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王力坚
摘 要：钱塘才媛沈善宝是清道咸年间女性文坛的领袖之一。沈善宝一生交游广泛，不仅广交各地才媛，还结识了不少男性文人，其中也就包括了与山东寿光安邱李氏结交的情缘。沈善宝与山东寿光安邱李氏交往的影响固然也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但对其文学创作生涯的影响显然是更为重要的。沈善宝与山东寿光安邱李氏的情缘，对她的一生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与作用，不仅使她能得以顺利克服其人生道路上的坎坷与险阻，还成为她在文学创作上走向成功的极大支持与助力。
关键词：钱塘才媛；沈善宝；寿光；安邱；李氏
一、引 言
沈善宝，字湘佩，号西湖散人，籍贯浙江钱塘，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卒于同治元年（1862）。嘉庆二十一年（1816）沈善宝九岁时全家随父沈学琳（1783-1819）离钱塘赴江西义宁（今修水）。嘉庆二十四年（1819），沈父猝然逝世于江西义宁州判任所，是年沈善宝十二岁。道光三年（1823），奉母返杭。道光十七年（1837），北上入京，次年，归安徽来安武凌云（？-1862）。寓京十七年后，于咸丰四年（1854）随夫赴晋。同治元年（1862），随夫自晋朔平府告归返京就养，同年六月十一日辞世，享年五十五岁。沈氏幼秉家学，工于诗词，著述甚丰，有《鸿雪楼诗选初集》、《鸿雪楼词》及《名媛诗话》传世。沈善宝一生游走南北，广结各方才媛，尤其是通过《名媛诗话》的编撰，奠定了她在清道咸年间（1821-1860）女性文坛上的领袖地位。
作者簡介：王力堅（1955-），男，廣西博白人，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台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沈善宝早年失怙，长年四方奔兢，奉母养家，因此也形成其自主且自信的人生态度、早熟且开阔的思想胸襟、通脱且独立的性格情怀、娴熟且持重的交际手段，从而致使沈善宝在一生中不仅广交各地才媛，还结识了不少男性文人,其中也就包括了与山东寿光安邱李氏结交的情缘。这些交往，极大有助于沈善宝在其人生及文学道路上的发展，对其生活的改善、才学的增进，乃至社会声望及文学地位的确立与肯定亦无疑有不可否认的帮助。
关于山东寿光安邱李氏，据寿光李氏十七世孙李博生创办的网站“斟灌春秋”介绍，李氏上世祖母（上世祖名孟贤）携三子于明初从原籍江西丰城北上迁徙山东，长子曰士居安邱、次子曰农居日照、三子曰民随母居寿光。明清时期，安邱、日照、寿光各支系名贤辈出，活跃于当时的政坛与文坛并且产生较大的影响。[①]
由于种种因缘际会，钱塘才媛沈善宝在清道光年间，与山东寿光及安邱李氏结下了不解情缘；而这一情缘，对她的人生以及文学创作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谢庭问字师原父——与寿光李怡堂的情缘
道光八年（1828）夏，山东寿光人李怡堂（1757－1837）访杭，初识“吐属风雅，学问淹博”的沈善宝即收为弟子，返里后，又致函沈善宝收为螟蛉女（义女）。除了李怡堂，沈善宝一生中前后还拜识过五个业师与两个寄父[②]，而李怡堂是沈善宝唯一的一位业师兼寄父，也正是沈善宝所结识的山东（寿光安邱）李氏家族的第一人。
李怡堂，名世治，亦作世溎，字尧农，号怡堂。乾隆庚子科举人，授工部虞衡司员外郎，湖北德安府知府，拣发甘肃候补道，西宁兵备道。因父竹溪公（李鋐）嘉庆十八年（1813）致仕，遂告终养不出。李怡堂精工书法，更工于诗律，有《怡堂散草》、《怡堂六草》等行世。陈毓棡（？-1833）、李湘棻（1798-1866）、李湘茝、张问陶（1764-1814）等为其《怡堂散草》、《怡堂六草》作评点，张问陶、陈毓棡、李湘茝还为其《怡堂散草》作跋。
其时李怡堂虽已七十二高龄，却仍然能“镫窗扬榷，午夜无倦容，每当惬意时掀髯一笑，双眸炯然，豪迈之情溢于颜色”（陈毓棡《〈怡堂散草〉跋》）；李怡堂对沈善宝甚为赏识，在为沈善宝《鸿雪楼诗稿》所作序中，便流露了其按耐不住的欣喜之意、关爱之情及赞赏之心。沈善宝对李怡堂也深怀敬仰之心与感佩之情。李怡堂离杭返里时，沈善宝作诗《山左李怡堂观察世治来杭过访，即蒙收为弟子，赋此志感，即以送别》二首，前首表达对李怡堂的景仰崇敬之情，后首则倾诉了依依惜别之意，并且在末二句提及李怡堂故里“也园”，似不经意流露欲随其师返里求学的心愿。或许正因如此，李怡堂返里（山东寿光）后，又致函沈善宝收为义女（螟蛉女）并召赴山东寿光。于是，道光八年（1828）冬，沈善宝“不辞客路千重远，为感师门一往情”（沈善宝《阻雨》），与长兄笛舟同行，途经吴江、镇江、清河等地赴山东寿光。李怡堂也因此便成为沈善宝唯一一位业师兼寄父者：“谢庭问字师原父，伏室传经父即师。”（沈善宝《李观察怡堂师以书见召，并命作螟蛉女，感激赋呈》）
寓居寿光时，沈善宝多有诗作，如道光九年（1829）三月初三上巳日，与李怡堂之女李倚香同游也园，作《上巳与李倚香四姊同游也园》，同日又作《题怡堂寄父村居杂咏》四首，而李怡堂《怡堂散草》卷一《村居题词》之三十一又恰是为“受业女弟子沈善宝湘佩”而作。
道光九年（1829）暮春时节，沈善宝由李怡堂陪同返杭。启程前离情依依，作《题画芍药留别倚香四姊》、《留别也园》等诗留别，诗中显示了对倚香与也园的眷恋不舍之情。回程途中，所作的《郯城寄倚香姊》亦有如此表现：“道旁垂柳碧毶毶，惯把离情绾再三。忆别也园才十日，雨丝风片已江南。”李怡堂与沈善宝沿途同游山水、赋诗唱和。经扬州，沈善宝作《侍怡堂寄父游平山堂》；回抵杭州，亦陪李怡堂到西湖、云林寺（即灵隐寺）等景区游玩，作《夏日侍怡堂寄父泛舟湖上》与《游云林寺瀑来亭和怡堂寄父作》等诗。
道光十七年（1837），李怡堂逝世，享年八十一岁，沈善宝作诗《恭挽李怡堂寄父》（八首）悼之。诗中诉说师徒之谊及父女之情、推崇李怡堂的文学成就，并通过内文注释追溯李怡堂在仕途上的功勋政绩，以及急流勇退不复东山再起的意愿。同年还作《读怡堂寄父诗集怆然有感》，该诗内文及诗末的自注，在倾诉哀悼情怀之际，更凸显了李怡堂在文学创作方面对沈善宝的深刻影响。
三、高谊何殊泰岱云——与安邱李湘棻李湘茝的情缘
沈善宝所结识的山东李氏家族的第二人，应是安邱分支的李湘棻。据《鸿雪楼诗选初集》卷二载录显示，沈善宝自道光八年起与李湘棻开始诗函往来唱和。按照《鸿雪楼诗选初集》卷二的排序，沈善宝与李湘棻交往最早的诗《山左李云舫孝廉湘棻以〈说剑山房诗稿〉寄示奉题》（四首），紧跟在《山左李怡堂观察世治来杭过访，即蒙收为弟子，赋此志感，即以送别》（二首）之后，沈善宝《李云舫先生在清江见拙集题诗寄赠依韵奉答》（二首）也还排在《李观察怡堂师以书见召，并命作螟蛉女，感激赋呈》之前。可见，沈善宝应该是与李湘棻未曾见面便先有诗函交往。二人的见面，当是在沈善宝应李怡堂之邀赴山东，途经江苏清河之时。由上亦或可推测，沈善宝是由于李怡堂的关系而与李湘棻互通信函，赴寿光途中，在清河二人得以见面相识。在那里，沈善宝还结识了李湘棻的堂兄弟李湘茝，以及李湘棻的母亲李太夫人（？-1844）。
李湘棻，字莲初,号云舫,又号鹿樵，为沈善宝义母李太夫人之子，早年失怙，受母教以成才，其早年身世遭遇及志趣与沈善宝颇为相似。或许正因如此，沈善宝与李湘棻于道光八年开始诗函寄奉唱和并且互为寄赠诗集。如该年李湘棻寄示其所著《说剑山房诗稿》，沈善宝为之作诗《山左李云舫湘棻以〈说剑山房诗稿〉寄示奉题》四首。李湘棻在清河得读《鸿雪楼诗稿》并题诗寄赠，沈善宝依韵奉答二首《李云舫先生在清江见拙集题诗寄赠依韵奉答》。沈善宝与李湘棻确实可谓情投意合且惺惺相惜，表现了密友间的遥望景仰，知己间的肝胆相照。从《鸿雪楼诗初集》诗作的排列看，沈善宝自是年起与李湘棻开始诗函往来唱和。沈善宝与李湘棻交往最早的诗《山左李云舫孝廉湘棻以〈说剑山房诗稿〉寄示奉题》（四首），紧跟在《山左李怡堂观察世治来杭过访，即蒙收为弟子，赋此志感，即以送别》（二首）之后，沈善宝的《李云舫先生在清江见拙集题诗寄赠依韵奉答》（二首）也还排在《李观察怡堂师以书见召，并命作螟蛉女，感激赋呈》之前。据此可推理，沈善宝应该是先与李湘棻诗函交往，后赴山东寿光途经清河才与李太夫人相识并获收为义女。可见，李太夫人是由于李湘棻的关系才与沈善宝结缘。而获李太夫人抚之为女。沈善宝与李湘棻关系更为密切，二人互敬互重，感情颇为深挚。
漕运总督李湘棻石像
從《清实录》與《清史稿》看，李湘棻的仕途可谓大起大落：嘉庆二十三年（1818）戊寅科副榜，道光五年（1825）乙酉科举人，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进士，后相继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二等，改户部陕西司主事，升广东司员外郎；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军入侵，将军宗室奕山（1790-1878）奏请，随营赴广东剿办，派充行营翼长，总理七省军务，军功奖戴孔雀翎；即选湖北郧阳知府，道光二十三年（1843），改选宁国府知府；凯旋赴都，擢授太常寺少卿，会同江南河道总督麟庆（1792-1846）、办理江北淮扬等处防堵事务；署理漕运总督，旋实授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提督，海防军务漕运总督，帮同钦差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将军宗室耆英（1790-1858），办理江南通省善后事宜；并于是年九月以三品顶戴，实授漕运总督。道光二十四年（1844）三月丁忧离职，之后被投闲置散，直至咸丰三年（1853）春方获以“五品衔前任漕运总督”之称起用帮办地方团练；咸丰四年（1854）三月一度擢授二品衔，然四月因防御太平军不力，又惩以降为三品顶戴，旋即更被革去顶戴，于五月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咸丰五年（1855），赏六品顶戴，遣赴山东日照试开银矿；咸丰九年（1859），复赏四品顶戴，协同僧格林沁往山东各海口查办商贸税务。
沈善宝关涉李湘棻的数首诗作中，亦大略显示了李湘棻的宦海沉浮的轨迹，并从中可进一步考察沈善宝与李湘棻的互动关系：
沈善宝入京后，或因寄母李太夫人的关系，仍与李湘棻保持着密切联系，二人之间不乏寄奉唱和之作。如道光十七年十一月，李湘棻随户部左侍郎文庆赴河北滦河，沈善宝作《送云舫十兄出使滦河》二首，詩中既流露了自己千里来京托依李府的感恩情怀，亦表述出与李湘棻情同兄妹的密切关系，还将二人的关系重心落实为文学创作共同志趣。
《送云舫十兄从军东粤即用松亭三兄原韵》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鸦片战争爆发于前一年，是年一月，清廷对英宣战，李湘棻随奕山赴广东剿办军务。这是李湘棻仕途崛起的重要阶段，该诗句句紧扣时局形势，末二句（并进一步借助自注）推显了李湘棻因应时局而作《平夷二十策》，由此可见沈善宝对时局的关注以及对李湘棻文才武略兼备的了解。次年十二月，李湘棻即以署漕运总督兼暂署徐州总兵，宣宗还有“将伊（李湘棻）量才改武之意，又因漕督一时简署乏人，是以未发耳”（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四十八）。
《寄云舫十兄》作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如前所述，道光二十四年（1844）三月李湘棻因母逝丁忧离职，之后好几年被投闲置散，为家事及宦途皆失意的低潮时期。该诗其一着重于以归隐适性安贫守节来开解李湘棻，并暗示其终究会有东山再起之时；其二除了末二句以“终见恩纶”来鼓舞斗志，其余篇幅皆围绕着亲情做文章：从别离思亲、自己的丧子哀伤到与李湘棻妻曹云锦夫人的深厚情谊，在在彰显了沈善宝与李湘棻及其家人的密切关系。
咸丰四年（1854）沈善宝在《和松亭三兄赠别原韵》诗末注曰：“时闻云舫十兄被议，为之扼腕。”由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三十三至三十七）陈述可知，是年李湘棻“以革任大员犹单衔奏事并未有与贼接战，迫不可缓之势，殊属妄为”，因此“着降为三品顶戴”；又只因“具折谢恩”，便被认为是“负气狂妄”，再“着革去顶带”；接着，更由于被袁甲三（1806-1863）奏“统带兵勇驻扎郝家集”时延误战机，宣宗大怒，“着即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即使李湘棻“呈诉冤抑”，也被视为是“自为掩饰，居心尤属巧诈”，被令“迅即起解，毋许逗留”；甚至下达“着准其（李湘棻）留营差遣，如不得力，即行正法”的旨令。至此，李湘棻可真谓陷入其政治生涯最低谷。沈善宝在给友人的唱和诗中为李湘棻的厄运“扼腕”，寥寥数语，流露出深切关怀之意。
李湘茝，字春畹，生卒年不详。根据李氏后人提供的资料称，李湘茝父李于星与李湘棻父李于京同属安邱支系第十五世，故李湘茝与李湘棻为堂兄弟（第十六世）。因此，也就与寿光支系第十一世的李怡堂有密切的宗亲关系。李湘茝与李湘棻二人皆曾为李怡堂的《怡堂六草》与《怡堂散草》作评点，李湘茝还为《怡堂散草》作跋，李湘棻则为《怡堂散草》校订。
书信往来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道光五年二月，李湘茝以京察一等圈出，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道光六年，为江南河道道员。從李湘茝为《怡堂散草》所作跋中可知，道光八年（戊子），李湘茝正任职河库道于袁江（即清河），李怡堂是年春赴杭州途中，先到此地（夏日抵杭）与李湘茝久别重逢，后者为其《怡堂散草》作跋。同年冬，沈善宝受寄父李怡堂之邀，与长兄笛舟同行，取道吴江、镇江、袁江等地赴山东寿光。途经袁江时结识了李湘茝（应与李湘棻同时——见上文），二人互动颇频密，沈善宝相继作《清河呈春畹李观察湘茝》、《和春畹观察见赠原韵》、《再和春畹观察原韵即以告别》数诗以呈赠。“观察”，即为对道员的尊称，河库道亦属道员之列。沈善宝应该是由于李怡堂的关系才结识了李湘茝。二人初识，沈善宝即作上述诗篇反映其景仰贤才、渴望有所作为的心境。二人日后亦多有唱和、寄奉之作。如道光十一年（1831），沈善宝在杭州赋诗《寄春畹观察清江》寄呈李湘茝。道光十二年（1832）秋仲，沈善宝携弟琴舫赴袁江售卖书画以助母持家，从袁江返杭时，作《袁江返棹呈春畹观察》云：“安得乘槎到斗牛，离怀渺渺水悠悠。西风吹吟双蓬鬓。负米无多又放舟。”内容固然是描写其袁江之行收获不佳，心情怅惘，但从诗题看，可见其袁江之行亦应该得到任职于此的李湘茝的帮助。
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兵部尚书朱士彦（1771-1848）查勘浙江海塘，遂赴南河验料垛工程，盘查仓库，以李湘茝在任河库道多年，所具呈道光八年（1828）以后至十六年（1836）收支册卷，库存实数，与册不符，前后矛盾，着即行革职，留于河工听候传质。道光十五年（1835），林则徐（1785-1850）奏称李湘茝“明练朴诚、办事细致”；道光十六年，陶澍（1778-1839）则奏称李“心地明白、谨饬安详”；因此，道光十七年（1837）李湘茝案发后，牵连到陶澍（时任两江总督）与林则徐（时任湖广总督），致使宣宗大怒，不仅将李湘茝“革职示惩”，还将陶、林二人“交部议处”（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三十六）。可见此案在当时影响甚大，对李湘茝打击也应该是甚大，此后，有关史料中再也没有李湘茝的记录。或许正因如此，沈善宝道光十七年（1837）北行入京后，仍与李湘棻保持联系并有诗作唱和（或许也由于其寄母李太夫人的关系——见下文），但与李湘茝却不再有任何往来。
四、寄生欣有托——与李太夫人及其他家人的情缘
如前说述，沈善宝虽然早年失怙，但在青少年时期却先后有三位寄父、五位业师，似乎并不十分缺乏男性长辈的庇护；然而，终其一生，似乎只有一位寄母（义母）。沈善宝的寄母即李湘棻之母，山东高密人氏，母家姓史，归于山东安邱李于京，故《名媛诗话》卷七除了首次出现称为“高密史太夫人”外，其余皆称之为“李太夫人”。
在《名媛诗话》卷七，沈善宝对李太夫人极为推崇，叙述李太夫人如何素日治家整肃，使李湘棻无后顾之忧。并时时训诫李湘棻尽力王事、戮力王朝。此外，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还介绍及评述她跟李太夫人的结识的经过、李太夫人对她的恩情以及在诗学方面对她的影响。沈善宝只叙说道光八年（1828）始识李太夫人于袁江，在什么情况下结识《名媛诗话》并无详细记载。然而据《鸿雪楼诗选初集》卷二载录显示，沈善宝自这年起与李太夫人三子李湘棻开始诗函往来唱和。按照《鸿雪楼诗选初集》卷二的排序，沈善宝与李湘棻交往最早的诗《山左李云舫孝廉湘棻以〈说剑山房诗稿〉寄示奉题》（四首），紧跟在《山左李怡堂观察世治来杭过访，即蒙收为弟子，赋此志感，即以送别》（二首）之后，沈善宝《李云舫先生在清江见拙集题诗寄赠依韵奉答》（二首）也还排在《李观察怡堂师以书见召，并命作螟蛉女，感激赋呈》之前。据此可推理，沈善宝应该是先与李湘棻诗函交往，后赴山东寿光途经清河才与李太夫人相识并获收为义女。甚至可由此推测，李太夫人是由于李湘棻的关系才与沈善宝结缘。
无论是何缘故结缘，李太夫人对沈善宝确实是关爱备至。道光十二年（1832）沈母逝世后五年，即道光十七年（1837）冬，李太夫人将沈善宝“召至京寓”，并于翌年“择配遣嫁”与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武凌云为继室。于归后还时常“促之归省，盖数日不相见，即思之不能释”（俱见《名媛诗话》卷七），感情之深厚不言而喻。道光二十二年（1842）春，李太夫人率眷返里，沈善宝黯然相送。李太夫人此番率眷返里，或许跟当时英军犯袭长江，李湘棻临危受命有关：是年六月，李湘棻以新选安徽宁国府知府、署太常寺少卿，受命驰赴清江浦，会同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办理江北防堵事务；《名媛詩話》卷七載稱，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李湘棻授署漕运总督，李太夫人寄书与沈善宝言此事，既表达了对浩荡皇恩感铭肺腑，更透见冷静生惧揣揣不安。沈善宝固然由此在国家意识的层面，高度表彰了李太夫人“高怀卓识，非流辈所及”，並体现出来李太夫人与沈善宝之间心灵相契的知己情缘。
回里之后，李太夫人作《别后见怀寄示》四章与沈善宝云。这组诗既颇为详尽地追述了李太夫人与沈善宝结缘及日后发展的经过，还抒发了对沈善宝的思念与关怀之情，令沈善宝深感“四诗文情兼至，令人不能竟读，寸草春晖，益深孺慕。”（《名媛诗话》卷七）无论是引诗的叙述内容还是沈善宝的读后感，都显而易见交织着沈善宝与李太夫人虽无血缘却亦同样如血浓于水的母女之情。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名媛诗话》的指导思想与叙述结构上看，这四首诗当是作为体现其“深得六朝神韵，感时叙事皆从性灵中来”（《名媛诗话》卷七）的性灵诗学观的例子而入选的。沈善宝以“文情兼至”概括四诗，即是凸显性灵诗学以性情为根本的精神，由此亦可见沈善宝在《名媛诗话》所体现的性灵诗学观[③]，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其寄母李太夫人的影响。
《名媛诗话》还在不同地方随机指涉李太夫人，如卷七追忆道光十八年（1838）春，随李太夫人往谒当朝尚书文庆母费莫门富察太夫人，获富察太夫人拂拭奖许，“此后顾复优厚，宝亦依恋若老亲焉”。富察太夫人逝世后，“宝拟作挽词未就，读李太夫人所做五律二首，觉情真语挚，包括生平，遂不敢落笔矣”如果说李太夫人引领沈善宝拜识富察太夫人，为其日后在京交游开拓途径，那么，李太夫人为富察太夫人所作挽诗使沈善宝“遂不敢落笔”进一步显示了其诗学功底，并以“情真语挚”的评价凸显其以性情为根本的性灵诗学观。
虽然沈善宝在道光八年（1828）就结识李太夫人，但二人之间的文学交往当是在沈善宝入京之后。除了《名媛诗话》所引二人的诗作唱和（见上文）外，《鸿雪楼诗初集》卷五之后亦多有载录，颇为详尽地叙述了李太夫人与沈善宝的密切关系。如道光十七年（1837）冬沈善宝甫抵京，获安排入住李府，因作《入都即蒙李寄母史太宜人扫舍相赠感激赋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李太夫人回里，沈善宝作《送李寄母史太恭人回安邱》二首，既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更回顾了与李太夫人朝夕相处心心相印的亲密情景。日后致李太夫人的《答李寄母作》、《日来风雪交作感成寄李寄母》亦抒发了浓浓的思亲愁情。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四十岁生日所作诗内注文，仍怀念“余自入都每遇初度皆承李寄母设筵招饮”（《四十初度口占》其四）。
《鸿雪楼诗初集》卷九所收录的一组诗共二十三首，记载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秋，沈善宝与好友许云林相约同行赴津门探访李太夫人一家的经过。
据《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六)/卷三百九十七”载，该年九月，李湘棻由署漕运总督以三品顶带实授为漕运总督。漕运总督的职责便是管理漕粮的征收、上缴与监押运输，并兼巡抚淮（淮安）、扬（扬州）、凤（凤阳）、庐（庐州）等处。沈善宝在《台庄不寐漫成》称：“阿兄开府镇淮甸，飞刍挽粟供天仓。”表明李湘棻此时正忙于漕运总督的职任，因此沈善宝天津之行没有任何作与李湘棻的诗，其诗所指涉的对象，主要就是李太夫人，有赴津途中表述对李太夫人的思念及企盼早日重逢的心情，有通过题画的形式，抒发与李太夫人重逢的喜悦，亦有临别流露依依难舍之情，返京途中所作的《杨村旅次》诗，則再次陷于离情别绪的万般惆怅。
除了李太夫人，沈善宝赴津省亲的诗作还指涉了其它李氏家人，如曹云锦与李小舫。曹云锦为李湘棻室，沈善宝在《名媛诗话》卷九介绍曹云锦“亦解文翰，且甚贤孝”，在《舟中杂记》其三则注曰：“云锦嫂喜玩山水”。沈善宝与之关系甚为密切，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寄云舫十兄》中为“千里怀人劳梦寐”作注云：“余常梦与嫂氏曹云锦夫人晤语，次日即得至书。”道光二十七年（1847），亦作《云锦十嫂以手织丝绸见寄赠此以谢》表达了同样的深情厚谊。在赴津省亲时，沈善宝则作《题曹云锦十嫂小照》三首，第一首为遵嘱题之而似作戏语，第二首赞扬曹氏奉母相夫的贤孝美德，第三首便是表达沈善宝与曹云锦二人久别重逢后更显情投意合。
赴津省亲诗中有一首《题李小舫侄玩马图》：“公子翩翩气似虹，龙媒出廐马嘶风。如何神驳千金骨，都在英雄一顾中。”诗题中的“李小舫侄”，即李湘棻长子李麟遇（字仁卿，号小舫），《清实录》有载，李麟遇曾在僧格林沁等率领下追剿捻军且屡立战功，沈善宝诗的描绘委实颇有史书所载李麟遇的英雄神韵。
无独有偶，沈善宝在《名媛诗话》卷九介绍李湘棻长女李琬遇时，亦引其诗《赠小云弟姬人相梦兰感成二绝》，此处的“小云”便是李湘棻次子李骏遇（字义卿，号小云，又号幼舫）[④]。《赠小云弟姬人相梦兰感成二绝》乃是李琬遇纪念李湘棻妾月涵女史而作。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九载其事，而且是将此事置于指涉李湘棻家庭众成员互动关系的整体情境中展现：这一段记述从介绍李湘棻长女李琬遇带入，显然将后者“幼而敏慧，性躭吟咏，虽不甚讲求格律，而往往出口成章，自然秀逸”的杰出才艺，归功于“秉祖慈之教育”，由此反映了李氏祖孙三代家学承传的现象；同时，还以“（李琬遇）常问字于余，闻余诗话将成，寄诗二章至”的记述，进一步将李氏家庭跟沈善宝的关系作了更为紧密的联结。
李琬遇诗序所反映的则是李氏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李琬遇于乙巳（即道光二十五年）归宁时，李湘棻赐以其妾月涵女史所遗手制桃花粉，琬遇转赠弟媳并题二绝句，二绝重点固然在对月涵女史昔日风采的追忆，其间亦不难看出作者的惆怅伤感之情。也正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沈善宝作《挽王月涵女史》二绝，缅怀月涵女史与李家上下诸成员深挚缠绵的情感互动关系。通过这两首挽王月涵女史的绝句，也可见沈善宝对李氏家庭成员的深厚感情。
沈善宝赴津省亲后次年，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寄母李太夫人与世长辞。但令人困惑的是，沈善宝在其著作——包括《名媛诗话》与《鸿雪楼诗初集》，没有任何有关其寄母李太夫人逝世的纪念文字。而《名媛诗话》卷十却只是通过闺友蔡冷香于道光二十四（1844）年四月所作《读〈鸿雪楼诗集〉画红绿梅扇题诗》的内注，透露了李太夫人去世的消息：“余失恃，闻君因寄母李太夫人弃养，为服期丧人以为难。”《鸿雪楼诗初集》卷十收录沈善宝道光二十四年（1844）与二十五年（1845）的作品，道光二十四年的作品中便有对蔡冷香上述赠诗的和作二律，和诗中亦无对李太夫人弃养有任何表示；而且此二律正好是排在《挽陈仙九女史敦蕙》之后，是年冬则作《挽包孟仪夫人》诗，次年亦有《挽王月涵女史》二绝以及悼念伯母鲍太夫人所作之《感成》；对女友、伯母及义兄妾之死尚且致诗哀挽，为何对对自己恩重如山且感情深挚的寄母李太夫人却不置一词？委实令人费解！
五、结 语
从上文讨论可知，钱塘才媛沈善宝与山东寿光安邱李氏的情缘，主要集中体现在与李怡堂、李湘茝、李湘棻及其母亲李太夫人的交往。沈善宝与他们结识于其生活前期，这正是她人生坎坷、文学创作亦尚未有所建树之际，李氏诸人在这两方面都给予她颇为有力且有利的帮助与支持，李怡堂固然是寄父兼业师，李太夫人事实上也起到了亦母亦师的双重作用。前者于道光八年（1828）邀沈善宝赴寿光，后者于道光十七年（1837）接沈善宝入京，都对沈善宝的人生产生了使重大的影响。
沈善宝与山东寿光安邱李氏交往的影响固然也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但对其文学创作生涯的影响显然是更为重要的。李怡堂、李湘茝、李湘棻在这方面的表现自不待言，即便是李太夫人，自道光十二年（1832）沈母逝世后，她就基本上就成为了沈善宝实际上的母亲——从接进北京同住到择偶婚配，乃至平日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同时，李太夫人对沈善宝文学创作道路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性灵诗学思想的灌输到日常的诗词唱和奉答。当然，沈善宝其它李氏家族成员如李倚香、李琬遇、曹云锦、王月涵、李小舫、李小云等的交往或许较为疏浅、短暂，但也从更为广泛的范围体现了沈善宝与山东寿光安邱李氏情缘的意义及重要性。总而言之，沈善宝与山东寿光安邱李氏的情缘，对她的一生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与作用，不仅使她能得以顺利克服其人生道路上的坎坷与险阻，还成为她在文学创作上走向成功的极大支持与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