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闫桂花
过去70年，先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之后是中国，先后走出了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带动经济起飞的道路。如今，伴随中国劳动力减少、劳动成本增加，以及中国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并开启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有关制造业外迁的讨论越来越多。
谁将补位中国？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Gordon Hanson在最新刊登在NBER上的一篇论文里回顾了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在全球的变迁，称世界再次处在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地发生重大变化的边缘。但截至目前，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有能力承接中国庞大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论文推测了三种转变机制：一是劳动密集型出口的生产能力被其他新兴经济体承接；二是技术变革让劳动密集型产业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三是制造业生产在中国内部——从东部沿海到内陆——的迁移。作者分析认为，目前来看，第一种和第三种机制似乎进展缓慢，而第二种机制则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该研究特别提到了中美贸易战和技术的影响。前者对全球制造业迁移的影响似乎没有多大，而且随着拜登上台、贸易冲突的缓和，这种影响甚至可能是一过性的；至于后者，目前还看不到机器取代人工的迹象，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作者称，这可能跟具体行业性质有关。
顶点已至，劳动密集型出口退潮
199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解放了劳动力，帮助中国转变为世界工厂：中国在世界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2.8%上升到2000年的6.8%，并在2015年达到18.5%的巅峰。
不过起步很快、触顶也很快。从增速看，中国制造业的峰值是在2010年。1991年到2010年期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制造业出口年增长率差高达8.3个百分点，但在2010年至2016年间，这种差异就只剩下0.7个百分点了。尽管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并没有明显下降，但其扩张速度跟先前相比明显慢了下来。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服装、鞋类、家居用品和纺织品等领域。作者在论文中主要考察了十个中国的比较优势最大、占比也最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2013年，中国这十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全球的份额是39.3%，达到了顶峰，到2018年该比例降至31.6%。
在中国之前，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是全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最大出口商，但其在1998年巅峰时候的占比也只有24.8%，远小于中国39.3%的峰值。自1988年以来，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份额每年下降0.7个百分点，到了2018年，其市场份额下降到了只有4.8%。
作者称，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是中国出口大增的主要原因，但自2010年后，随着改革放缓、国企壮大，发展模式出现了转变； 另外，伴随劳动力增速放缓、受教育程度提升，中国从出口主导型经济体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体，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速度还会进一步放缓。谁来补位中国？
考虑到这十个行业占了全球商品出口的近10%，这种迁移过程将重塑全球经济活动。
谁来补位？
首先，作者考察了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出口国，包括南亚的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东南亚的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和越南，以及东欧和地中海的保加利亚、摩洛哥、波兰、罗马尼亚、突尼斯和土耳其这14个国家。
2018年，这14个国家占了全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19.2%。他们能够承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产能吗？目前来看没有能取代中国的迹象，这不仅是因为，过去几十年这些国家相关出口份额没有明显提升，还因为其经济体量远小于中国，也不太可能复制中国的GDP增长奇迹。
从具体国家来看，孟加拉、柬埔寨和越南，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5年以后，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在全世界占比份额增速很大，但占比也仍不到全球的8%；印度，虽然体量大，但2000年后，其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全球占比只有略微上涨，而巴基斯坦35年来未见提升，印尼的份额反而还降低了；缅甸和斯里兰卡，比重太低无足轻重。
东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以及北非中东的摩洛哥、突尼斯、土耳其，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全球占比从1984年的2.5%，增加到了2001年的4.4%，再到2018年的6%， 这其中，波兰增速较大；土耳其占比最大，但过去二十年比重没怎么变过。
相比之下，中国1992年改革开放时，其劳动出口密集型产品占世界的比重已经到了12.9%，并在随后几十年增加了25个百分点。
作者称，待补位的这些新兴经济体基本已经做到了国内市场的开放，而且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们能复制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奇迹。要像中国从亚洲四小龙抢夺市场那样抢夺中国的市场，这些国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进行大规模产能投资。然而，中国自己，就是越南和印尼的主要投资来源国，也是其他国家的投资大国。
那么，中美贸易战有没有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迁？作者援引了最新一些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战确实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流动大规模减少，然而有证据表明，贸易战导致很多中国商品经由其他国家转口又到了美国。虽然不确定中美贸易战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制造业的分流，但随着贸易战缓解，很难将其视为中国制造业外迁的重要影响因素。
机器换人？
作者考察的第二个机制是，通过新科技的发展，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实现资本对劳动的取代。
2010年，在中国服装和纺织行业，资本-劳动占比只有电气器件（electronics）的30%、交通设备（tranport equipment）的17%，以及钢铁行业（basic iron and steel）的12%。
创新的一个衡量指标是专利申请量。在美国，服装、纺织、鞋子、家居、木制品，其专利申请量占比还不到1%。第二个指标是机器人生产技术的采用。1993年到2007年间，服装和纺织行业在机器人的使用上，仅高于制造业和印刷业。机器人的使用目前仍集中在传统资本集中型领域，如汽车和电子制造。
作者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创新缺乏可能是行业性质导致的，因为不管是织物、皮革、塑料还是木材，都非常柔韧、渗透性很好，令其很难自动化。
也就是说，第二个机制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自己取代自己？
第三个方向是中国内生性的迁移，自己取代自己，也就是让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城市转向西部内陆城市。二战后的美国有过这样一个进程，随着铁路的大规模修建和集装箱的出现，制造业从大城市迁移到了更小的城镇。中国近年来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的扩张，客观上为内生性迁移准备了条件。
然而，事实上这种迁移过程并不顺利。
有研究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产业集聚效应。2004年，十个产业就效应最大的行业中有五个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考虑到现有的集聚群都在沿海地区，单个企业很难有动力迁移至内陆。
中国在政策上也尝试过让制造业西迁，但结果不甚如意。作者称，仅在2004年到2006年间，政府就关闭了大约70%的开发区，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其目的是为了推动行业内移，然而却可能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即降低了企业集聚的意愿，导致生产力下滑。
2013年，中国五大出口大省，广东、福建、江苏、上海、山东和浙江，总共占了出口的78.5%，到2018年，该比重仍近四分之三。沿海依旧是制造业集中地。
梳理至此，综上，中国转型已在路上，空缺一定会留下，但谁来补位，依旧是个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