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州日报
在广州的友好城市——日本福冈的“埋藏文化财”（相当于汉语中的“地下文化遗产”）中心里，收藏着一批宋代的中国瓷器。当中，一批来自潮州的白瓷非常引人注目。
在广州本土的博物馆中，比如珠江新城的广东省博物馆，我们也能看到数量可观的潮州窑瓷器。他们都是广东重要的外销瓷器窑口，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光彩夺目的那段历史的一抹痕迹。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粤东襟喉 潮州门户”
究竟有怎样的往事
记者曾经跟着澄海文博研究会主席、原澄海博物馆馆长蔡英豪的脚步专程探访澄海古村程洋冈。蔡英豪说，早在唐代，潮州的陶瓷业已经相当发达，几十年来在当地发现、发掘的窑址粗略统计已达百口之多。历史上，随着海岸淤积，原在潮州城外的货运码头逐渐移至程洋冈。唐宋时期，在潮州生产的瓷器，由小船沿韩江运到村中船坞，装上远海航行的大船。从程洋冈出发的海船，一路北上抵达日本等地，一路向南，下南洋诸国。在唐宋时期，这里是潮汕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不少学者持有和蔡英豪类似的看法。记者看到，著名学者饶宗颐教授为宋代凤岭古港题词“粤东襟喉、潮州门户”八大字，仍刻在程洋冈凤岭山的巨石上。据当地文物考古部门多年的考察，在程洋冈、管陇、后埔等地，数十年来有多处地方出土宋代海船桅杆、大锚、船板、船缆，并且发现宋代船缆生产工场遗址，大量宋代瓷器和成批的唐宋铜钱。学者们推测，宋代在韩江东、西两溪之间，韩江三角洲平原中部南峙山、凤岭、冠山一带，有一个凤岭港，是当时潮州对外贸易的主要出海港口。凤岭山麓的程洋冈村，即是当日港岸的市集。
对这种说法也有一些修正，如有认为当时陶瓷贸易的出海口在后埔村附近。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缺乏文献记载作为支撑，“凤岭古港”是否存在，也是存疑的。
但无论怎样，在附近地区，宋代陶瓷贸易的遗迹存留相当多。如韩江东岸的笔架山、仙田缽仔山有在唐至北宋的瓷窑多处，笔架山8号窑还出土了洋人造像、洋狗等瓷器，说明笔架山瓷器在北宋时，已经与海外市场有着密切联系。后埔地下1米处发掘出北宋的三娘寺遗址并出土大量北宋瓷器，还有潮州笔架山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建阳窑的瓷器产品。这一切似乎都能说明，在这个区域，曾经有着繁盛的陶瓷交易和数量可观的货品流通。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海外发现也可证明，潮州窑的瓷器确实曾经漂洋过海，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弄潮儿。无论路线如何，在潮州和世界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顺畅的陶瓷交通网络。
这里的宋瓷 曾经北上日本南下马来西亚
潮州宋瓷目前已知最大规模的遗存，是已经荣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韩江东岸的笔架山潮州窑遗址。1958年到1980年发掘的10条瓷窑遗址，分布在笔架山西麓，自北至南，跨度大约2公里，是当时笔架山潮州窑的中心地带。当中有规模大小不一的龙窑，还有一座阶级窑。有学者指出，从龙窑到阶级窑，是瓷器生产的一次重大变革。阶级窑的分室结构，有利于回火升温，保证瓷器的烧制质量。过去人们曾认为福建德化窑最早出现这种窑床的改革，但笔架山遗址的发现推翻了这一说法。这座北宋时期的窑被认为是国内最早的阶级窑。
曾有学者对当中的一座中型窑1号窑的生产量做过计算，每次大约可以烧制中型碗5万件。据此推测，整个笔架山窑场每年生产总量数以百万件计。
宋代潮州海上交通与当时中国海外交通贸易路线一样，有南北两条航线网络。潮州海路北上航线，趁着西南季风，经我国台湾、江南、山东，可至朝鲜半岛、日本，这条航路至迟在唐代已经贯通。福冈出土的潮州窑瓷器，很有可能就是经由这条航线输入日本的。
提及福冈这个城市，可能熟悉的人不多。但如果提到“博多”，恐怕就不一样，“博多豚骨拉面”的知名度还是不低的。宋时对日本贸易的主要港口，就是日本九州地区北部的福冈市博多港。这里通过30多年来该地区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外销陶瓷，其数量、种类都为其他地方所远远不及。有学者据此指出，“博多（HAKATA）”遗址出土的外销陶瓷情况很大程度上可以表明中国对日本的外销面貌。
另一条则通往东南亚。根据考古发现，在我国香港、海南岛和西沙群岛等地，以及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都发现过北宋潮州窑出品的瓷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青白釉鲤鱼形壶，上海博物馆的青白釉瓜棱腹小瓶（马来西亚怡保采集），都是宋代潮州窑具有代表性的产品。
六尊造像的神奇重逢
让后人得睹四代人的美好愿望
潮州城以笔架山水东窑为代表的宋窑是南方青瓷和青白瓷窑系和外销瓷的重要窑口之一。水东窑不仅生产日用生活瓷器、外销瓷器，也生产一种特殊的商品——释迦牟尼佛瓷质造像。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考古学家曾骐认为，它适应了北宋社会佛教世俗化的兴起。
广东省博物馆陶瓷馆中陈列的一件青白瓷佛像，即是这种作品的代表之作。它是1922年出土于潮州城西南郊羊皮岗一座小石龛的四尊佛像之一，其上提有款识文字：“潮州水东中窑甲……陈十五娘，同男刘育……熙宁二年己酉岁正月十八题。匠人周明。”
说起来，这尊佛像背后的故事非常传奇。曾骐指出，它以及同出的另外三尊佛像，和分别在1980年、1998年在笔架山虎山山坡8号窑、潮州南郊韩江厦寺河段出土的两尊佛像，都同属于一个刘姓家庭成员。六件造像的烧制年代分别为北宋英宗晚年的治平三年九月（1066年）、治平四年九月（1067年），神宗的熙宁元年五月（1068年）、熙宁元年六月（1068年）、熙宁二年正月（1069年）、熙宁二年八月（1069年），其记年可以衔接，产地窑口、匠人均相同，尤其是“造像的供养人虽属同一家庭，但辈分、身份不同，其祈祷的内容也不尽相同。这些情况和现象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是仅见的”。
这六尊造像刻写的文字最多的达七十二个字，少的也超过六十个字，字迹潦草随意但可以清楚辨读。曾骐指出，按照造像年、月的早晚顺序串联起来，其内容恰好是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刘氏四世同堂的普通家庭， 在四五年间（1065-1069年）发生的婚丧重大变故。
曾骐指出，北宋治平四年至熙宁元年间，文献记载潮州发生了多次大小地震灾害，房舍倒塌、百姓死伤无数，人心惶恐不安，“大众生活在一种惊怕、不祥的环境之中， 百姓希望能在一种社会安宁、祥和的氛围中生活”，瓷佛造像的款识和样式，寄托着这个家庭从第一代刘太公，到第二代刘用、第三代刘扶、第四代刘育（刘文育）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们，民间的、世俗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