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
南京自然医学会安宁疗护专委会主任委员 周明飞
浙江医院医疗照护病房护士长 项巧珍
本报记者 李 爽
“如果在未来某一时刻，我无法决定自己临终时的各种问题，我愿这一声明能清楚表达我的意愿：如果我康复无望，那么我要求死亡，不要用人工方式和其他极端方式维持我的生命……”这就是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其文本全称为“我的五个愿望”)是指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以保证即使在丧失决策能力的情况下，患者仍能获得符合自己意愿的医疗措施。
最近，《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刊登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的调查，他们收集了411例(男性224例，女性187例)60~95岁老年住院患者的有效问卷，发现60~69岁、城市居民、文化水平较高、无子女、是医务工作者的被调查者，更愿意签署生前预嘱。南京自然医学会安宁疗护专委会主任委员周明飞分析，较年轻的老人、在城市生活、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群对“尊严死”的认可度较高;没有子女，无法指望“养儿防老”的人群，也更愿意接受提前规划;医务工作者由于相对他人更多接触死亡，少有忌讳，立生前预嘱也较常见。
这项调查发现，受访老人普遍对生前预嘱认知水平低仅35.5%的人听说过，进行知识普及后，接受度有改善，但整体水平仍偏低。此前也有很多调查得出了相似结论。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生前预嘱开展较早，且有相关法律条文支持。例如，新加坡1997年开始实施《预先医疗指示法令》;美国已有35个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可按照个人意愿选择病危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护治疗方法。
周明飞表示，在我国生前预嘱的概念仍处于推广普及阶段，且有一定难度，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中国传统观念忌讳在人还活着时谈及死亡，很多人从思想上接受不了与“去世”“死亡”相关的话题;2.立生前预嘱的单位目前属于民间组织，仍无相关法律;3.生前预嘱作为安宁疗护的一部分，其需要配备人力较多，但收费较少，从业人员不足。
“大多数中国子女有这样一个心理：让老人多活一天就是尽一天孝，否则就是不孝。我们希望能集结更多社会、医疗、人文、艺术资源，用专业知识为患者及家属提供帮助，给百姓做一次真正的生命教育。”周明飞强调，生前预嘱有重要意义，包括：可有效减轻患者自身及家庭的痛苦;降低医院面临的法律风险;减少医患矛盾隐患;节约医疗资源，让真正需要治疗的病人拥有资源。
浙江医院医疗照护病房护士长项巧珍介绍，自己在社区宣传生前预嘱时，很多人都感兴趣并询问如何安宁疗护或签署相关文件，可见对这方面是有需求的。为了更好地推广，两位专家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建立相关法律。该法律要区别于遗嘱立法，尊重患者选择自然死亡的权利，严格限制生前预嘱生效的条件，比如必须处在不可治愈疾病的终末期、由专业医生或团队来判定;规定生前预嘱的填写形式，如立嘱人本人签章、代写的话应有怎样的标准等。
多渠道多人群推广。医护群体需从学生时期就开始了解安宁疗护、临终关怀相关内容，在之后的诊疗过程中，可针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在不伤害患者及其亲属感情的情况下进行提议;权威媒体要进行宣导，利于提高全民认知;教育机构可以对学生进行相关内容的教育。
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总干事罗点点曾在访谈中表示，生前预嘱旨在鼓励更多人将临终的愿望说出来，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安排生命的最后时光，做到“善终”。做生前预嘱，是为了有尊严地与世告别，也是为了在活着的时候，能更好地明白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