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4期】潘英丽：中国对外投资或对外放款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第一，规避美元和美国金融资产的系统性风险。因为美元体系已经进入了50年来最危险的阶段，为维护美元体系，美国需要通过非经济手段创造美元升值动力。但是冻结别国外汇储备这样惊世骇俗的举措已导致美元信用处于崩溃的状态。短期美元升值，但长期“去美元化”的力量正在形成。但是，去美元化却是一个困难复杂的过程。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其重要战略目标是防范“东亚美元区”的瓦解，以此维护美元霸权。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策略来规避美元和美国金融资产的系统性风险，并避免美国针锋相对破坏和打压。我们的制成品出口应该更多地去换大宗商品或者是海外产业的产权，要避免过多积累美元储备，也就是先要在增量上推进“去美元化”。
第二，中国的境外投资和信贷需要支持我们的跨国经营，以实现中国生产能力代际平衡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以高储蓄—高投资的方式形成了超越内需的生产能力，这需要通过输出以完成财富积累，并以未来收益支持老龄化社会的战略需求。满足生产能力代际转移的战略需求，要求将超内需生产能力同境外具有良好投资环境的年轻劳动力相结合，形成安全可靠有收益的资产。海外投资和产业布局及其可持续发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第三，实现中国主导的区域产业链的布局和人民币国际化。具体的做法就是，可以在东盟和非洲国家开发若干个人民币的产业园区，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占主导地位，推动东道国和中国以及东道国相互之间贸易投资的人民币计价结算和支付。需要的时候，还可以考虑在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投放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推行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中资企业股票以人民币计价，供给海外战略伙伴国家持有人民币资产。
原文链接：国际将现“去美元化”进程？人民币何以“走出去”？
黄河流域源区（以下简称“河源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新时期，要坚持生态优先和民生优先，推动河源区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开辟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第一，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一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在计算一般性转移支付时，应充分考虑河源区经济发展状况、生产力水平、财源建设现状、财政供养人口、财力增长率及今后政策性支出增长等因素，切实加大资金倾斜力度，持续增加对河源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转移支付等扶持力度，并形成长效机制。二是积极建立河源区生态产业帮扶基金。该基金鼓励由依赖矿产、流域、森林、草地、湿地、旅游资源等取得收益的单位和个人缴纳，用于重点支持河源区绿色农业、低碳工业和生态旅游业发展。三是完善横向补偿机制。引导和鼓励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上游与下游地区之间，采取资金补助、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方式实现横向生态补偿。
第二，加快推动特色产业发展。重点扶持高原生态旅游、畜牧业、藏族特色手工艺、藏药、黄河源文化等系列品牌建设。推进牛羊肉、奶业、毛绒、饲草料等特色优势产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建成现代产业园区。积极引入新技术、新工艺，以精品药材种植和健康品牌孵化为特色，丰富和完善以中藏药品加工为主，融绿色、特色为一体的藏药产业链。另一方面，依托河源区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状美的自然景观、三江源国家公园等品牌影响力，重点发展生态环境影响程度小、科技含量高、原生态体验感良好、自然和文化相融合的高品质“旅游+康养”生态体验服务产业。
第三，推动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推动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建设，并在市（州）、县（区）设置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大厅，用数字化方式和大数据连接农业、工业、手工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相关需求，将河源区民众的衣食住行在内的各类消费场景均融入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当中，推动碳汇、水权、排污权等要素交易，发挥示范试点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生态产品产业良性发展。充分利用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从而克服河源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生态产品标准核算成本过高等问题。
原文链接：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黄河上游生态环境改善
资本有个基本特点和功能——承担风险。当前对资本的问题讨论比较多，然而在科技创新的语境下看，可以说科技创新跟资本是一体两面，没有资本的加持就不会有科技创新。
我这里讲的科技创新，实质是需要市场化、产业化的科技创新。因为只有市场化、产业化的科技创新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如果说创新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一类科技创新可能就是为创新而创新，只能落在纸面上和报告里。只要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种科技创新就谈不上真正的创新。所以科技创新研发出成果，发表了论文，申请了专利，这是否意味着实现了科技创新？是否意味着我国已经成为科技创新大国？其实这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一步。更重要地是要让这些论文和产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能市场化、产业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过程中，资本承担着风险，它可以发挥作用。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每个阶段的资本投入都严重不足。对比全球一些大型企业的创新投入情况，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此外，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很分散，传统产业投入较多，新兴产业投入比重比发达国家低。这反映出我国资本在逐利科技创新方面偏于保守，虽然政府也会以设立基金的形式投入研发创新，但设立的基金大都投向一些比较成熟的企业，或是投入科技创新链条的后期阶段。
有了钱不一定有创新，但是没有钱、没有资本的进入，创新是万万不可能的。我认为，如何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至关重要。科技创新仅靠政府的加大投入，这是远远不够，还是需要市场资本的跟进。当前我们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资本设置了红绿灯，特别是对于数字平台企业未来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这是重中之重。数字革命引领人类进入数字文明，数字化意味着中国未来的竞争力。与传统工业技术不同，数字技术更新非常快，迭代也非常快，需要资本的跟进来保持迭代速度，保持竞争力。
原文链接：科技创新需要资本助力
第一，加快形成油气进口多元化新格局。着眼于我国不断增长的油气需求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能源合作为重点领域，以重点合作伙伴为优先方向，不断巩固和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能源合作，逐步搭建起“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网络。着力推动跨境管道天然气扩容增量，进一步深化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天然气合作。加快推进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D线建设，有序推进中俄东线天然气进口规模稳步增长，推动远东线管道开工建设，依托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适时开展中蒙俄天然气管道建设谈判。立足双边战略、规划、机制对接，继续巩固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等中东国家的油气合作，积极推动全产业链合作，不断充实丰富能源合作内涵。立足双边签署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着力加强与阿根廷等拉美油气资源大国的能源合作。
第二，稳步推进能源转型。以全方位提升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建设为目标导向，加强能源供应安全战略性全局谋划，推动全球能源风险预警机制建设。全面加强能源等基础性资源的战略储备能力建设，不断提升稳定市场预期、熨平价格波动的平衡作用。优化调整“装机向西、负荷向东”的能源供求格局，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为引领，加快推动产业向西转移。结合我国局部地区特定时段能源安全领域存在的短板弱项，着力解决供求结构性矛盾。着力统筹好能源转型和能源禀赋关系，坚持以减碳去煤不减生产力、不降电力供应保障能力为导向，稳步有序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结合当前油气价格持续过快上涨态势，适时采取释放战略储备和增加国内油气供应等策略，避免油气价格传导PPI引发中下游企业经营困难。着力缓解燃气发电企业经营压力，适时增加煤炭进口供应，提升电力供应安全保障能力。着力发挥节能“第一能源”作用，加强节约用能宣传教育和需求侧响应机制建设。
原文链接：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格局影响及我国的应对建议
第一，从2014年开始，发展援助委员会开始尝试改变数据统计方法，逐步从现金流量法变成了货币价值法。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20年的官方发展援助（ODA）金额达到历史新高。ODA统计方法本身以及对于发展援助概念泛化和概念外延泛化，使ODA统计数据出现了虚增的可能。近年来，发展援助委员会逐步将发生在援助国内部、与受援国国内经济发展与福利改善无直接关系的内容记入官方发展援助内容。将这些额外内容记入发展援助的做法，误导了官方发展援助概念，模糊了官方发展援助的统计界限，并虚增了官方发展援助的统计金额，使得在对外援助的中西比较更为复杂，难以建立概念及逻辑一致的中外比较统计基础和统计标准。要正确理解中国的援助资金数据，首先要对中外在对外援助官方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上进行根本性梳理，有针对性地进行比较分析，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
第二，中国对外援助的优惠贷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给了重要助力。中国优惠贷款的优惠度水平达到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优惠贷款门槛标准。以贷款期20年，宽限期5年、还款期15年的优惠贷款为例，按照利率水平为2%，折现率为10%计算的贷款优惠率水平为53%，中国对外援助中的优惠贷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质性优惠。在具体投向领域方面，中国优惠贷款专注于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基础设施项目，有经济效益的生产型项目，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改善了民生环境。
第三，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紧急物资援助，中国应加强在这方面的援助数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约22亿剂新冠肺炎疫苗。中国在疫苗国际合作中始终贯彻“授人以渔”的理念，不仅对外提供疫苗，而且帮助埃及、缅甸等国建设疫苗生产线，提升其自主应对疫情的能力。另外，我国已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大量抗疫物资援助。对于上述疫苗的援助资金数据统计有助于更清楚地说明中国贡献。
原文链接：关注国际发展合作的统计概念与方法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