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 陈波
去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要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总书记将新片区作为2019年我国进一步开放的主要举措之一公诸于世，自然吸引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近日，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向世人揭开了新片区的面纱。
新片区主要位于临港新城，面积与前11个自贸区（海南自贸区区除外）的面积相当，达到119.5平方公里。《总体方案》彰显出了临港新片区在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与众不同的开放试验田地位。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新片区具有以下五个主要的“特”点。
首先，临港新片区的规划展示了其准“自贸港”的特殊性。新片区囊括了浦东机场南侧的海港空港、小洋山岛、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临港产业园和南汇新城。浦东机场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小洋山岛是世界上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洋山港所在区域之一，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是中国首个“特殊综合保税区”，临港产业园聚集了一批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企业，南汇新城是近年来产城融合的试点先锋。很显然，单从规划上看，我们就能发现临港新片区与新加坡、迪拜等自由贸易港区规划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优质的港口为先导，以便利的保税物流园区为配套，再以强大的世界性产业园区为支撑。
其次，新片区在多个方面提出了“自由化”。众所周知，我国现有的自贸区基本都是以“便利化”为主要改革诉求。但是在十九大提出的建设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下，仅仅基于“便利化”的开放创新难以跟上我国探索对外开放新途径的步伐。“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等五个“自由化”诉求凸显了临港新片区志在对标新加坡、迪拜等世界最高开放水平自贸港区的雄心壮志。
第三，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建设体现了在“二线充分管住”前提下的“一线充分开放”。自从我国1979年在深圳蛇口建立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以来，我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已经历了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直到目前的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四个阶段，每一次新监管区的出现都代表着我国参与全球化程度的跃升。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除了具有原有综保区的中间产品保税生产和货物保税仓储功能外，还可望增加离岸贸易、金融等功能，加之首次在综保区/自贸区出现的企业和个人税收优惠措施，洋山特殊综保区的试点“离岸”业务的特殊功能有望不断强化。
第四，产城融合凸显了建设现代产业园区的新思路。我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除了发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也展开了建设工业园/高新区的产业升级。然而，与硅谷等现代的产业/高科技园区相比，传统的产业园区的建设规划上的弊端越发明显。传统产业园通常只盯准所扶植的重点产业，忽略了必要的产业链支撑，也没有充分的生产性服务业辅助，更不用说在生活性服务业上的配套。传统的建设思路造成了我国大多数工业园/高新区“白天像工地、晚上似鬼城”的发展窘境。现代产业园以人才聚集为根本，没有相应的生活性服务业，产业园的发展必然会遭遇发展瓶颈。此外，发展产城融合的现代产业园模式，还能进一步促进我国在医疗、教育、文化等现代服务业的开放探索，为现代产业园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带来更大的溢出效应。
第五，“经济特区”管理模式显示了中央下放改革事权，实现开放突破的决心。此前，我国曾建设过五个经济特区，尤其是作为第一个经济特区的深圳，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起到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有目共睹。时隔近30年，我国再次提出以“经济特区”模式管理临港新片区，无疑是期望像以前的经济特区一样，通过中央改革事权的大幅度下放，实践习总书记关于自贸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九字方针，实现自贸试验新片区在对外开放思维、政策、管理方面的重大创新和突破，为国内外经贸发展新形势下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体制机制参考。
改革开放已迈过40年，其中1979年的深圳蛇口的开放以及1993年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最具有改革的象征意义。如今，以深圳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和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开放建设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在临港新片区吹响的深化改革开放的号角预示着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加速。我们期待着临港新片区为我国参与乃至推动全球化前行做出举世瞩目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