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黄姗
编辑 | 楼婍沁
2021年上海秋冬时装周的开幕让刘考拉开始进入新一段忙碌时光。
她今年30岁，此前在香港连卡佛从事时尚买手工作六年。每年的这个时候，她通常需要飞去巴黎时装周看秀买货。但疫情改变了她的职业路径。现在，她的职业重心变为中国内地市场。她目前担任一家国际知名美妆零售品牌的买手，常住在上海。
最近两年，尤其是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后，越来越多像刘考拉这样原本在香港从事时尚工作的香港本地人，正陆续“北上”内地寻找工作机会。
这背后是内地及香港奢侈品市场发展状况出现了显著的差别。
香港的奢侈品零售行业受到香港社会环境变化及新冠疫情的双重打击，迟迟未能得到根本性恢复。
界面时尚此前报道，自2019年7月以来，香港零售业销售总量连续15个月呈现两位数下跌态势，直到2020年8月才跌幅才缩小至个位数。这其中，罗素街、广东道、皇后大道等高度依赖外来游客消费的高端零售街区受到打击最大。
受此影响，贯穿2020年全年，Tiffany蒂芙尼、Valentino华伦天奴、Prada普拉达、Coach蔻驰等多个国际奢侈品牌先后放弃了位于香港黄金地段的铺位。
反观内地市场，短暂的疫情封锁后，内地市场成为全球范围内为数不多已基本恢复正常经济生活秩序的地区市场。这极大地推动了内地奢侈品市场的大幅增长。
全球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在2020年12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有望实现48%的增长，市场规模近3460亿元人民币，而内地市场在全球奢侈品市场的整体份额翻了一倍。亮眼的增长表现让多家海外时尚公司将针对中国内地市场的增长计划写入了财报中。
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海外时尚公司对于中国分公司甚至亚洲区域办公室的人员部署计划。
2020年，一些海外时尚公司经历了全球大规模改组和裁员。这些公司中有不少在2021年农历春节后针对内地市场开放了大量岗位。
“最近异常忙，生意异常好。”时尚奢侈品行业猎头顾问Reto告诉界面时尚记者。从2021年3月开始，他几乎天天加班到深夜，为的就是帮海外时尚奢侈品公司在内地招兵买马。
与此同时，这些海外公司在香港地区办公室则正进行缩编、裁员。
包括刘考拉在内的多位时尚奢侈品业从业者告诉界面时尚，2019年下半年至今，多家知名海外奢侈品零售品牌的香港办公室都有不同幅度的裁员。
界面时尚综合《南华早报》、国际房地产顾问公司第一太平戴维斯等多个信源的信息发现，进行裁员的品牌商或包括Versace范思哲、Salvatore Ferragamo菲拉格默、Coach蔻驰，以及法国LVMH集团旗下Bvlgari宝格丽、Fendi芬迪、Givenchy纪梵希、Celine思琳等。
2021年1月，休闲服饰鞋履品牌Vans和Superdry母公司威富公司（VFC）公开宣布，将在未来12至18个月时间内逐步把企业品牌运营中心由香港迁移至上海。当时，第一太平戴维斯香港研究部在一份报告中预测，随着内地时装和奢侈品市场的重要性愈加突显，未来数年将有更多外资品牌逐步把亚太区总部迁出香港，并首选上海作为新区域总部所在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只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王丽仪感慨道。
王丽仪曾是国际时尚杂志中文版于1980年代进入香港时的第一代编辑。她也曾是香港《明报》和《明报周刊》的时尚总监，还出版了《时尚风云25年》和《我的时尚骚灵》两部行业著作。
作为1995年那批最早亲赴欧美时装周作现场报道的中文时尚媒体人，王丽仪坦言当时整个时尚行业对于华人市场颇为陌生、对于中文媒体的包容度和欢迎度也较低，这使得她在一些看秀过程中“很受气”。
但香港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还是让启动全球化的外资时尚奢侈品公司在香港抛下了“发展的锚”。“当时（国际品牌）在香港开设亚太区分部的时候，香港就是一个门户。”王丽仪见证了香港时尚零售业从起势到蓬勃的整个黄金期。
香港确实是最早与国际时尚奢侈品行业接轨的华人市场。
1990年代，香港因为有开放而繁荣的市场经济，健全的法律法规，以及富裕的本地中产，再加上靠近内地市场，成为了西方品牌试探整个中国市场，并与当地消费者沟通的窗口。
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型时尚公司开始纷纷在香港成立亚太办公室，以支持包括内地市场在内的周边区域市场的业务。
其中最为标志性的是法国LVMH集团于1995年在香港开设亚太区总部，负责LVMH集团在除日本之外的其余亚太市场的商业活动，业务范围涵盖大中华区、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南亚地区。
但随着内地经济飞速发展，消费者购买力持续增强，人口众多且地域广袤的内地市场的重要性开始逐渐上升。
尤其是，2003年7月内地游客赴港澳自由行政策出台，香港宽松而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着内地游客赴港消费奢侈品。内地游客开始大量涌入香港进行购物消费，并一跃成为带动香港奢侈品业发展的关键群体。国际时尚奢侈品从中看到了内地奢侈品市场巨大的增长潜力。
在多番试探之下，时尚奢侈品公司开始布局内地市场，他们积极来内地办秀，与明星合作，以及身体力行地投资开店。
2007年10月，LVMH集团旗下高级时装屋Fendi在北京长城举办大秀。在王丽仪看来，这是内地与香港市场关系发生转变的分水岭。
“这之前所有大型活动和时尚派对都是在香港举办，品牌会把整个亚洲的媒体请到香港参加活动，但是07年Fendi的大秀改变了市场。”
Fendi那场大秀先后筹备了两年、耗资5000多万，请到的全球明星、嘉宾、媒体人数高达500人。
这场大秀向全球市场传递出一个信号：中国内地市场将是未来奢侈品公司掘金新去处，在内地市场组建本土团队迫在眉睫。
也是在那段时间前后，王丽仪参与一家香港公司在成都开设百货的项目。作为该项目内地市场传播的负责人，王丽仪当时并没有搬到成都，而是每个星期往返与香港和成都之间，大部分的管理和协调工作要远程完成。
“经过这件事情我就意识到，如果说我不住在当地，只是每个月去几天会有问题。团队很难远程管理，而且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也不够了解。”
到了2006年，王丽仪搬到上海，参与《明日风尚》的创刊工作。在上海生活的那两年，她才觉得踏实起来。“最起码了解当地的生活文化，对团队也比较了解，容易沟通。”
这段经历让王丽仪意识到，整个时尚产业，从外资品牌到配套企业，“再由香港团队去管理内地市场真的不是很适合了”。
离开？或者，去上海
如今，香港市场于国际奢侈品牌的战略重要性下降已成事实。不过，香港与内地时尚零售市场的两极化并非一朝一夕形成。
“从2014年起，基于营商环境稳定性和运营成本这两个最大因素，很多品牌都开始重新想如何布局（中国市场）。”杨诗敏告诉界面时尚记者，“搬地区中心我觉得是大势所趋。”
杨诗敏目前在经营自己的公司，专门为一些海外时尚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咨询服务。在此之前，她供职于一家大型跨国时尚集团，负责亚太投资者关系和企业传播工作。该公司在2020年加速了区域性改组工作，在内地市场增设了企业传讯岗位，杨诗敏也随之离开。
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杨诗敏在过去20多年前后供职于外资和内地的多家大型零售商，积攒了丰富的时尚零售业经验。
2010年前后，杨诗敏加入了一家当时仍处在发展上升期，但现在已经家喻户晓的福建民营运动服饰企业。回忆道当时内地服装零售市场的情况，她直言，“当时如果要加入内地品牌，需要对管理层非常有信心，才会去。”
而到了2020年代，内地已有充足的人才储备，为跨国公司迁移区域总部，建立更有针对性的本地团队奠定了基础。“现在内地很开放，竞争机会也很公平，很全球化。”
杨诗敏以买手为例讲述了这几年内地时尚人才储备的变化。她说，以往跨国时尚零售商偏好招募香港人做买手，“因为他们更有经验”，但在最近几年，上海和广州也有了不少买手。
同为“时尚圈港人”的陈安诺则已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她在2019年7月被香港地区团队招募进这间公司，出于种种原因，最后被派遣至上海上岗。
现在回想这段经历，陈安诺直言自己幸运，因为如果不是在疫情前来到内地，“可能也会被裁员。”
香港时尚行业的衰落是整体性的，不光体现在奢品零售市场的低迷，也直接影响到了包括广告创意、活动策划执行等在内的上下游产业链环节。
陈安诺目前在一家知名轻奢品牌的上海分公司工作，负责的是该品牌的视觉管理工作，参与品牌活动、快闪店、门店陈列等方方面面的设计和搭建工作。
她告诉界面时尚，疫情爆发后，原本负责统筹包括上海、日本、新加坡等亚太地区团队的香港团队“整个被砍掉”，“因为真的没有品牌活动可办。”
当然，离开这个行业不一定是件坏事。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王丽仪提到了她前助理的故事。这位年轻的前助理几年前离开曾经梦想的时尚行业，转行卖起了保险。很快，她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买了房子。
“我当然也觉得很安慰了，也就再没有提你应该要坚持你的理想做时装设计或者是怎样了。”王丽仪回忆道。
不过，如果想要继续在香港从事时尚创意行业工作，机会肯定不如之前多和好了。
陈安诺想起了她的两位圈内朋友。其中一位卖起了“冻肉——一种高级食材”，来弥补收入下滑带来的影响。而另一位则去发展自己的手工艺，陈安诺告诉记者，“他每天要去摆摊的。”
“北上发展”被认为是更好的选择。
“北上”香港人的机遇和挑战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可以看作是国际时尚品牌在内地市场的建设期。
这个时期它们要建设团队，在内地一线城市试水开店，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尤为关键。这些工作需要有经验的时尚从业者来承担，同根同源但又具备发达地区市场经验的香港人自然脱颖而出。
王丽仪表示，“2000-2010年来内地发展的话机会很好，留下来就一直会有机会。”如今，这批来自香港的内地奢侈品市场早期拓荒者不少已经成为中国团队的中高管。
但与此同时，目前在这些外资品牌的中国分公司内部，初级至中级这个层级的员工中却少见香港人。上述多位受访人均向界面时尚表达了同样的观感。
不可否认的是，与之相关的是，香港年轻人在时尚奢侈品这个赛道与内地年轻人竞争已经失去了先天优势。
过去10至15年间，中国有大批海外留学生归国。这些熟悉海外品牌，能操着一口流利外语的内地年轻人成为外资品牌重点争抢的人才。
跨国时尚公司倚重国际型人才，这有利于欧美品牌总部与本地市场沟通。杨诗敏表示，“通过大概20年的接轨，现在内地人才非常多，而且非常有激情。”
这意味着，香港年轻人“现在才去，已很难到发展空间。”王丽仪补充道。
随着外资时尚奢侈品公司中国公司的人才梯队搭建完善，让本地人管理本地市场将成为主旋律。
“因为只有本地人才知道这边的情况。”刘考拉对界面时尚坦言。
她以“性感的成都人”为例。“成都人就是大冬天外面穿一件大衣，然后穿短裤露大腿，美国人怎么理解这个事情？美国人就只爱穿牛仔裤或者打底裤，要不就穿得很华丽。美国人就是不懂为什么这边的人那么性感，他就是觉得这样的衣服不好看，但就是卖得好。”
这意味着，如今香港人想到内地从事时尚和奢侈品行业，至少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才会有议价的空间。
但杨诗敏对界面时尚强调，这样岗位的竞争并不只是内地人与香港人之间的竞争，而是全球人才之间的竞争。
对于想要进入内地从事时尚奢侈品生意的香港人而言，他们最明显的弱项体现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营销领域。
如今的奢侈品公司在内地发展，已十分仰赖电商渠道和数字营销手段。而在相关领域，内地人才前仆后继。按照奢侈品业猎头顾问Reto的话说，这部分人才在内地已经实现了本地互联网公司与品牌之间的相互流动。
但香港年轻一代，相比于互联网和科学技术，更热衷于金融、保险、法律、医学等学科。甚至连曾经大受追捧的服装设计专业，在整个香港零售业下滑之后，也逐渐变得无人问津。港人在时尚行业的青黄不接也因此直接反映在就业市场的断层上。
不过，在传统零售、供应链、人力资源、财务等方面，香港人才仍然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除了竞争力减弱，在内地从事时尚业的香港人少或许还与就业信息不对等有关。
杨诗敏提到香港部分高等院校在针对时尚行业，尤其是内地时尚行业的就业指导工作上存在滞后，缺少相关相关企业资源，也缺乏对学生的支持和引导。这将直接增加香港年轻人在内地相关行业的求职难度。
这也是为什么杨世敏身边有一些朋友为了孩子的前途发展，早就提前做好规划，“干脆直接让小孩来内地念大学。”
（应受访者要求，刘考拉、杨诗敏、陈安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