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总有些独属的特产。如中国的瓷器、日本的武士刀、韩国的泡菜等。

但东南亚的“特产”却很是特殊——新娘。

每年，东南亚嫁出数万女孩到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些远嫁他国的女孩，被笼统地称为“东南亚新娘”。

看起来，新娘出口既可改善新娘及其家庭的经济，也可给本国带来巨大的外汇收入，但实际上，东南亚新娘的紧俏，却在东南亚区域内，制造了巨大的厌女风潮。

东南亚如何成为了新娘的出口地？新娘出口留给了东南亚什么？

从历史上看，东南亚沦为“新娘出口地”，始于20世纪70年代。彼时，大量东南亚人参与到亚洲国际大迁徙中，融入国际劳动市场——

除了少部分奔赴北美、大洋洲和欧洲之外,大多东南亚人的目的地是西亚的产油国以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

然而，这些走出国门的劳动力，却呈现出悬殊的性别比例——女性占据出国务工者的65%以上。

而这，便是东南亚悲剧的开始。

第一、净流出的东南亚女性

让我们从一项统计说起——

在1983-1989年间,印尼共输出女性劳动力20.15万个,占总输出人数的65.17%。

而仅仅5年后，根据1994年的移民统计，三分之二的印尼移民是女性。

换句话说，跨国务工，打开了一道女性净流出的大门，而这之后，结果和原因倒置。本来以赚钱为目的出国的印尼女性，转而将出国作为目的。

她们似乎有着充分的理由：能够留在物质条件更好的国外，为何还要回去呢？

印尼只是一个缩影。

印尼的女性流失戏码，在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同样上演。

进入21世纪，身在海外的东南亚女性，已超过200万，而其中八成以上，从事的是服务业。

客观地说，当时的服务人员输出，仍是正经的服务行业，其中，尤其以菲佣最具代表性。在新加坡、中东、北美、大洋洲和欧洲，菲佣成为上流社会的标志，而菲佣为菲律宾创造的外汇，也占据菲律宾一国外汇的半壁江山。

出走不归的东南亚女性，揭示了人口困境，也暗藏了“山雨欲来”的风险。

山雨欲来的，此时还不是性产业，而是商品化的跨沟婚姻。

第二、商品化的跨国婚姻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东南亚妇女跨国流动，开始从劳务输出，转为“妻子输出”。

简单说，商品化的跨国婚姻，成为东南亚女性流动的主流。

早在80年代以前,发达国家萌发出巨大的婚恋需求,彼时，在东南亚地区便出现了所谓的“邮购新娘”。

这些东南亚邮购新娘的目的地主要为美国、西欧、澳洲及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常常发生“退货”的情况，毕竟，邮购的婚姻往往双方面都没见过，难免“见光死”。

80年代以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商品化的跨国婚姻逐渐成熟，进而成为东南亚地区女性特殊的移民新形式。

“去外国务工，不如去外国当阔太太”——这种观念诱惑了相当一批泰国、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年轻女性。在这些年轻女孩儿看来，这是她们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

另一方面，在日本、韩国等城市化较高的富裕国家，城市女性不愿嫁到乡下，恰好制造了“新娘市场”的缺口。

第三、污名化的东南亚女性

外边要娶，这边要嫁，一拍即合！

东南亚新娘市场，呈现井喷之势。

如果查阅八九十年代台湾省的媒体报道，会发现大批东南亚新娘嫁入台湾的报道，甚至逼得台湾当局不得不给“新娘热”降温，严令“凡欲娶东南亚新娘的台湾男子,必须亲自前往南洋。”

即便如此，每年仍有超过2千名印尼女子，奔向理想之地台湾省。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在2005年发布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在中国台湾地区,移民人口中的一半是新娘。

为减缓印尼新娘进口的速度,驻印尼的台北经贸办事处，刻意放慢了审核速度,这让等候面签、嫁入台湾的印尼女子们，焦虑不已。

那时，她们大约不会想到，她们奔入的台湾省，会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陷入经济停滞。

然而，伴随着东亚郎迎娶东南亚女子蔚成风潮，东南亚地区，逐渐窜起厌女风潮。

这并不难理解。当一个国家的女性，纷纷外嫁外国，且以外嫁国外为人生目标，那势必会引起本国男性的不满，进而以偏概全、将所有女性视为潜在的“出口新娘。”

东南亚社会对女性，呈现出厌恶的社会情绪，针对女性的暴力、侮辱等行为，日渐增多。

哪怕是疫情之下的东南亚，厌女风潮也未止歇。而当女性被歧视、被物化，也不可避免地催生暗影之中的产业。这些见不得光的产业，日渐成为东南亚的社会顽疾。

当一个国家的女性，以嫁到外国为荣，某种程度来说，这个国家的精神已经失去了韧性，精神的失序，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