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发源于陕西靖边县东南部白于山区，自西北向东南，绕过崇山峻岭，流向延安，穿城而过进入宝塔区，河面渐宽。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延河两岸散落着多所学校，当地百姓称它们为“窑洞大学”，除了为人所熟知的抗日军政大学，还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三十多所院校，其中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简陋的环境中，一位身材瘦削、身着灰布军装的教员常去那些学校讲课，他是毛泽东。那一时期，年轻人不停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
之后，从延安各学校走出去的年轻人，又奔向各方，招生办学。在延安大学马列学院教授曾鹿平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造了日后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许多知名高等院校，都跟延安有直接的渊源。
延安时期的陕北公学。 （石和平供图/图）
“校舍完全不怕轰炸”
延安时期的学校中，最出名的要数抗日军政大学。
抗大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创办于1931年。这一年，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设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和艺术4个局。
1933年11月，红军大学和苏维埃大学军事政治部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为苏区最高军事学府。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工农红军大学改名“干部团”随军前行。
经过长途跋涉，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当年干部团的老战士成仿吾在回忆录中记下这样的情形：傍晚，司令部命令各纵队进驻吴起镇及附近村落后，很多人忘记了几天行军的疲劳，像小孩一样，连跳带跑，直往吴起镇跑去。“但是，当我们进入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匪军又来骚扰，仓皇逃避一空。”
至此，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史料记载，当时红军的兵力总数只剩七千余人，较之于遵义会议时，锐减了3万。
兵力在减少，干部也锐减，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召开。会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也提出，“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
1936年5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要“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个月后，随军长征的干部团组建恢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红大招收的第一批学员全部来自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分为3个科。
有学员38人的第一科日后“将星闪耀”，包括罗荣桓、罗瑞卿、谭政、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等。1955年军队授衔时，第一科学员的最低军衔是中将。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撤走。193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平接管延安。延安革命纪念馆原副馆长石和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延安城当时只有民团和保安队成员千人左右。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一行从保安（今志丹县）动身，于1月13日抵达延安。
1月19日，成立半年多的抗日红军大学恢复办学，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不到30岁的林彪任首任校长，45岁的刘伯承任副校长。
延安市宝塔区钟灵毓秀的凤凰山下，仍然保留着抗大旧址。古色古香的复原校门上方书写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字样，校门两边墙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抗大每天都要接收几十名甚至上百名的新学员。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底，先后有15000多名青年涌入抗大学习。据《解放军报》统计，这所著名的军事院校，走出了7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1955年军队授衔时，“抗大人”占88％。
“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如此描述这所“窑洞大学”。
（梁淑怡/图）
应“需”而生
斯诺到达陕甘宁边区的时间是1936年6月。在那里，他看到当地村民、学员和红军领导随意聊天、一起观看演出。这些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西行漫记》里描写的延安，热情洋溢、自由平等。
看过这本书后，国统区和敌占区的很多青年，商量要去延安。
那时的延安，已经被抛入新的“时间轴”，到处都在宣传抗战、民主。大批文化名人、青年人奔赴延安。在河南做地下工作的徐亮就是其中一位，1938年，她和约500名青年，从河南出发，走了将近3个月才到达延安。
“印象最深的就是过太行山，过汾河，风大，水凉。一路上不走县城、不走大路，都是走小路、山路，还有趟河。”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妇女工作的徐亮回忆。
据延安史学者朱鸿召统计，抗战前国民政府所属大专以上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大概有5万多，经历大迁徙后，实际复校的只有近3万人，流失掉的近2万人，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八十都到延安去了。
四面八方汇聚来的知识青年，给革命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当时，共产党对抗战干部的需要尤为迫切。张耀灿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里写道：“饲养员一跃成为营政委者有之；特务员、支书一跃成为队长、团政委、主任者有之；党龄才两天即任教导员者有之。”
迅速培养这些青年，填补空缺，成了培养干部最有效的途径。已有的抗日军政大学已不能满足需要，急需新办一批学校。
1937年7月，陕北公学在延安率先筹办，当时，负责筹备创建的有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成仿吾。
成仿吾在《战火中的大学》中回忆，学校本要叫“陕北大学”，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陕甘宁根据地是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一个特区政府，重大问题要向他们报告。但是蒋介石不批准，他说陕北一块小小地方，一个抗日军政大学足够了，不能再成立什么大学了。“这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被蒋介石捆住手脚。于是改个名称，仿照过去上海公学的办法，改为陕北公学。这样，蒋介石就没有理由反对了。”
陕北公学成立后，教员短缺。广东江门五邑大学退休教师李林英的父亲李凡夫，是最早前往延安的那批知识分子，成了陕北公学的教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留学日本的李凡夫毅然回国，转到上海暨南大学学习。3年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敌后从事文艺工作。
当长征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李凡夫常常和身边同志商量，想到延安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31岁的李凡夫被派往延安。比他小6岁的胡乔木，时任中共江苏省临时工委委员，和他一路同行。
这是一次秘密的行动。李凡夫后来给女儿李林英说，当时有特务跟踪他们，紧追不放，他和胡乔木绕了很久，才摆脱跟踪，到达了西安。在那里，贺龙派了马队来接他们。
“由于延安急缺知识分子，所以中央对他们很重视。”李林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父亲到延安后，被毛泽东接见。之后，何其芳、冼星海、周立波、茅盾也来到了延安。
来延青年还在不断增加，更多的学校应“需”而生。
1938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
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吴玉章是鲁艺的首任院长。
为了支持文艺发展，中共中央还让中央党校从延安城东北的一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搬出，让给了鲁艺。
在1939年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随后，他又在一次重要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历来最缺少的干部是妇女干部，妇女经验亦没有总结，这个缺点必须补救。”
中国女子大学随即开始筹办，数百民工开山凿洞，日夜施工，在山坡上建立起了新窑洞。同年7月举办开学典礼，王明任首任校长。
《延安女大》记载，学员成分中，学生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工人占百分之十，农民占百分之六，其他占百分之四，年龄最大的41岁，最小的14岁，平均年龄21岁。她们来自全国22个省份，还有印度尼西亚、缅甸、新加坡、马来亚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华侨。
斯诺在书中感叹女大的创办：“在陕北人民的生活中办起一座女子学校，简直无异于发生了一次地震。”现今中国女子大学的旧址位于延安市委党校院内。
延安学校的迅速发展，对相应的组织建设提出了要求。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统一制定中央直属学校的方针政策，张闻天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教以致用”
“在延安时期创办的学校，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与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曾鹿平说，并逐渐形成了中央党校系统、抗日军政大学系统、马列学院系统和像陕北公学带有专业性质的普通干部高等院校系统。
石和平介绍，从这些学校成立的缘由中，可以看出延安早期学校的典型特征，主要传授抗战实际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以短训为主。像早期的鲁艺办学，时间较短，学员在校学习3个月、前方实习3个月、返校再读3个月，俗称“三三制”。
风雨苍黄。多数学校的旧址，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如今，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内，开辟了一块介绍延安办学情况的展区，石和平是展览设计的主要参与者，“这是为了让来参观的游客知道，当时的延安是怎么办干部教育的，以古明今。”
纪念馆的讲解员们走到学校展区会刻意停下来，“人才辈出”是他们时常提及的词语，那些非常岁月里，诸如李鹏、叶选平、彭士禄、华君武、穆青等学员从自挖的土窑洞走上历史舞台。
李凡夫曾向李林英讲述起延安的办学生活，一切实事求是，强调“教以致用，学以致用”。茅盾在《记鲁迅艺术学院》中写道：“鲁艺并不是‘填鸭式’教学法，它是以学生自动研究、各自发挥其所长为主体，而以老师的讲解指导为辅佐的。”
翻开各校校史，不难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革命政治教育必不可少，为了自力更生，学员们大搞生产运动，他们生活被要求军事化、战斗化，每天很早起床，接受军训，早饭后开始一天紧张的学习生活，晚上七八个人睡着大通铺。
在延安逐渐稳定下来的中国共产党，有了余力来探索政权建设，这为学员提供了实践的机会。
1940年，有关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形式出台，即在政权建设中，中共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派爱国人士各占三分之一。
为配合此项工作，学员们纷纷跑到基层宣传动员。曾经的女大学员王腾波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有一天，她们5个人去延长县城郊的一个村子宣传政策。刚到村口，老乡们就像躲瘟神似的，钻进窑洞关紧大门。她们去叫门时，老乡放狗咬人。没办法，她们放开嗓子唱起了陕北小调，一首接着一首，终于从窑洞走出了一位大娘，慢慢的越来越多，这才有机会宣传政策。
学校虽是共产党创办的，但允许学员有不同的信仰自由。1939年创办的《中国妇女》月刊特意记录道：学员中有中共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基督教徒、无党派青年等，它所要求的学习意愿只有一个，那就是抗战。
“正规化”与“实际需求”之争
对延安办学事业来说，1941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此前，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李维汉发表了一个意见，认为抗战初期，延安的干部学校教育采取的几个月短期训练班的方式，“一般地已经过去了”，延安的干部学校正处在这种短期培训逐渐走到正规学校的过渡之中。
194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创办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设社会科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俄文系、英文系和体育系。
“这是延安教育模式一段有意识的转换，强调高等院校的‘正规化’，延长学制、精选学员、细划学科专业设置。”曾鹿平解释，1941年国共两党摩擦不断，来延青年数量锐减，延安办学客观上有了调整和整顿的机会。
另一方面，像张闻天这样的高级干部曾留学西方，对国外高校学科化教育更为青睐。因而，解放区的很多大学都开始延长学制，强调专业教育。
这种办学逻辑，被一些研究学者称为“学科逻辑”，强调办大学就是办学科。把学术产出作为衡量高校的主要标准。
大刀阔斧地搞专业教育，备受关注，却也招来批评，批评者认为学校应该按照社会实际需要来办学。
当时延安的几所学校，形成了一股“大洋古”风，似乎越演大戏、洋戏、古戏，就越高级。
纪录片《大鲁艺》记录了一件往事，1942年1月，鲁艺音乐系在延安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学院派风格的“大音乐会”，名家汇聚。这场被誉为“延安史上空前的演出”结束后，有人问当地老百姓好不好，老百姓说好。“怎么好？”“这个女的唱得跟猫叫一样，男的跟毛驴叫唤一样。”
鲁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时任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直接批评鲁艺：“你们搞的是什么提高，关门提高”。这下质疑声更大了，批评学校师生一心搞专业，脱离群众。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学校教育重在普及还是提高，各位代表莫衷一是。所谓普及，就是创造出当时工农兵急需和容易接受的通俗化文艺；而提高是希望创造出更专业、更精致的作品。
文艺界之外，自然科学界也有类似争议。
为了协助边区的经济建设，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筹建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后在此基础上设立自然科学院，时任财政部长李富春兼任院长，旨在培养“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才”。
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之初，就有“边区有无条件办自然科学高等教育”的争论，具体表现在，办大学还是办中等专门学校？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高等院校的这种所谓的“正规化”，受到了严厉批评，认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整风运动开始后，整风成为学校的中心工作。多位办学一线的领导自我检讨。
1942年9月9日，主持鲁艺工作的周扬在《解放日报》刊登文章，自我检讨说，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这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贯穿于从教育方针到每一具体实施的全部教学的过程中，这是根本方针上的错误。
时任鲁艺文学系主任何其芳也对“自己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教育”做了深刻检讨。
整风运动中期，审干和“抢救”运动开始，出现了由思想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向的迹象，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遭到严重破坏，直到1943年底才开始恢复。
当延安教育界有了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导方针，越来越多的教师学员走出学校，下农村，进工厂，到军营。
在朱鸿召看来，文艺座谈会及其接下来的整风，解决了当时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对那些最个性张扬、特立独行、自由散漫的文化人进行了思想改造，将本来游离在革命队伍边缘的这些人编织到革命队伍这个组织机器里面来，从而提高了革命队伍的绝对执行力。
合并、转移
办学方向出现争议时，延安的学校已经过整合，学员数量有所减少。
由于延安人口急剧膨胀，到1938年下半年，“吃饭”就成了问题。第二年，国共两党又出现大规模摩擦，国民政府停发了给共产党军队的军饷，并开始经济封锁。
边区经济困难，来延青年人数骤减，前线又需要干部，1939年，中共中央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延安的学校向外分流发展。
先是抗大挺进山西、河北办学，接着陕北公学、鲁艺（部分单位）、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在河北成立了华北联合大学，仍由成仿吾任校长，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1943年3月，两年前组建的延安大学再次迎来重组。鲁艺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毛泽东参加开学典礼。
调整还在继续，抗战胜利后，自然科学院迁离延安，辗转华北，1949年后组建了北京理工大学。
“这是延安学校的第二次大规模转移。”曾鹿平说，抗战胜利后，为适应根据地需要，中共中央派了很多干部前往华北和东北，随行的还有文教单位。
当时，毛泽东为学生送行时说：“你们去东北的任务是争取青年，办大学。”还特别叮咛校领导，军队要建设一个团或一个师比较容易，要建设一个大学从领导班子到队伍很不容易。在行军过程中，各地可能找你们要干部。不能把班子人员轻易搞散，要千方百计把学校班子搞好。
离开延安的教育队伍，有的在东北办起教育，有的留在了华北。后来新中国的许多高校都和这几支队伍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如中国农业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东北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
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博士生导师郝瑜教授撰文称，延安的办学探索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的办学理念。“社会需求逻辑强调高校办学首先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种逻辑的形成根据除了‘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之外，就是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经验。”
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部队大兵压境，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随军同行的还有延安大学，转战期间和两所学校合并组建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958年恢复重建。
如今，在面积不大的延安大学校史馆内，墙上挂着校史沿革图，边上是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延安大学作出的批示。
（参考资料：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曾鹿平编《延安大学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雪扬、蒋巍《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任文主编《我所亲历的延安整风》；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纪录片《大鲁艺》）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周海涵 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