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下武志/主讲 吴孟儒/整理
2022年4月13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线上讲座“从琉球《历代宝案》校订版看琉球/冲绳研究的新课题”，由滨下武志教授主讲，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张志云教授主持兼与谈人。
滨下先生透过《历代宝案》的文献记载描绘了一幅15到19世纪东亚海域周边国家贸易关系网络的画卷，并为三十多年整理《历代宝案》的事业划下第一阶段的句点。
滨下先生以六点概要开启演说：第一，《历代宝案》是从1424年到1867年共444年间持续不断的延续性资料，这在史料上是很少见的，也成为《历代宝案》的基本特色。第二，《历代宝案》记载了琉球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关系，表现出历史的时间与空间的地位。第三，《历代宝案》中有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详细记载，这在东南亚与中国的史料中都没有，故可以借由琉球这个周边地域的独特视角，来观察郑和下西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第四，《历代宝案》校订过程中参考了英国国教会传教士兼医生伯德令（Bernard J. Bettelheim）于1846-1853年间在琉球传教与行医时与英国通信的记录。这是在东亚普遍设立海关、关埠之前的历史资料，是东亚与西方外交的起点之一。此一事件甚至比日本的开埠还早十年。第五，《历代宝案》的校订版参照了英国驻福州领事报告琉球的贸易情况，从这篇由英国国会人士所作的报告中，了解到朝贡贸易与朝贡制度在琉球对英美的外交中表现出何种性质。琉球的贸易虽然是朝贡贸易，其实有比朝贡更加广泛的国际贸易性质。最后，滨下先生提示报告内容是从全球史的视角来介绍《历代宝案》的记录，并讨论相关的历史。
滨下先生接下来把《历代宝案》与同时代的史料进行横向对比，说明《历代宝案》在时间的连续性上首屈一指。
《历代宝案》与其他史料的横向比较
《历代宝案》的校订版中参照了很多东亚地区的史料。由于琉球主要是与东亚与东南亚进行贸易，作为朝贡制度中心的明朝也有大量史料记载中琉之间的朝贡贸易关系，如《明实录》《册封使录（使琉球录）》以及福建布政使司的档案。礼部档案、兵部档案、军机处档案也是作为补充《历代宝案》内容的重要史料。朝鲜与琉球的交往也很频繁，两地交流的记录也散见于朝鲜王朝实录、以及朝鲜人申叔舟的《海东诸国记》。
由于《历代宝案》本质上是一种外交文书，主要记录朝贡体制下的外交行为，所以滨下先生特别提到，在《历代宝案》的记载之中，并没有任何与日本（萨摩）之间的关系，因为琉球的记载中，琉球把自己对明清两朝的关系与对江户时代日本的关系分开。尽管如此，在日本方面，由于岛津家曾经征服琉球，所以鹿儿岛的岛津家档案也可以用来理解琉球的历史。在琉球王国官修史书中，记载对外关系者有《中山世鉴》《中山世谱》以及《球阳家谱》等史料。而《评定所文书》则是记载琉球国内的事件为主。
滨下先生接着介绍了琉球在15-17世纪的贸易网络。由于琉球位于东海贸易路线的中心，琉球国的贡使团为了追求利润，会引入东南亚的胡椒、苏木，前往福州进行贸易，以赚取白银作为资金，少部分的人去北京进行朝贡的礼仪。
琉球是东亚海洋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也是古代朝贡体系下举足轻重的一员。琉球对中国进行朝贡的历史事实，在《历代宝案》校订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种并非局限在朝贡礼仪中的世界性，故可以借由一种全球性的视野来看待朝贡贸易圈。
《历代宝案》的构成
《历代宝案》大体分为三集以及一份别集。第一集共49卷，记载了1424年到1697年之事；第二集从1697年到1858年，共200卷；第三集从1859年到1867年，共13卷。别集共四卷，专门记载1697年到1855年琉球王国与英国、美国、法国关系的外交文书。
《历代宝案》的校订版自1992年到2021年一共出版了15册，旨在对这些原文加入一些注解，以及针对原文有缺漏的部分进行补充。滨下先生也在演讲中提到当年编辑这部书的秘辛。这部书虽然是1992年出版，但早在1989年就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召集了战前学者、战后第一代与第二代的学者，以及包括他在内、最年轻的战后第三代的学者。由于抄本的文字不一定很明显，所以当时的编者也参照了上一段落中提到的《明实录》、福建布政使司档案等与《历代宝案》同一时代的档案来协助校订其内容。
《历代宝案》第一集
滨下教授接下来介绍了《历代宝案》第一集的内容。第一集是以与琉球往来的不同国家来分类的。第一集的时间主要发生在明代，根据当时东亚地区的贸易线，可以发现琉球是东海中连接日本、中国的必经之路，而转口自琉球的货物也可以转至东南亚的暹罗、安南，甚至到满喇加与旧港（位于今新加坡与印尼），由此重现东南亚与东亚地区的朝贡网络。这条路线主要以苏木、胡椒、硫磺等作为主要贸易产品。滨下先生也点出，虽然名义上是对皇帝的礼尚往来，实质上是有浓厚的贸易性质。
《历代宝案》第一集中最有特色的一项记载，系第43卷第4文书中记载郑和下西洋的相关事件。永乐26年（1428年），琉球国王柏怀机给旧港（今印尼苏门答腊）人的信中询问永乐19年（1421年）寄往暹罗的旧港人的消息，并要求贸易。关于旧港与中国的关系，见于马欢所著作的《灜涯胜览》一作，记载1407年郑和任命广东人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而旧港与琉球的关系，是因为1407年有旧港人漂流到九州，但因为当时日本与明朝没有朝贡贸易，故透过琉球，将此漂流民送往暹罗，回到旧港。此处记载的是“施主烈智孙”，但经过与其他史料的交叉比对，并依照当时当地语言中的官位应该是亚烈（arya），故称“施亚烈济孙”，承认郑和任命的旧港广东人施进卿的儿子施济孙作为旧港的宣慰司。这个详细的书信来往过程仅见于《历代宝案》。
由这个旧港与琉球的例子可以看出，琉球与旧港的关系置于朝贡体系下，彼此间也会相互联系，建立起贸易关系。还有漂流民的送还，也是这些国家间交往的一个重要事务。最后，郑和下西洋所建立起的秩序，让东亚与东南亚得以维持一个稳定的朝贡关系，琉球也躬逢其盛。而对旧港宣司的权力交替的描述，也表现了旧港地区的地方性记载。
《历代宝案》中旧港相关的朝贡贸易内容
第二、三集
第二集的年代跨度从1697年到1858年，是最长的一卷。原文的编纂方式变成了编年体。琉球在这个时期，没有去东南亚，这个原因可以探讨。一个原因是葡萄牙人来到东亚时，琉球不去东南亚，花了大多数的精力在处理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此时琉球最重要的任务，是把福建来的东西拿到萨摩藩。此时，海外华人在朝贡关系上的作用就很重要。在这之中，那霸久米村里的闽南三十六姓移民最为重要。久米村由14世纪以后从中国来的闽南移民所建立，主要协助琉球国王处理朝贡使节、航运、贸易以及留学明清两朝的事宜，而《历代宝案》的撰写也是久米村闽南人的后裔负责并存放于此。
由此可见，闽南移民对琉球的对外贸易很重要，除此之外，菲律宾的苏禄、印尼的闽南人、潮汕人的贸易网络也在此为朝贡贸易做了很大的贡献。
琉球与西方的关系
伯德令与其妻Elizabeth
一般认为，江户时代日本实行锁国政策，直到1853年由佩里（Matthew Perry）的船舰叩关以后开国。但是，事实上江户时代虽有禁止外国人来日的禁令，幕府仍然开放四个口岸对外贸易，即北海道（虾夷）、对马（九州）、长崎、琉球（萨摩）。故实质上江户时代幕府的对外关系一直存在，且有华商、欧美商人来投资。《历代宝案》的内容也支持琉球具有这样的世界性。
琉球政府虽然不想让外国人长期滞留在琉球，但英国国教会的传教士兼医生伯德令仍然利用英国对琉球的影响力在琉球待了七年，于1846年通过香港来到琉球，一直待到1853年。根据琉球方面编辑并翻译的“The journal and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of Bernard Jean Bettelheim”记载，他在琉期间除了将《圣经》翻译成琉球语之外，也协助佩里与琉球政府缔结了《琉美修好条约》，并随佩里的美国船队前往美国，日后也参加了南北战争。他在琉球的事迹，在研究西方与琉球的外交上没有太大的空间，但是在医疗、基督教的传播以及本地文化的研究上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这个问题意识，在后来的海关资料中，也让许多研究者研究其中不少针对来到本国的医生、传教士的报告。这些非官方身份的人士，对于研究来说也是重要的一环。
1851年驻福州英国领事报告
在这份英国领事的报告中，朝贡贸易是礼部所管，而琉球在此年派往中国一共四百人的朝贡队伍中，五十人作为使节去北京，剩下三百五十人留在福州进行商贸活动。这些琉球人请求福州牙行去广州买英国棉布，去苏州购买生丝，也在本地购买纸。这个资料补足了过去对朝贡队伍内部分工状况的了解，进一步明确了它的运作逻辑。
领事报告也对朝贡贸易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做了记载。朝贡贸易本身对地方财政而言是一大收入，如暹罗对广州、苏禄对厦门、琉球对福州、朝鲜对义州。因为朝贡为名，所以他们在此期间的买卖是免税的，可以说是当代国际贸易商人避税的方法。这是在朝贡贸易下运作的国际贸易，也是地方政府获得收入的一大利基，是后来演变出现代海关的经验基础。
在朝贡的运作方面也有着墨。朝贡是由礼部管理，在北京的会同馆会见贡使以后准许其前往驿市交易，除了北京以外，也在福州开馆贸易。因为是朝贡贸易，所以可以免除百分之四十的税。但倘若贸易行为不在朝贡贸易的名义下，如走私、海盗等，就是由兵部与琉球方面往来。因此，朝贡贸易的相关事宜不仅仅是礼部主导，兵部也有它的作用在。
15-17世纪琉球贸易网络
与费正清的不同
以上借由《历代宝案》所展现出来的朝贡体制的样貌，不同于费正清教授在《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一书中的观点，认为朝贡体制的网络是一种同心圆的册封结构，或是一种中央王国对周边施行的具放射性的影响力。在《历代宝案》的记载中，如前所示，琉球虽然身为朝贡国之一，也与周边诸如朝鲜、暹罗、旧港等朝贡国有来往，即周边与周边之间的关系。朝贡并非只有明清两朝在中心，琉球也派人前往暹罗，请求苏木、胡椒等产品，再拿到福州进行贸易，表现出一种多角性的关系。
再者，费正清教授认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是一种从“朝贡”到条约的过程，是中国对周边的封贡过渡到中国对世界各国交往的条约关系。但经由研究《历代宝案》中的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以琉球的视角来看，与近代条约体系相似的多边关系已经可以见诸史册了。并非是欧美势力来到东亚以后，才带来了这种多边关系的体系。
小结：从校订版《历代宝案》发现全球视野中的琉球
在参考了明清两朝的琉球周边史料，对《历代宝案》进行校订后，滨下先生对琉球对外关系做了五个小结。
首先，《历代宝案》体现出东南亚与东亚贸易关系的特色，特别是了解到白银流动在东亚贸易中的历史，也可以琉球人在福州的贸易为例，了解到沿海港口如何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环。第二，东南亚的福建移民与广东移民，对琉球作为枢纽联结东亚与东南亚的贸易活动而言至关重要。第三，比对《历代宝案》与同时的其他欧美史料，可以了解到琉球与美国、欧洲之间的贸易是如何谈判的。第四，日本与外国建立条约的时候，琉球已经与这些国家签订了条约，西洋各国曾经想要透过琉球与日本签订条约，却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最后，经由伯德令的资料，可以看出琉球的社会生活、语言文化以及气候、医疗卫生问题，可以看出不少当地特色。例如琉球的佛教就深受京都的佛教与福建的佛教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琉球作为东亚“中介”的作用是很显著的。在建立国家以后，琉球也是在这个大交流的时代逐渐变化的。
研讨会的最后，滨下先生介绍了琉球王国交流史、近代冲绳史料网站，让有意研究琉球、东亚海域交流的听众们有进一步了解这个区域的机会。
琉球王国交流史．近代冲绳史料网站（http://ryuoki-archive.jp/）
问答
张志云（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日本的东洋史中，琉球史的视角有多重要，其位置为何？在欧美学者的视角中，发现琉球的重要性是何时?
滨下武志：琉球研究一直是日本史的一部分，在日本的角度中琉球与日本的关系并未包含在东洋史的范围，故琉球与中国的关系是东洋史，而琉球与萨摩藩、江户幕府的关系则是日本史。因此，目前为止琉球史专业的毕业生都出自于日本史专业。但是，要了解《历代宝案》中的材料，需要东洋史的专业背景，故需把琉球对中国、琉球对日本的关系史加以整合，才能以东洋史的角度来研究琉球王国，进而融入世界史的范围。
琉球王国史的研究很重要，但是直到1970到1980年代才开始有研究问世。在当时是针对琉球身份认同的地方史性质在讨论，没有东亚史的性质。有赖于琉球出身的地方学者，因为自豪本地的王国史，故与外地的研究人员在三十年间相互讨论，才建立起琉球史与《历代宝案》的研究方法，即跳脱地方史、日本史、中国史的角度，整合各种史料，以全球史的角度研究。
例如，关于琉球对日本的关系，《评定所文书》这份史料除了记载琉球国国内事务，也有琉球对岛津家的往来文件。
张志云：《历代宝案》的记载中，关于朝贡国之间彼此的贸易网络，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进出口数字，如海关一般的数据?还是仅是一个事件的记录?《历代宝案》对国际贸易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
滨下武志：我以前一直研究朝贡与《历代宝案》，认为这是一种藩属关系，即中心周边关系。但因为东亚海域的贸易来往，总的来说，由于琉球自己不能生产物品，故得去福州、九州做买卖，这种多角性的贸易关系，是与华商的商业网络相似的。我把这两方面合在一起，把市场关系与朝贡所代表的礼仪关系一起讨论，利用《历代宝案》的统计，不仅可以了解到经济利益与财政利益，还有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以明白朝贡关系到了末期面临了什么问题，进而了解到王朝为什么衰落。我不单独讨论朝贡关系，而是从经济社会史的角度对朝贡来进行研究。
吴孟儒（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历代宝案》的记载中，是否存在琉球与他国产生纠纷时请示明清朝廷裁决的记录?
滨下武志：《历代宝案》中，常提到有两国请求贸易，并提出为何需要贸易。由于都是同等的朝贡国，所以会相互来往。特别是《历代宝案》第一集记载的琉球国王的信中，与马六甲、暹罗来往的信，都提到两方都是朝贡国，都要去明朝，所以会有互相交易的关系。
张佩国（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历代宝案》中琉球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是否有史料的呈现?
滨下武志：东印度公司与琉球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东印度公司有记载琉球在地理上的位置。此外，东印度公司把琉球与日本、中国分开，有注意到琉球是独立于中日两国行动的，尽管琉球活动少于中日两国，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有注意到它在东亚的贸易地位。所以尽管小，但琉球在了解东亚贸易的历史脉络上还是很重要的。
许珩（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请教滨下先生，历来对江户时代锁国的讨论，琉球和萨摩的关系都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想请教这套资料中，对琉球和萨摩的关系和过去的研究相比有没有提示什么新的线索或内容?
滨下武志：我在报告中有提过，历代宝案没有提到琉球与萨摩的关系，因为萨摩人对琉球提出，当册封使来的时候，不可以让他们知道有日本人的存在。虽然如此，萨摩人也会向琉球要求在册封使来的时候，为他们准备在册封使视野范围以外的地方，好观察这册封仪式。总而言之，琉球认识到，如果表面上提出琉球与日本的关系，会引起清朝的戒备，所以非常注意将日本在琉球的行动保密。琉球国内的史料，如《评定所文书》提到很多琉球与萨摩的互动，还有萨摩岛津家的档案中，也有岛津家如何运作琉球事务的文献。
董煜宇（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福州在中琉关系史上地位非常重要，我发现琉球来华留学生是到福州学习天文、算学的，而非去中央，但福州地方对于这些琉球人在本地接受培训的记录比较少，不知您在校订的过程中有无发现相关的资料? 《历代宝案》中记载了不少东南亚的资料，请问滨下先生是否见过东南亚方面记载中的琉球资料呢?
滨下武志：现在琉球与福州的地方性联络越来越活跃，有不少琉球人来到福建探亲。如出自福建的佛教流派黄檗宗于今年庆祝开山祖师隐元隆琦来日450年，以此机会建立起两地文化交流以及宗族的联络。从琉球人的家谱里，可以了解到琉球人民的华文姓氏，并以此来建立起两地的血缘关系。
至于有关东南亚方面是否有记载琉球相关资料的问题，目前看来大体没有。但是福建的移民网络有。因为他们的分布北起九州，经琉球、台湾到东南亚，从华人社会的文献来看是有，但其他的并没有提到琉球。
李玉尚（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琉球的国王寿命不长，是因为政治斗争，还是因为地方风土病的原因?
滨下武志：近代的研究发现，风土病也可能是个原因，不过琉球国王的寿命短不一定是因为风土病的原因。还有我想，琉球国王的作用，在政治上重要，但是在权力上可能受限，也令他们不能好好发挥他们的能力。
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琉球王国数百年贸易的结果，请问是否曾经改变其政治体制与经济成长？
滨下武志：以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琉球王国在前期常依赖朝贡贸易来获得财政资源。后来，琉球王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财政制度，对地方上的政治管理也比较严格。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