侨民为5331人。另据统计，广东省内有2036家日本企业，仅次于江苏省。这其中，深圳日本商工会在网站主页公布的会员数量为401家。
日本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董事长碓井稔上世纪80年代曾负责企业在深圳的业务，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那个时候，深圳就有了我们的生产基地。公司周边当年还是一片‘田园景象’，现在则是深圳的中心地带。40年过去了，深圳已站在全球高端技术和产品开发的最前沿。现在，世界离不开中国，我们也离不开中国，深圳的生产工厂是我们精工爱普生依托的母工厂。我内心非常赞叹深圳的发展。”
“在深圳流行着‘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样一句话。深圳正是凭此从全国聚集了梦想者和创业者。”日本大阪成蹊大学教授平富贺一2019年9月到深圳调研，他在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过去，人们提起深圳的华强北，就会把它称为‘中国的秋叶原’，暗指那里是‘复制’中心。但近年来，这里成为新技术创新之地。”他还对比说，“日本现在的问题是，尽管有新技术研发出来，但因缺少资金、同行业竞争、受现行法规阻碍或既得利益团体影响等因素不能应用到现实社会中”。
深圳发展之快确实让日本极有危机感。JBpress网站8月5日题为“日本的停滞是否因为在计划与推进上过于拘泥”的文章称：“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要依靠‘样本城市’的建设，如中国的深圳。1979年，深圳还只是一个提供单纯劳动力的地方，现在成为‘硬件圣地’‘中国硅谷’。今后的世界，还将会出现多个深圳一样的‘样本城市’，相比之下，日本动作迟缓，如果再这样下去，日本就不是失去20年、40年的问题，恐怕要失去一个世纪。”
俄罗斯《生意人报》称，俄罗斯也借鉴了中国搞特区建设的经验，自2005年以来创建了现代经济特区，那里不仅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还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舒适的”行政体制，并以此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投资，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2014年12月，还有俄副总理级官员表示，“赞同将俄远东地区比作深圳”的说法，并提出优先发展远东的一系列政策。
“深圳的未来是什么”
谈及深圳过去40年的发展，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提到香港。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结说，深圳的成功因素包括“邻近香港的特殊地理条件、敢于作为的地方和中央官员的支持、准确的定位、创新的DNA、移民文化”等。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从香港这座连接东西方的纽带城市中吸取了包括人才、资金、技术、观念等方方面面的养分。
眼下和未来一段时期，对在深圳创业的香港人而言，也是在经历新的“改革开放”，那就是融入大湾区的发展。在一些香港人看来，深圳的发展已从“量变”到“质变”，特别是深圳的高科技公司十分抢眼，相比香港就黯淡不少。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协会创会主席李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017年到深圳创业后，他经常用“年轻”这个词来描述深圳。李培说：“这里的年轻人讨论最多的是产业怎么样，技术怎么样……但在香港的同龄人想的就不是这些。”香港人来深圳创业，也来安家。2011年，因香港房价太高，在香港从事文化行业的林女士选择在深圳买房。她告诉记者，小区有70%的业主都是香港人。她很满意在深圳的生活，但也表示，在环境卫生、物业管理、医疗及公共服务、公民素质等方面，特区一些地方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深圳的未来是什么？”在深圳深入采访的德国“时代在线”记者劳纳尔今年6月以此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写道：“如今的深圳已不再是40年前的渔村，它一跃成为世界电子工厂和中国经济崛起的象征。德企过去在深圳投资设厂是因为看上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而如今，德国却常常派代表团到深圳学习和交流创新精神。从世界流水线到‘山寨之都’再到创新城市，未来深圳的人工智能发展必然会成为大势所趋。”
奥地利“丝绸之路4.0”项目发起人瑞菲利去年11月出席了在深圳举办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高交会），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深圳之行让他见识了特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国际贸易规模。深圳发展之快也让他感慨，“深圳常住人口1300多万，远远超过了奥地利的总人口（890万）”。瑞菲利说，深圳的技术专家和普通员工的英语水平都很流利，未来随着深圳与国际的交流日趋深入，语言、跨文化差异、生活环境、工资水平和教育机会等问题都将成为深圳持续发展的挑战。他十分期待未来深圳在跨文化融合领域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