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30日，郝柏村先生辞世，享年101岁。4月10日，他入土为安。我在五指山上，送他最后一程，隆重的军礼中，肃穆的气氛下，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历历如昨，难以磨灭。
遥望郝先生
1993年8月16日至22日，国民党召开第14次代表大会，我获邀列席，并参与起草大会宣言。出席代表中赞成设置副主席者高达1007人，惊动了场内外。
李登辉主席稍后被迫任命四位副主席，包括郝柏村先生。根据大会纪录，党主席获得1686人支持，四位副主席获得1695人支持，后者得到在场代表百分之百的同意，说明党内制衡的呼声无可抵挡。
我在会场遥望，郝先生受到热烈的欢迎。稍早，他在1993年2月，卸任“行政院长”，由于政绩辉煌，民调多次超过李登辉，最高达到91%，引来李的忌恨，乃散布各种谣言，打击郝先生。郝先生下台后，李登辉逐渐暴露了真面目，我在痛心之余，写了《忘恩》一文投稿一家大报，但它不敢刊登，于是转由世新大学的《立报》发表。
追随郝先生
1994年5月27日，拙作《忘恩》发表时，预期读者不多，未料获得郝先生的重视。稍后，他在家询问龙斌，龙斌告以我是他的高中同学，于是立刻约见。
这一年郝先生75岁，每天运动，非常健康。我曾写下这段话：“先生与我布衣相见，英雄气概之余，是长者的蔼蔼慈光，完全写照了‘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二语。”他垂询我的家人和工作，以及是否愿意在不影响政治大学的本职下，担任他的文字秘书。此后26年，每星期有将近一半的天数，我得以向他请益，合计约4000天，成为此生最大的收获。
郝先生谦称，他是拿枪杆子的，不是拿笔杆子的。但是，放下枪杆子后，他越写越顺，包括日记与札记，批注蒋介石先生日记，还原抗战史实以及回忆录等，合计约500万字，平均每年近20万字，等于一年出一本厚书，而且广获好评，对一位职业军人而言，这是何等不易！我在他的晚年，得以文字为媒，走进他的思想世界，如黄俊杰教授所说，实属殊胜因缘了。
26年来，好朋友形容，郝先生与我是忘年之交。此语若能成立，或因我是文人而非军人。部属对他总是敬畏的，他对我总是亲切的，所以无所不谈。我陪他演讲、访友、看展览、逛书店，足迹所至，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有时祖孙三代齐声喊“郝伯伯”，诉说对他的感念，让他欣慰不已。他任“行政院长”33个月，未满3年，就得到“蒋经国第二”的称号，也因此被李登辉拉下，但民间的声望历久不衰，除他本人外，唯近身者感受最深。
1996年8月15日，我随郝先生到新加坡，李光耀资政热情接待。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不久，就请台湾代训其陆军，两人因此成为好友，我在成功岭受训时，就看到“星光部队”，特色是没有帽徽。两位老友相谈甚洽，由我担任纪录。李资政表示，李登辉与他会晤时，强调台湾与大陆长期分离，他则反问，金门和马祖谁属？李登辉不能回答。
李资政一再表示，若无大陆人士来台的贡献，台湾不会有今天。对于“台独”人士的作法，例如不承认国语，只称为北京话，且以双语为名，拟以闽南语为“国语”，李资政指为自找麻烦。郝先生则指出，新加坡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力求团结，台湾却要划分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令人感叹。“李登辉若不背离蒋经国先生的立场，就不至于到此地步”。李资政同意此说。
之后我们到欧洲参访，让我认识到郝先生的另一面。意大利的古迹，占全欧的百分之六十，为了保护本国导游，不准各国导游用母语导览，因此我们每到一地，都要接受意大利导游的英语解说，台湾导游形同哑巴。结果无论在教堂或博物馆，就只有郝先生和导游对谈，每次都在两小时以上。他的英语何以如此流畅？原来早在加入印度远征军前，他就抽空勤练，来台后两度赴美深造，更多了实地的经验。他还是“空中英语”的学员，对彭蒙惠老师非常感激。直到晚年，仍然每天读英文报，就像每天写作一样，争分竞秒，不负此生。
郝先生写短文时，往往一气呵成，晨起或午休后立即执笔，原来下床前已拟就腹稿了。至于写一部大书，例如回忆录，则十度修订，字字慎重，力求精准无误。我校读他的著作，则从断句开始，以他的高龄，并未学过新式标点符号，顿号或有或无，久之我也能辨认所有的字迹。
回忆录原拟取名《保台反独六十年》，却从晋朝的郝隆写起，我建议改名，这七个字则列为篇章的标题。他表示，保台反独是一生最重要的职志，必须强调。最后，我拿出上下两册的《李光耀回忆录》，他立刻接受建议，于是有《郝柏村回忆录》，现在成为畅销书，当能告慰他的苦心。
郝先生的自律，更是无比惊人。过去每星期运动七天，风雨无阻，90岁以后稍减，但仍不少于五天，以致龙斌会说他“运动过度”。体重从80公斤降到74公斤后，只要当天超过半公斤，就立刻放下筷子。每天进办公室，例假日如此，除夕和新年也不例外。中午只有蔬果，千篇一律，我们觉得难吃，他则乐此不疲。自律如此严格，待人却十分宽厚，回忆录只谈公务的得失，不说个人的恩怨，有读者觉得“不过瘾”，非他所能计及。26年来，我修订和润饰的每一处，他几乎照单全收，这样的信赖前所未有，能不铭记在心？
怀念郝先生
2019年4月1日，郝先生最后一次召唤我，叮咛回忆录的出版事宜，语气平稳，思路清晰，一如平日。万万没有料到，他在第二天就因中风住院。为了避免感染，我整整一年不能探望，焦虑前所未有，时常梦见他。中风是他唯一担心的，不幸而言中。
郝先生住院期间，我在张自治先生的陪同下，第一次进入办公室里的卧室。卧室远逊于一般家庭，墙壁斑驳，拖鞋破旧，令人惊讶。这不能怪家属，很少人进入这一小间，假如我早看到，会买一双新鞋。但是，他根本不在意这些小事，大事是桌上手写的仿陆游诗，后来稍加修改，收在回忆录的自序里：“保台反独绝非空，但悲不见中华同；两岸和平统一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退休后，他奋力写作，直到100岁，成为我所见最勤劳的长辈。他深知人寿有时而尽，但文章无穷，可以传诸后世，住院期间就出版了两部新书，在书店中，在图书馆里，在不少人手上，都有他的著作，确已在他身后流传，可谓功不唐捐。
郝先生前30年在大陆，后70年在台湾，无论从戎、从政与从文，都全力以赴，直道而行，爱国者、执行者和人格者的形象深植民心，不可撼动。因此特别令人怀念，我的悲伤遂无已时。啊！天佑台湾，天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