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业强国日本最终战败，而国力较弱的中国却取得了胜利。回顾各阶段主要会战、战役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日本走向失败的必然原因。
首先，在日本进攻阶段前期，在处理卢沟桥事变时，出于对自身军事力量的盲信，日本采取了一边进攻一边交涉，逼迫国民政府屈服的方针，但未获成功。
中国方面早就不再相信日本，最后双方走向了全面战争。日本依仗先进武器，希望速战速决，也未能如愿，最终被拖进了持久战。
八一三抗战时，面对占有绝对优势的日军，中国军队和国民政府发挥机动优势和游击战特长，并在得到德国顾问团指导和德制武器补充的情况下，第一次进行了顽强抵抗。
在南京攻防战中，国民政府军担任防守的是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军队，战斗力极弱，无力抵抗。但南京陷落并不意味着日军取得了战争胜利，国民政府将首都移至武汉、重庆，表明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而日本方面则对中国辽阔的国土形成的战略纵深估计不足，随着占领区域不断扩大，不得不分兵防守，在各占领地区陷入相对弱势，面对游击战和地下抵抗活动只能穷于应付，无力有效统制占领区。
结果必然是，日军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愈多，距最终失败愈近。
在日军进攻阶段中、后期，军事攻防是围绕着维持战略要地、补给基地和交通线进行的。
平型关和台儿庄两次局部抗战胜利的意义在于，中国军民由此认识到日本并非不可战胜，从而增强了斗志。
而日军不承认这两次失败，反而辩称“转进”，继续进攻，结果，太原和徐州两场会战取得的胜利，被中国对“重大胜利”的宣传所冲淡。
另外，日军意欲通过杀掠迫使中国屈服，却因此引起了民众普遍憎恨，使日军在其所经过的各地遇到了激烈抵抗。比如，华北民众开始自发组织义军，或开展游击战，抗日武装团体层出不穷。
在武汉会战中，国民政府军倾全力抵抗，中共军队也在山西等地开展游击战。日军虽然在会战中付出惨重伤亡后取得了胜利，但此后难以维持攻势，广大农村留给了中国军队，而其控制的“点”与“线”也随时受到持续的游击战和民众抗日斗争的威胁。
这也使日本自己的“解放亚洲的圣战”的谎言在现实的侵略战争面前不攻自破。
战争经武汉会战进入僵持阶段后，历次战役时间都比较短，双方经短暂接触后即回归各自防线。日军在战斗中动用了飞机、舰艇、坦克甚至毒气，但战果不佳。
固执于正规战、近代战的日军，依然以控制大中城市及铁路、公路为目的；而中国军队却反复小规模出击，开展机动战和游击战。日军战线越来越长，铁路和公路不断遭到破坏。
而这个时期，除正规部队外，各地许多民众也参加了抗战。
结果，日军的近代武器难以发挥威力，各占领城市由于补给被切断而陷于孤立，军事运输越来越困难，日军力量逐渐被消耗。
而在双方军队间的战斗陷入胶着状态后，中国方面国共矛盾开始激化，双方都在力求扩大统治区域范围，随着中共力量越来越强，终于爆发了皖南事变。
后来，尽管统一战线基本得到维持，但更多情况下是国共两军分别独自对日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变化，进入中国进攻阶段。这意味着蒋介石坚持到美国参战、使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大战重要环节的方针获得了成功。
在太平洋战场开战后，日军仍然相信自己的力量优势，固执于正面作战，因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中损失惨重。而中美空军则发挥了威力，切断了日军伸展过长的补给线。
于是，丧失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日军，为改变战局，实施了贯通中国大陆和印度支那的大陆打通作战。
对此，国民政府为保存军事实力而采取消极抗日方针，结果遭到严重打击。但是，日军的大陆打通作战与东南亚的作战是连动的，而日军并未能确保东南亚通道的稳定。
1943年春，盟军和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北部开始共同作战。1945年1月，中印公路被彻底打通。此后，援华物资大增，国民政府军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中国孤立抗战的时间实际很短，整个抗战期间不断有来自外国的支援。早期有德国顾问团，然后有苏联的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有美军参战，这些无疑都对中国抗战形成了支援，加速了中国胜利的到来。
战争后期，日本不得不将大量飞机从中国战场逐渐调用到太平洋战场，而中国空军和第十四航空队的中美混合机团等则对中国国内的日军占领区及“满洲国”的重要地区实施了轰炸。
战争末期，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建立了基地，加强了对冲绳及日本本土的轰炸；而在中国大陆，正规战和游击战都得到了空军的掩护，威力大大加强。
在最后关头，日军在南方继续遭到国民政府军的攻击，北方则有中共军队在苏联出兵后展开了大规模攻势，日军在南北夹击下走向溃灭。
在探讨中国战胜、日本战败的原因时，还有几个要素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对中国的力量具有清醒、客观的认识，即中国是既弱且大的国家，从而采取了持久抗战的方针。
日本意在速战速决，而中国方面则必须争取时间建立在战略上能够利用辽阔空间的临战体制，并将日军拖进持久战。
为此，蒋介石对占有压倒优势的日军尽量避免正面作战，而十分重视游击战，并训练游击队干部，将部分正规军和地方军用于游击战。
换言之，不论国民政府军还是共产党军队，其实都主要是通过游击战来抵抗日军的，因为，在武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要发动全民武装进行持久抗战，游击战最能够充分发挥国内作战的地利，因而是最好的战争方式。
中国方面把日军占领地区视作点和线，并在其空白部分开展游击战，通过持续不断的袭击，切断日军的交通联络线，削弱了日军的机动能力和运输能力。
不过，与中共相比，蒋介石认为民众只是被动力量，而未能充分发挥其自觉性。
第二，日本希望国共分裂，而没有想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建立。在日本看来，国共两军合作是不可想象的，但事实是两军实现了合作，使中国在平型关和台儿庄取得了局部重大胜利。
但国共合作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内相互对立、倾轧的各派阀和反蒋势力，在国共合作后重新团结在蒋介石周围。原本国民党内分属桂系、粤系、西北军系统等的反蒋最高军事领导人，都在抗击侵略的旗帜下投身于抗战。
在武汉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还提出了全民抗战的口号，使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日军成为可能。而且，该方针还把华侨和蒙古族、藏族也视为抗战力量之一部分。
第三，除战场上的军事抵抗外，国民党系统特务组织的武装抗日活动、地下抵抗活动和情报战，也是不应忽视的事实。蓝衣社的基础是浙江，在城市及周围农村开展活动。
他们不仅直接打击日军和傀儡政府有关人员，还进行经济抵抗，对工厂和交通线实施破坏，动摇了日军对占领地区的统治。其活动范围甚至伸展到了南洋，主要通过向英美提供情报的方式，给日军造成重大打击。
CC团的陈立夫等则秉持儒教的正统性和三民主义、蒋介石地位的绝对性而坚持抗日，在香港也组织了众多阶层共同参与的情报网，向国民政府提供有关日军的治安、南京傀儡政权要人动向等重要情报，并指导了除延安以外的日本反战运动、朝鲜独立运动。这些活动实际上是逐步将日军逼入绝境的多重抗战结构的一部分。
第四，中共方面，非常重视游击战在持久战中的作用，同时认为，若不辅以游击战，正规战不可能取得胜利；而上述所说的正规战更倾向于运动战，其实质是游击战溶于正规战的战术。
中共的游击战得到了多数民众的绝对支持，许多民众愤于日军的残暴而纷纷加入民兵和游击队，因而不存在兵源不足的问题。
这样，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甚至民众相互配合，在中共领导下开展了多层次的游击战争，并通过百团大战等持续不断的攻击和对交通联络网的破坏，使日军的机动能力、运输能力及近代武器的威力难以发挥。
华中存在着国共两党的各种抗日部队，其中国民党系统的忠义救国军和中共系统的抗日义勇军之间的确发生过冲突，但同时也通过反复联合和融合，基本上维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第五，中国抗战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海外华侨的参与。这种参与，尽管在有的国家有起伏，但就世界范围来看，华侨无疑对抗日形成了国际性支援。
华侨除了通过捐献等强有力地支援了祖国外，美国华侨在阻止美国对日出口废铁和石油方面发挥了作用，南洋华侨也开展了强有力的抵制日货运动，这些都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经济。
而在马来半岛、新加坡，也有统一战线形态的“华侨抗敌义勇军”，参加了新加坡防卫战，后来，其左派形成了中共系统的马来人民抗日军，其右派则形成了华侨抗日军。
日本殖民地朝鲜的华侨，其中不仅有人回国参加八路军进行抗日斗争，还在朝鲜境内仁川等地进行武装抵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部分华侨则加入美军，参加了对日作战。
第六，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坚持持久战，其物质基础源于经济力量的增长，而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则是政学系这个曾被称为“亲日派”的官僚及实务派集团，为反抗日本的侵略，他们转化成了抗日派。
他们采取通胀、公债及田赋征实等政策掠夺民众财富，从而确保国民政府在战时获得充足财源，然后将其大量投入工业生产；水利、灌溉、垦殖等事业也得到了大量放宽，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使农业生产得以维持，抗战基础得以巩固；金融方面则改组了四联总处，法币发行权被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彻底完成了币制改革。
这一切都对持久抗战形成了支持。尽管这个时期采取高通胀的经济政策，但由于中国是农业大国，其经济以实物为基础，因此，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受到的影响相对较轻，受到严重打击的仅是公务员等后方大城市的居民。
而且，农业国家的特点在于许多地区可以自给自足，即使被日军分割和占领，其余的广大区域仍可继续生存。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其经济在战时具有强劲韧性，而日本对此并没有正确认识。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的旗帜下始终集合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华思想、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和倡导欧美式民主自由的第三势力。
换言之，中国的抗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建国纲领之下的全民抗战。
中国各阶层的力量是在多元化、多层次体制下集合在抗战这一共同目标之下，同时又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抗击日本侵略的。
恰恰是上述各种要素相互交织和影响，才使中国能够灵活、强韧地坚持抗战，并最终战胜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