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们介绍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牛兰夫妇案件”情况，作为共产国际派中国来的最隐秘的特工夫妇，英国租界巡捕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任何疑点，于是英国租界打算放人。英国租界要放牛兰夫妇时，这时出现大叛徒顾顺章，并指认牛兰夫妇，英国租界不得不把他们移交给中统。牛兰夫妇被移交到南京后，苏联与我方积极展开了营救。苏联组织营救是苏联总参谋部，按照营救苏联派两个送款员到中国送款，想通过贿赂民国法官放出牛兰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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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总参谋为何派来两名送款员？这主要为了保险，苏联怕其中一个半路出事，另一个作为“备胎”能继续完成任务。苏联总参谋部挑选的两名人员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有10年党龄的德共人士。一个叫西伯勒，一个叫布劳恩。西伯勒晚年写回忆录时，曾回忆他到上海后与佐尔格热情拥抱的事。而另一名送款员，却只字不提当年送款的事，也不提佐尔格。这个叫布劳恩就是后来共产国际在中国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在晚年回忆录说得很模糊：“1930年，共产国际人员鲁格被捕，在他办公室搜查出很多文件，由于他对中国的法官进行贿赂，才得以逃脱死刑。”

李德比佐尔格小4岁，却比佐尔格早一年加入德共。他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曾是工人运动的活跃人员，当时德国还有一个“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李德工作很卖力，其中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他越狱成功，然后逃往苏联。

1929年，李德被保送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1年，共产国际线人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后，英国警察通过约瑟夫身上的上海邮箱地址，发现牛兰夫妇的踪迹。此时李德还是一名军校学员，但此后发生的事件对他来说简直无法想象。

李德刚毕业就分配到苏联总参谋部，随后苏军总参谋部就给他一个到中国送款任务。这是无法想象的，一般不会派遣这样的人参与行动。虽然他与佐尔格都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但佐尔格已是苏军总参谋部的老资格情报人员，而李德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军校学员，一点特工经验都没有。

谁也没想到李德在苏军总参谋受领的第一个任务，没人想到他会回不来，因此李德受领的任务也成最后一个任务。从这一点看，李德最初并非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他隶属于苏军总参谋部，那李德如何又转身成为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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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到中国时，正是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之时，顾顺章叛变，很多同志被捕，不久牛兰夫妇被捕，后来就连一把手向忠发也叛变了。三位领导人，两位变节。只有周恩来被逼无奈，到江西苏区。

此后王明接任领导人，王明这个人胆子小，他不敢在上海市区居住，于是让组织花钱在上海郊区给他租了房子，王明后来依然感觉不安全，就以种种借口离开上海。1931年10月王明到了苏联。此时上海领导成员连一半都没有。

王明临走时，让博古当领导人。当时博古只有24岁，是一位刚毕业的学生。因为他擅长演讲，而且当过团中央负责人，得到过少共国际的表扬。王明让博古干负责人时，俗话说“初出茅庐不怕虎”，博古也不在乎，直接接过王明交给的工作就开干。

24岁年龄，现在来也就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大学生，有的还要考研，有的还要出国，但博古已经成为中央总负责人了。但那时可是提着脑袋当领导，随时都会被捕。博古无论经验，还是履历都无法胜任这样重岗位。但当时他恰恰他就成了领导人。

此时苏区的主要工作就是武装斗争，也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工作。但打仗需要军事经验，因此我方最需要要的人就是军事人才，恰恰领导人是博古，他对军事根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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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搞过学运，也搞过工运，但没弄过农运，甚至兵运更没搞过，这可是真正武装斗争，没有经验可不行。

就在博古发愁之时，李德到中国送款，而李德与博古在苏联时就认识。此时共产国际在上海还有一名负责人叫约尔特，此人也是德国人。于是佐尔格、李德再加上约尔特，都是德国人，三人也算是同乡了。

李德与约尔特很熟悉，因此李德与博古、佐尔格、约尔特都成了无话不说的人。苏军总参谋部另一名送款员完成任务后，就迅速离开中国。李德没有走，他留了下来。在1932年一1933年，他留下来与博古边谈心边工作。

正是在与博古交流的这一年，两人就中国革命问题谈了很多看法，擦出很多火花。比如怎样开展斗争，等等。但两人都聊了啥，就只有他们两人知道。不过博古对李德十分信任，正是这种信任，才让李德身份发生了变化，成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李德正式与中国革命发生关系，也成为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当然关于他的评价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也很多，我们以后再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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