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兰 庄伟光 曾云敏
推动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是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的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探索，是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举措。去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领导人峰会上宣布，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强调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为高质量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明确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启动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现实意义
国家植物园是政府供给的新型公共产品，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作为一类特殊的自然、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其本质特征在于公有、公管、公益、公享，具有鲜明的“国家”属性。这就决定推进国家植物园建设，不仅是一种国际通行的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方式，也将带来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以及配置模式和管理体制的全面革新。国家植物园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文化、卫生、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标志，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是新发展理念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共识和呼声，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保护生物多样性、保存自然遗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有国家植物园。建于1759年的英国邱园皇家植物园，通过提供基于科学的知识和解决方案，启发和鼓励人们保护自然世界；建于1927年的美国国家植物园，通过改善植物的环境、经济和审美价值，探索景观的可持续性发展；建于1859年的新加坡植物园，推广绿色休闲生活方式；建于1970年的澳大利亚国家植物园，注重社区参与评估和保护澳大利亚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纵观世界植物园历史发展，早期植物园为药草园，收集药用植物用以治疗患者，附带研究和教育功能；近代开始逐渐具备植物分类研究、引种驯化以及观光娱乐功能；现代植物园功能进一步完善，演变为集植物收集、科学研究、大众科普、休闲游憩、物种保护、对外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重要场所。上述知名国家植物园具有一些普遍特点：植物种类丰富，物种展示形式多样；园区景观优美、多样，且特色鲜明；重视科普活动，有丰富且成体系的科普课程；园区运营经费来源渠道多样；科研实力雄厚，学术交流广泛；管理水平先进，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公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丰厚的生态家底，为广州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最新数据显示，广州市森林总蓄积量1954.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0%增加到现在的41.6%，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从1991年的20%增加到现在的45.5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7.33平方米，森林公园92个，湿地公园25个，综合公园38个，专类公园47个，社区公园112个，口袋公园888个，绿道总里程达3800公里，精品绿道36条。“十三五”期间，累计建成140个遍布城乡的赏花点，新增立体绿化40万平方米，广州累计建成426座、约350公里桥梁绿化，形成极具花城特色的空中绿廊花廊，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亮丽风景线。这些丰厚的生态家底，为广州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资源保护管理方面，广州不断完善资源监测评估、安全保护与信息化管理，持续提升生态资源保护管理能力。全市在保森林面积24.98万公顷，其中生态公益林100%参保在2018年全国林业信息化率测评中排名第一。作为全省首个获批的国家森林城市，广州率先编制全国首个森林城市品质提升规划。“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绿化城市联盟”在广州倡导下成立后，通过加强大湾区各城市间生态绿化建设合作与交流，联合举办区域性园林园艺博览会、国际花展，共同开展森林防火、外来有害生物防控、自然灾害抵御等，有力推进大湾区生态建设共建共享。
系统化高标准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经过几十年努力，广州在植物保护领域有长期且富有成效的实践探索，现已形成一批现代化植物园，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与世界上优秀的国家植物园相比，仍有差距。对标世界一流，高质量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应注重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一是明确定位和使命，建设有特色的国家植物园。广州与北京一南一北，在地域上和植物种类上具有显著的差异，各自都要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特色，避免泛公园化和同质化。广州国家植物园的定位应基于本地特色，保护和展示热带亚热带最全面、最独特、最重要的植物种类，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育、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发展成为高水平研究机构，在中国国家植物园体系中担当重要节点作用，在世界植物园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
二是树立标准和规范，争当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模范。首先，在植物物种保护标准方面，需要建立迁地保护植物数据库，明确各类植物的分布情况和受威胁等级，实行细致的分类、分区和分级保护。其次，在植物园规划、建设、管理与发展等方面，需要对标国际标准，明确园区功能类型。最后，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加强园区规划标准、技术规范、绩效评价细则等方案探索，力争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
三是加强合作与共享，共建国家植物园体系。充分利用各种层次的合作平台、研究网络、支持资金，持续推进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的合作与共享。增进国际范围的交流与合作，在植物多样性治理、种子交换、标本共享、植物园建设、学术与管理等方面广泛友好交流、加强探索。
四是提升科普活动质量，打造品牌形象突出的国家植物园。根据不同受众群体设计活动内容；提倡体验式、探究式科普活动模式；完善科普活动效果评估体系；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技术打造高质量的广州国家植物园科普活动品牌。
作者分别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