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专业肃贪机构模式（ACA）的兴起，世界范围内涌现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反腐败专业机构，例如香港的廉政公署（ICAC）、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CPIB）等。其中，澳门的专业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CCAC）也是其中之一。相较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反腐败机构，澳门廉政公署虽然建立时间短，但发展速度不断提升。
回顾历史，早在葡萄牙殖民时期，时任总督李安道倡议成立专门的肃贪机关，之后历经17年，于1992年3月成立了“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公署”（简称“反贪公署”）。反贪公署的建立理念遵循了专业反腐败机构所强调的专业性、独立性等特性。反贪公署营运的方针不受当时的澳门总督及立法会指挥，义务上则只需向总督报告，因此从权力结构设置上具有相对较高的独立性。
但这个时期，由于机构刚成立，加之各项条件都不成熟，因此这一机构在当时的澳门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民众对于这样一个反腐败机构不仅不熟悉且大多处于观望态度。根据廉政公署2000年5月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6%的市民当时根本不知道澳门有个专责反贪的机构。这实际上间接反映出自1992年成立以来的反腐败机构的工作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识和了解。
如果说反贪公署成立之初是一个咿呀学语的孩童的话，那么随着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这一反贪机构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成长期。
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59条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
回归后的澳门廉政公署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继续保持原有的专业性、独立性等机构属性。廉政公署为独立运作的部门，廉政公署的首长称为廉政专员，廉政专员对行政长官负责。其下设有专员办公室、两名助理专员、反贪局及行政申诉局等。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专业反腐败机构有所不同之处在于，澳门廉政公署不仅负责反贪污工作（反贪局），还负责处理对政府部门行政失当的申诉（行政申诉局），这也是澳门廉政公署最具特色的两大职能。
澳门回归后，廉政公署真正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各项配套趋于完善。回归之初，廉政公署基本上以原有法规和人员为基础运作。但随着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及市民诉求的增多，经过立法会准许，廉政公署调整并完善了组织架构，增加了财政预算及人力资源。1992年反贪公署成立之初，仅有34人；1999年12月20日廉政公署成立后，人员紧张的状况得到实质性解决。人力的补给、预算的充足，都使得澳门回归后的廉政公署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保障。
办案效能持续提升。通过组织架构及财政、人力等方面的扩充，澳门回归后的廉政公署在办案能力方面得到持续提升。根据廉政公署统计年报显示，2000年廉政公署共接获978宗投诉，而这一数字是1999年的一倍；在结案数据上也可见一斑，截至2000年底，结案数为337宗，较上年同期272宗显著上升。这充分反映出回归后廉政公署的变化，工作能力增强，也间接反映出民众对廉政公署的信心增加。
廉政公署成立20年来的数据统计表明，廉政公署接获的投诉及举报案件数在2000年至2005年，即回归之初的几年呈快速上涨的趋势，之后自2006年开始基本呈现稳定的保持状态。相较于1999年之前的数据，可以发现回归之后的总体收案数量远远高于回归前的收案数量。这表明了廉政公署在回归之后的办案效率和能力都在持续提升和发展。
民众支持增强。随着廉政公署的快速发展，各项工作效能都显现出来。民众对于廉政公署的认知与信心都在增强。廉政公署成立后于2000年5月和2001年2月分别做了两次民意调查。第一次调查时，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知道廉政公署；而第二次调查时已有83.4%的受访者了解廉政公署了。这表明了廉政公署的知名度在回归后迅速提升。此外，在第一次民意调查中，市民认为当时澳门贪污情况非常严重或严重的占64.6%，市民对反腐败机构的信心评分是45分；第二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民众认为当时的澳门贪污情况非常严重或严重的比例已经下降了18.3%，而对于廉政公署的工作评价则上升了15分。这一降一升两个数据表明了回归后廉政公署的工作较之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和进步，工作效果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和肯定。
澳门廉政公署的统计报告显示，公署处理的个案中，仅有极少量是公署主动跟进或协查、转介案件，其余案件均来自市民的投诉或举报。以2016至2018年这三年间的数据为例，2016年市民的投诉或举报比例是92.2%,2017年的比例是93.8%，2018年则是96.8%。这充分证明了澳门肃贪的线索来源都是离不开民众的，每一个澳门市民都是不可或缺的肃贪力量。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给治理腐败开出的三条药方中，其中之一就是支持积极的公众参与。澳门廉政公署20年的发展，依靠强有力的各项保障，让廉洁肃贪不断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最终找到了一条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李莉，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家监察研究院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