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家大客户在这轮航运萧条中破产，华光航业无法收回债款，导致亏损20多亿港元，在债权人压力下，被迫进入债务重组程序。
或许是1949年的经历使然，赵从衍对政治缺乏信任，并不像多数香港富豪那样热衷地产投资。他认为“物业搬不走，船才是最最可靠的”，第二可靠的是古玩珍宝，物业仅排在第三位。
赵从衍经商一生，收藏了大量古董，不曾料到，到这时候，居然派上了用场。
赵从衍将这些古董珍藏以及名下地皮、酒店公开拍卖，资金全部注入华光航业，即便如此，也未保住大股东地位，屈居第二股东。出于维护市场秩序的需要，香港政府规定银行不得从事金融业之外的业务，因此，债转股后作为重要股东的债权银行往往致力于扶持企业恢复发展。后来航运业复苏，华光航业的债权银行提供了大笔贷款，帮助赵家还清债务，得以保住家族基业。
曹文锦比赵从衍更加忌讳政治，他不看好香港前景，从未投资香港房地产。但他信奉分散投资、多元发展的朴素哲学，在进军航运业的同时涉足医药、化工、纺织等领域。从1950年代开始，曹文锦到东南亚国家进行大笔投资。在马来西亚投资纺织厂的经历，让曹文锦偶然结识后来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为其日后在马来西亚大展拳脚埋下了伏笔。
二战后，日本向马来西亚赔偿战争赔款，但并不支付现金，而是出于扶持本国造船业的目的，计划用这笔钱在日本船厂订购两艘轮船作为赔偿。日本人握有主动权，马来西亚政府考虑到本国需要，只得听任其便。为了运营这两艘轮船，马来西亚政府需要组建一家航运公司，但国内没有航运人才，与是向曹文锦提出合资请求。曹文锦便拉自己的朋友，马来西亚富商郭鹤年一道入伙。但轮船公司成立后，政府不善经营而陷入亏损，马来西亚政府将股权全部转让给曹文锦。
后来，曹文锦又与泰国政府合组国家轮船公司，参股建造船坞，开设航海学校，一度控制泰国的航运业。1980年代，由于分散投资，曹文锦在航运业危机中损失较小。危机过后经营重心倾斜，到新加坡、马拉西亚等国家开发房地产业，成为东南亚有名的地产大亨。
包玉刚未雨绸缪，事先预见到航运业的衰退趋势，70年代后期航运业繁荣时开始出售船只、剥离不良资产，并在汇丰银行扶持下收购九龙仓、会德丰等老牌英资商行，转向地面经营，从航运危机中全身而退。包玉刚退休后，将家产分给四个女婿，日本以外的航运业务交由大女婿苏海文（Hulmut Sohmen）打理。多年后，环球航运在苏海文手中焕发新的生机。
进入90年代，航运业缓慢复苏，董浩云家族、赵从衍家族继续在航运业耕耘。
董浩云本来是亲国民党的商人，他去世时东方海外爆发危机，大陆方面通过霍英东施以援手，改变了董氏家族的政治立场。1997年香港回归，董建华由商入政，当选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家族生意交由其弟董建成打理。时至今日，董氏家族仍然握有东方海外国际股权68%左右，为其控股大股东。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东方海外国际的业务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地区，但受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影响，与“董浩云时代”那种风光鼎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赵从衍家族，不幸陷入豪门争产的漩涡，家族前途叵测。
1997年赵从衍因健康问题辞去华光航业董事局主席之职，由于二子赵世仪早年潜水意外丧生，三子赵世曾经营自己的房产公司，家族事业由长子赵世彭、四子赵世光接班，分别担任光华航业主席、副主席。赵从衍去世后，赵世彭、赵世光不务正业、热衷投资，引发赵世曾不满，后者联合赵母争夺控股权。但不久赵母也去世了，赵家子女为分家产争得不可开交，甚至在媒体上公开对骂，闹得满城风雨。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华光航业爆发财务危机，被比利时航运巨头CMB控股，在2000年惨遭退市。第二年，赵世彭心脏病突发而亡，赵世光承担起复兴家族的使命，多方筹集，最终以4亿港元赎回光华航运控股权。
中国自古便有“富不过三”的俗语，乃是数千年历史的总结，虽然不足以一概全，但也不乏道理。香港商界豪门中亦不少这类例子。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败业，大凡骄奢淫欲、纸醉金迷的家族，其前途也格外引人关注，这关注之间，还隐含着一层哀而不伤的忧心。
赵家男子钟情女色，欠下不少风流债，由此而生的婚姻、子女问题，历来是分家的主题，赵氏家族亦不能幸免。先是赵世彭葬礼上有一名自称其私生子者出现闹事，后来赵世光多名情人曝光，婚姻出现危机，而老三赵世曾更豪不隐瞒食色本性，自称女友过万。有意思的是，饶是如此开放，赵世曾却无法接受爱女同性恋的事实，拒不承认她的同性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