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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城市委原书记：外逃期间每天东躲西藏 生活陷入绝望
2014年12月22号，新闻里传来的一条消息，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关注。
当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副厅级干部王国强，从美国回国，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
这是近十年来，第一个从美国回国自首的腐败犯罪嫌疑人。2012年4月24日，王国强理应去丹东参加一个会议，但他却并没有出现在丹东，而是和妻子出现在了沈阳桃仙机场，使用私人护照悄然出逃。
蒋丹萍（辽宁省纪委纪检监察一室主任）：当时正值我们在查中央纪委交办的一个其他案件，我们查的这个案件的行贿人，也给我们查办案件的这个人行贿，同时也给他行贿，是这样的一个案件交叉。他自觉以往就有很多问题，还是一种惧怕的心理，所以他就离境了。
王国强预感到会查出自己的问题，心虚之下匆忙出逃。果然，随后的调查中发现，他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了巨额贿赂。
2012年，这条市委书记出逃的消息，曾经在凤城市引起了极大震动。既然当年已经外逃，是什么让他最终做出自首的决定呢？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两年零八个月以后我又回来了，与其在美国东躲西藏，惶恐不安，有病不能就医，有交通工具不能乘坐，如果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即便留下来，意义也不大。
西雅图，美国西海岸城市，王国强夫妇踏入美国的第一站就选在这里。然而，在这座曾被称为全美最佳居住地的城市，并没有他们能安居的空间。由于是外逃，他们不敢用护照在酒店登记，只能和别人一起住在合租屋里。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住房子的人他们也都是各国的移民，至于说是偷渡过来的，还是非法滞留的，这不得而知，所以感觉每一天很恐惧。能不能出现打架的情况，能不能被害，能不能被抢啊。
王国强的女儿在美国波士顿读书，但是由于担心被人发现，在美国两年多，他没敢跟女儿见一面，甚至到美国几个月后，才给女儿打了第一个电话。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姑娘就问我你为啥，咱家缺钱吗？你跟我妈都是公务员，单位都不错，你又是领导，缺钱吗？我没法回答孩子，我觉得那一刻我不是父亲了，我就好像面对检察官来提审我一样，心里很痛。
旅游签证到期后，王国强和妻子成了非法移民，他不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只能不停地换合租屋，后来又从西雅图躲到了洛杉矶。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国强越来越觉得举步维艰。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从这个出租屋到那个出租屋，需要坐车的时候，都不敢坐其他的车，只能坐灰狗站的灰狗，也就是长途大巴。因为坐其他的交通工具也都得需要护照，所以说我经常在问自己，就是这种生活有必要继续下去吗？我那个时候的希望，就是希望我不被他们发现，就这么一点希望，实际上是一种绝望，一个人每一天想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不就叫绝望吗？
百名红通令震慑外逃嫌犯 “地产大亨”迈克尔·程销声匿迹
恐惧、绝望，是大多数外逃人员在国外的真实心境。尽管逃出国门，但他们只能东躲西藏、战战兢兢地活着。但是也有少部分人，利用在国内贪腐得来的财富，在国外过着奢侈的生活，甚至还有人用金钱打入了当地的上流社会。
迈克尔·程，加拿大房地产开发商，在温哥华地区开发了多个高端地产项目，可以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这是他在加拿大的住所，位于温哥华高端住宅区，估价约合人民币两千多万。迈克尔·程还多次向当地党派捐款，有他的资金铺路，他的女儿积极参与政治，成为了加拿大联邦青年自由党某分部主席，作为一个政治明星在当地颇受瞩目。
然而，2015年，迈克尔·程一家的风光生活发生了改变。
2015年4月22日，中国集中公开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曝光100名涉嫌贪腐的外逃人员。
法国里昂，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红色通缉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国际刑警组织共有七种不同颜色的通缉令，红色通缉令是其中级别最高的。
詹姆斯·安德森（国际刑警组织反腐败和金融犯罪局副局长）：红色通缉令本质上就是发给成员国的一个通报，某人是一个嫌犯，正在被他的国家通缉，百人红色通缉令就是被中国通缉的嫌犯。
2015年公开的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是我国首次如此集中地公布外逃贪官的信息；在国际刑警组织近百年的历史上，一个国家集中公开曝光100名涉嫌贪腐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也是第一次。
詹姆斯·安德森（国际刑警组织反腐败和金融犯罪局副局长）：腐败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其他很多金融犯罪都与此相关。任何一个成员国如果能像中国这样，重视与反腐败相关的调查，我们都非常高兴而且很受鼓舞。
红色通缉令对成员国并没有强制缉拿要求，各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协助缉查。但它意味着，被通缉对象是一个在逃犯，通缉令的公开本身对通缉对象就会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成了迈克尔·程一家生活的转折点。通缉令发出不久，就有人看出，迈克尔·程与红色通缉令上名列第69位的程慕阳高度吻合。程慕阳因涉嫌侵吞、骗取国有资产、贪污等被通缉。相似的容貌，相同的生日，一个是温哥华地产大亨，另一个是红通嫌犯。原来，迈克尔·程就是程慕阳。随后，成功的商人迈克尔·程迅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公司的办公室铁门紧闭，人去楼空，女儿的职务也被加拿大联邦青年自由党紧急撤销。目前，中国正为将他追捕回国做进一步努力。
蔡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外逃腐败分子，我们要点名道姓曝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据我们所知发布红通之前，有的外逃腐败分子在国外还是过得很猖獗，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外逃的腐败分子，发布红通之后，这些人很多就收敛了，这种猖狂的势头是被压下去了。
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只是中国近年来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的众多举措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反腐败的决心，也让外逃人员感到了强烈的震慑。
遏制腐败蔓延 国际追逃布天网
2014年3月，中央纪委整合内部机构建立国际合作局；
5月，中央纪委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
6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建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设立办公室统筹追逃追赃工作；
7月，公安部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
9月，最高检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
10月，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公告》。
外逃贪官们其实也在时刻关注着国内的追逃动向。身在美国的王国强，一方面生活提心吊胆、了无生趣，另一方面也感到未来日子将更不好过。当看到敦促自首的公告里提到，自愿回国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他终于决定自首，回国接受法律的审判。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我要不回来，一定是通缉榜上有名的，那你说，全世界见到了这个协查通报，这一百多个国家都行动起来，你不像过街老鼠一样吗？也可能处境比它还难呢。被通缉的人，被追逃的人，他才有这样深刻的感受，这个法律的威慑，有的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在哪儿？平常谁说也看不见，但是只有当事人那种处境，他能看到天网，能看见那一只巨手。
腐败分子外逃，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腐败分子在国内贪腐之后，悄无声息地失联，逃往海外。上个世纪90年代末，贪官外逃越来越明显。赖昌星外逃是标志性的一个事件，2001年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特大贪污案的几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外逃。
腐败分子妄图躲到海外过逍遥日子，这是党和人民都绝对不能容忍的。随着外逃现象的出现，追逃工作也随之展开，但早期的工作面临着许多困难。
高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当时改革开放才刚上路，我们刚刚打开国门，参与国际合作各个方面的领域还不够宽，经验还不够丰富，特别是在国际反腐败合作方面，我们的话语权还不够大，再加上对国内追赃追逃各个部门各个力量统筹协调的机制还不够顺畅，因此我们追赃追逃总体上处于一个艰难探索的起步阶段。
“亿元股长”举家移民新加坡 逍遥日子仅过一个月
虽然面临许多困难，但中国追逃的努力从未停止。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追逃追赃列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遏制腐败蔓延的重要一环，追逃追赃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世界感到了中国的决心和力度，国人也清晰地看到了显著的成效。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发布以来，不少潜逃时间长、在国内影响重大的案件嫌疑人相继落网。
李华波，在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名单上排在第二位。新加坡和我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李华波出逃前又做了周密的准备，他的成功遣返，在追逃方式、工作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都非常有典型意义。
江西鄱阳是国家级贫困县，李华波外逃之前，是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的股长，职位虽然不高，却掌握着重要的资金监管权。当年他和两名同伙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9400万元，相当于这个贫困县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堪称小官巨贪的典型案例。李华波生性好赌，这些钱大量被他用于前往澳门赌博挥霍。
李华波（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去一次以后就觉得有点上瘾，有时候真的是有点不计后果的样子，拿了以后输了，输了又去拿，好像到自己家里保险柜里拿钱一样的。
澳门检察院提供的记录显示，李华波在赌场输掉的钱高达3400多万港元。李华波心里清楚已经犯下大罪，因此决定外逃。
李华波（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说句实话自己也害怕，也想逃避法律制裁，所以就办理移民。我当时在网上也查了，有些资料我也看了，如果能跑到一个跟中国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可能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当时自己是这样想的。
李华波做了逃避追捕的各种考虑，他选择了和中国没有引渡条约的新加坡，提前办理了投资移民获得了合法居民身份。他还通过地下钱庄等渠道，将挥霍剩下的3000多万元预先转移到了新加坡。这是办案机关制作的李华波转账路线图，通过这些密密麻麻的复杂线路，就能看出他的周密策划。完成这一切之后，2011年1月，李华波举家飞往新加坡。
李华波（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我自己说句实话，心里也这样认为，自己认为出了国不要紧了，当时是这样认为。
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李华波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好日子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新加坡逍遥了仅仅一个多月后，新加坡警方突然对他实施拘留，并冻结了他在新加坡的所有资产。
李华波并不知道，他出逃后，我国第一时间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不到一个月，我国就向新加坡提交了他跨境转移赃款和伪造移民申请材料的有关证据。正是因此，新加坡警方迅速对他采取了行动。
李华波（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当时我还抱有这种幻想，我们跟新加坡没有引渡条约，律师当时说的，真的是有这个案子你也别怕，因为新加坡的法律跟中国法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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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引渡条约，但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办法。境外追逃主要有四种方式，除了引渡，还有遣返、异地追诉、劝返。在李华波案中，遣返和异地追诉这两种方法被充分运用了起来。
黄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就是和新加坡的主管机关来合作，在新加坡对他提起刑事诉讼。因为他向新加坡转移资产的这样一些行为，也触犯了新加坡的法律，构成了洗钱犯罪。在新加坡对他提起刑事诉讼，这种刑事诉讼它起的一个作用，就是对他已经取得的移民身份的吊销，这样李华波就从新加坡的永久居民，这样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就丧失了，变成了一个非法移民，就可以通过移民法的遣返方式把他遣返回国了。
之所以能采取异地追诉的办法，缘于中国和新加坡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这一公约于2005年12月正式生效，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的法律文件。有了这一公约，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之间，开展反腐败领域的司法合作也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蔡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和新加坡我们这次合作也是第一次以这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基础，相互提供司法协助，这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尝试。
2012年1月，新加坡总检察署针对李华波转移赃款到新加坡的行为，以不诚实接受偷窃财产罪起诉李华波。李华波重金聘请了辩护律师，辩称这些钱是在中国经商所得，并非贪污的公款。针对他的抗辩，新加坡检方邀请中国派出检察官到庭作证，提供这些钱属于公款的证据。
许轶峰（时任鄱阳县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我们主要就是提供了两块证据，钱是如何从中国财政专户上最后通过中间人转移到新加坡的，这是一块。第二块我们也充分调取了李华波的个人以及家庭财产收入情况，包括李华波确实有违规从商经营这么一个情况，事实上根据我们查实的情况，李华波有经商，但是在经商过程中都没有赚到利润。
扎实的证据链使得法庭采信了中国检察官的证言，对判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华波最终在新加坡被判处有期徒刑15个月。2015年5月9日，李华波在新加坡出狱，当天即被遣返回中国。他回顾自己在新加坡的四年，整个都是在惶恐不安中度过的。
李华波（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国外这几年天天打官司，坐牢，还不如回国了。就是后悔自己如果不做这个事，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像我家里的话，当时我走的时候我父母也在，正是希望我在身边的时候，给他们养老送终的时候，自己还给他们背个这么大的包袱。像我父亲去年过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家人也不告诉我，这个事我真的是后悔，真的很难过这个事。
在对李华波进行海外追逃的同时，在江西鄱阳，追赃工作也在进行。2014年8月29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华波违法所得案一审公开开庭，虽然当时李华波人还在海外，但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规定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没收外逃腐败分子非法所得提供了法律依据。
黄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这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便他们逃到境外去了，那么我们在国内也同样可以提起这个没收程序，来对他的违法所得进行没收，它对于解决境外追赃，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李华波案成为了《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的海外追赃第一案。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李华波夫妇在新加坡拥有的2953万元资产属于违法所得，依法应予没收。目前我国正与新加坡司法机关合作，对这部分海外资产进行追缴。这场被告人缺席的审判，具有特殊的意义，宣告我国追赃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追赃、追逃、异地追诉、移民法遣返，李华波案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进行追逃的一个经典案例。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组织协调下，国内各部门召开了四十多次内部协调会，中方工作组先后八次赴新加坡，同新加坡总检察署、警方、内政部、移民局等部门进行磋商，最终促成了李华波顺利被遣返回国。
这一案件中各部门的高效合作，背后是我国追逃追赃工作机制的完善。2014年在中央层面建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加大指挥协调力度，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八家成员单位协同作战。2015年在地方层面，各省区市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省级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形成了分兵把守、上下联动、整体作战的追逃模式。
高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随着中央纪委监察部履行了一个总体的协调职能之后，那么过去所谓九龙治水、九龙追逃，但是缺乏执行力和协调力的这样一种被动局面大为缓解，我们在对外的沟通协调的效率，在对内执行我们追赃追逃政策的领导力、执行力等方面应该说焕然一新。
加强全球反腐合作 “天网行动”吹响追逃集结号
2015年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首次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列为年度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加强国际合作，狠抓追逃追赃，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
2015年3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了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天网行动由多个部门参与，目标是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
为了全面掌握外逃贪官的信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还编织了内外两张信息收集网。对内，通过建立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信息管理系统，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区市可以通过这个系统第一时间及时报告外逃人员信息；对外，在中央纪委网站等门户网站的显著位置开设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网上举报窗口，接受海内外举报。与此同时，反腐败的国际合作在加速推进。
2014年11月，北京怀柔雁栖湖，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里举行。
习近平：我们大力推动亚太反腐败合作，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就追逃、追赃开展执法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
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这是第一个由我国主导起草的国际反腐败宣言，也是APEC历史上第一次以一国首都命名的反腐败宣言，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为中国在全球反腐败合作领域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刘建超（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腐败问题现在跨境的特点越来越突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规避这些问题，任何国家也不能置身于这样的形势之外。我们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同时其他国家的反腐败工作也同样需要中国的支持，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种互利，也是一种共赢。
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到二十国集团峰会，再到联合国，从美国、英国到澳大利亚、新西兰，习近平总书记在各个外交场合主动设置反腐败国际合作议题，表明了我国加大追逃追赃力度的态度和主张，得到了各国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
刘建超（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一些西方国家明确强调，他们不想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承诺。
我国和重点国家的反腐合作也取得重要进展。
2015年10月20日，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第十次会议在北京举行。2015年也正好是中美开展反腐败执法合作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来，每一项新的合作协议，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从2014年开始，这个步伐在明显提速。
2014年6月，中美就《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实施达成初步协议，两国互通公民海外个人账户信息，提供海外追赃追逃的数据支持。
10月，中美双方同意推动在调查、追踪、冻结、追缴、返还腐败资产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重点追缴和返还腐败犯罪资产。
11月，《北京反腐败宣言》发表，作为APEC成员国的美国也签署了该宣言。当月在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见中，双方同意继续在追逃追赃、遣返非法移民等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
戴维·鲁纳（美国国务院反腐败事务协调人）：通过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会议，我们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内都有着紧密的合作，将两国领导人的承诺落到实处。我们也会继续加强这种合作，来确保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再有腐败官员的避罪天堂。
2015年3月，排在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第三位的中储粮周口直属库原主任乔建军及其前妻赵世兰在美国被正式起诉。美国检方文件指出，赵世兰谎称向美国企业投资的50万美元，其实是用来购买了房产，钱的来源和周口市粮库的一笔洗钱交易有关。
布鲁斯·奥尔（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助理）：我们非常希望中国同事提供中方认为潜藏在美国的出逃人员的信息，我们就能够开展自己的调查，搜集关于这些人的信息，将他们定位，并且找到他们参与违法行动或是违反美国移民法的相关证据，然后我们就可以起诉他们并且将他们遣返回中国。我们相信如果这样的联合行动能够继续认真而高效地开展，就能够对这些外逃人员有所震慑。
中国用行动告诉所有人 世上没有腐败分子避罪天堂
追逃追赃工作的两个重点，一个是人，另一个是钱。为了截断贪官向外转移赃款的通道，201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开展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向境外转移赃款的行为。
刘向民（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副司长）：贪官外逃如果没有一个资金的支持，首先他外逃本身就很困难，另外一个他逃到外面去，他的生活来源也会成很大的问题。我相信咱们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咱们这次专项行动的威力，切实配套一些长效机制的建设，把这个转移赃款的渠道给他最大限度地阻断，对防范贪官外逃是能够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的。
在海外追逃的同时，在国内建立起防逃机制，把人看紧、把门关死，从源头遏制外逃同样重要。有人这样总结官员的出逃路径：转移资产-家属先行-猛捞一笔-不辞而别。不少案例中，出逃人员配偶和子女在案发前已经移居境外。加强对裸官的监督管理，是防逃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黄先耀（广东省纪委书记）：我们也经常讲裸官不一定是贪官，但是裸官有时候往往是贪官的先导，我们在实践当中发现，有的干部是先裸后贪，有的干部是先贪后裸，脚踏两只船，一有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那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干部队伍就缺乏凝聚力、向心力，甚至于就会危及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提出：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从2014年开始，广东一共清理出2190名配偶或者子女移居到海外的干部，对其中的866名干部工作岗位做了调整，要么弃裸，要么弃官，二者只能选其一。同时，加强了各级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出境个人证照的管理。
司琪（广东省东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这个是我们保管的领导干部的私人护照还有港澳通行证。现在我们对领导干部因私出国管理是非常严谨的，他自己是不能保管他个人的因私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他们要出国一定要先填这份政审表，通过层层审批，然后才能领到这个证件出去。返回以后在十天内，你的这个证件一定要交回来保管，这是不能违反的。
追逃、追赃、防逃，目的是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如果能让腐败分子到了海外也无路可逃、无处可躲、无钱可花；在国内难以转移赃款、难以轻易逃出国门，将会有效地遏制很多人贪腐的念头。
高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如果说在国内进行的打虎拍蝇，开辟了反腐败的第一战场的话，那么在境外全天候的追赃追逃，等于是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两个战场密切联系、高效互动，我们才能真正构建一个对腐败现象零容忍、无禁区、无死角的制度环境和治理的土壤。
2016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继续将国际追逃追赃作为重要任务进行部署，决定继续开展天网行动，继续推进国际合作，加大力度、紧锣密鼓地开展追逃追赃，把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
4月21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决定启动天网2016行动，继续向腐败分子发出强烈的震慑信号。
目前，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发布以来，截至2016年8月底，已经有33人归案；2014年以来，我国从70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100余人，追回赃款72亿余元人民币。中国将用持之以恒的行动告诉所有人：海外不是法外，世上没有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中国的追逃追赃，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