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香港《南华早报》9月4日文章，原题：随着通胀几乎不影响豪宅销售，新加坡家庭因不平等加剧而沮丧 詹森·关现年39岁，是新加坡金融科技行业的一名业务拓展经理。他的家庭经济条件还算不错，月均收入1.25万新元（约合6.2万元人民币），而去年全国的中位家庭月收入为9520新元。但随着亚洲国家通胀飙升，生活成本已使像关这样的中产家庭感到压力。今年7月，新加坡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波动的核心通胀率攀升至近14年来的最高水平。关的家庭已开始捂紧钱包，主要做法是周末基本待在家里，而非像以前那样经常外出就餐，他说这样每月能节省约2000新元。
对新加坡中产阶层来说，涨价造成的痛苦正因关眼中高净值人士的“炫耀行为”而加剧，近来超级富有的外国公民抢购数百万新元豪宅的新闻标题屡见报端。
作为吸引全球顶尖人才行动的一部分，该岛国近日为高收入外国人推出一种新的长期签证。房地产市场观察人士表示，由于供应紧张和新的外国人在今年早些时候放宽疫情限制后来到该国，该市场变得火热起来。今年第二季度，私人住宅环比涨价3.2%，80%的新加坡人居住的公共住房也因售价超过100万新元而成为头条新闻。
像关这样的新加坡家庭也承担不起拥有私家车的成本，除买车外，他们还需要购买“拥车证”，后者的价格达到近几个月的最高点。“我非常担心她们”，关在提到其7岁和4岁的两个女儿时说，“一切都在涨价，就是工资不涨。”
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家卡蒂拉韦卢表示，全球贫富差距都在拉大，新加坡亦不例外。她说：“那些已坐拥自有房产，或出生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人已占据优势地位。随着社会流动性下降，人们更难跨越这些鸿沟。”
现有数据并未真正显示出与日俱增的贫富差距。截至2021年底，新加坡的基尼系数处于2011年以来的最低点——甚至在不计政府转移支付前就是如此。然而，这是在俄乌冲突以及随后的通胀和加息前发布的数据。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家陈恩赐表示，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将更多收入用于食物和居家用品等必需品。卡蒂拉韦卢补充说，他们可能不得不动用其积蓄，并“削减那些可酌情决定的支出，如外出就餐、看电影和度假等”。
2017年和2018年的数据显示，收入最低的20%家庭将8.8%的收入用于食品，收入最高的20%用于食品的收入比例仅为4.1%。目前的通胀已使所有家庭今年上半年的食品支出同比增加3.7%。
新加坡政策研究院2019年发布的调查结果，反映出该国人口中较低的社会流动性。当时，仅有44%的大学学历拥有者有望在10年内向上流动。在只接受过职业培训或仅有专科学历的人中，该比例降至40.6%。对那些仅有中学或以下文凭的人来说，只有23.8%预计能在未来做得更好，10.6%自认为其状况将更糟。如今，这些感觉依然挥之不去。
去年7月，非政府组织Access Singapore对201名居民进行的小规模调查发现，72%的受访者表示，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越来越难以凭自身能力在新加坡取得成功。陈恩赐说：“尽管并非不可能，但我认为对中等收入群体来说，他们将远比以前更难以跨越公共与私有住房、公共与私人交通之间的鸿沟。”（作者郝杏惠，丁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