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土所在的公司做了一项网络调查，结果显示，有将近50%的杭州市民至少半年以上没去过西湖湖滨。
起初，一些同事还表示吃惊，后来我在三土城市笔记的读友群（目前群友已突破扫码入群的人数上限，还想加入的可以先添加三土的个人微信tgnf1987，我单独拉入群）问了一圈，发现何止是杭州，许多嘉兴人也半年以上没去逛过南湖，还有许多苏州人很久没去过平江路，上海人很久没去过南京路，南京人很久没去过夫子庙。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著名的景区景点商业街区就真的没人，恰恰相反，这里每天都是人流如织、人满为患。以杭州湖滨为例，其每年的人流量已经达到6000万+，而一步之遥的西湖，更是每逢节假日必登全国热门景区TOP10榜单，而且往往位列前三甲。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本地市民不近水楼台先得月，没事去这些占着最好地段、最佳景观、最高档业态的街区逛逛，反而拱手让给外地人呢？是他们精神境界高，自觉响应政府“将西湖让给游客”的号召；还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已经没有新鲜感，看腻了？答案：都不是。
街访中，三土不断听到有老杭州怀念80年代以前湖滨的市井生活，抱怨现实湖滨的街巷分布、商业氛围对本地居民的不友好，以至于居住在邮电路上的他们都无法步行至湖滨路。
可见，不是本地人不想去，而是……顺着这个街访结果，三土进一步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许多城市(那些人口净流出、又没啥自然历史资源的城市除外)普遍都有这么一块专属外地人，而本地人很少去的区域。这种情况虽然一些国外名城也存在，但在程度上，远没有中国城市那么明显。
当然，中国城市也不是“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中国特色”的街区现象的，起码在我们街访遇到的那些老杭州印象中，80年代以前的湖滨对原生居民还是很友好，也很宜居的。而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与9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启动的大规模旧城改造有着莫大关系。
旧城改造、城市有机更新这没问题，问题是怎么改、如何更？
从世界范围来看，基本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像德里、伊斯坦博尔等历史名城所采取的“古城归古城，新城归新城”的二元操作法；另一种则是直接在旧城上面动刀子，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50年代巴黎的奥斯曼计划。但大家要知道，奥斯曼计划要解决的不仅是单纯的市政问题，其背后还有更深的政治考量，即要避免再发生巴黎公社那种利用老巴黎弯曲狭窄错综复杂的街道，与政府军打街巷战的民众起.义。
但就像同样是红色文学，但苏联文学的成就要远高于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一样，中国的旧城改造虽然也是在旧城上面动刀子，但本质上更接近19世纪的美国——都是在一片荒原上构筑新城市。所不同的是，美国人当年面对的，的的确确就是一片天然的荒原，而中国的新城则是建筑在强拆出来的人造荒原上。唯一的特例可能就要算苏州了。
当初，由于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建设，苏州无意中被分成了古城（姑苏区）、新城（园区）两个区域——类似于印度的德里和新德里——经过多年的发展，现代化商业、高精尖产业以及年轻人群等，如今主要聚集在园区，而生活在古城里的则多为老苏州。
至于说外来游客，喜欢看古建园林的，就去古城；想要体验现代商业的，则去新区，从而实现了游人群体的自动分流，避免了出现杭州湖滨那样的拥挤感。
遗憾的是，跳开古城建新城的做法虽然好处多多，但在中国却极其稀罕。自打1950年代北京城改造时“梁陈方案”被否决，政府拿古城下手进行所谓的现代化改造开始，中国的城市改造就留下了胎里毛病。
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轮大规模旧城改造中，几乎所有城市都仿效上海，建设自己的南京路和陆家嘴。但问题是，一来，上海南京路、外滩、新天地这些街区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历史底蕴，与苏州古城、杭州湖滨、南京秦淮河夫子庙完全不同；二来，90年代上海开发的主场在原先作为郊区的浦东，是增量开发，而不是在浦西那几个老城区的螺蛳壳里做道场。
还是拿杭州来说吧，当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直接跳过湖滨，在钱塘江两岸建设新城（事实上当时的规划中也曾提到钱江新城）。可受制于历史与观念的局限，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没有这样做，都选择对既有城区动刀子。结果就是，20多年改造下来，旧城不仅没有变得更漂亮，相反呈现出一种新不新旧不旧的混乱感。
更重要的是，旧城改造往往伴随着大量原住民的搬迁。比如西湖湖滨区域的湖滨路、吴山路等，原先都是住满居民的生活区，但从80年代吴山路改造开始，尤其是90年以来，随着凯悦酒店、湖滨国际名品街、银泰in77等大体量商业巨无霸的相继崛起，原有小巷里弄的街巷格局遭到毁灭性破坏，湖滨的商业味越来越浓，单品价格也是越来越贵，越来越不适合普通民众的日常消费。久而久之，自然是市民远离，而专属游客了。
事实上，这样的问题不只发生在城市的热点街区，像在乌镇、西塘、大理、丽江等古镇古城，情况更严重。以西塘为例，烟雨长廊或西街一间一二十平米等店铺，一年租金能达到十几万，其结果就是原住民逐渐搬离，腾出老屋以换取租金，而接盘者只可能将其用作商业经营，而不会是自住。传导到下游，我们看到在西塘，一杯啤酒能卖到70块钱，甚至超过上海衡山路上那些极具格调的酒吧。这样的消费标准，除了游客，普通居民能承受得了吗？
结果，乌镇也好，大理也罢，都成了全国人民的乌镇/大理，但唯独不属于乌镇/大理人(这方面西塘还算好一些)。而杭州湖滨、上海外滩、南京夫子庙、嘉兴南湖等，也都是这个情况。这究竟是杭州、上海、南京、嘉兴等城市之福(主要是政府之福)，还是本地居民之痛？
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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