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谋生下南洋 血汗钱寄回家
侨批之 “批”是为“信”，据悉，不论是闽南语、潮汕话还是福州、莆仙方言，信都叫“批”。因此，侨批，顾名思义就是华侨的信，它兼具通信和汇款功能。自1757年永春“桃城丰山陈臣留在南洋开始陈丰兴商号，兼营侨批”算起，至1992年的最新一封侨批的出现，侨批与永春的结缘已逾200载。
闽南侨批及其分布网络（黄清海老师绘制）
拥有逾千年出洋史的永春，海内外信件、汇款往来当不止两百多年历史。然因目前掌握的资料有限，仅此谈之。
“批一封，银二元”———
侨批的功能：“银信合封”
“批一封，银二元。”这是老一辈人熟悉的顺口溜，唱出“侨批”兼具家书、汇款功能的特点，术称“银信合封”。家书传递信息，汇款补贴家用，是早期永春一些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小小侨批曾是走进千家万户、关系民生的大事。
《闽南侨批史纪述》之《永春侨汇史略》指出，华侨出国，他们身在异域，心在家乡。他们身负“两头重担”：一是家乡的父母妻儿兄弟姊妹靠其寄钱度日；一是披荆斩棘，艰苦劳动，用血汗建设侨居地。他们克勤克俭，一旦有些积蓄，便想方设法寄回家乡养活父母和妻儿。
“爹，娘让你到那边就寄信回来；娘还说家里只有三升米了。你到了那边，得赶快寄钱回来。”上世纪40年代，吾峰镇梅林村的黄和光打算跟朋友取道上海出洋，走到村口时，女儿黄麒麟追上来说。可是，黄和光最终没有回来，他搭的船才行至惠安就沉了。“家里的三升米很快吃光了，此后几乎只能靠乞讨过日。”许多年以后，黄麒麟回忆起当时还颇多感慨。众所周知，交通不发达，尤其是在航海技术落后的时代，出洋路上遍布夺命风险。出洋是很多无以为生的人迫不得已的选择。而能够到达目的地成为华侨的那些人寄信报平安真的很重要，而将赚到的不论多还是少的钱寄回养家同样很重要。
“批纸一张过一张，寄去唐山给我娘。我娘心肝不窗想，批纸目屎湿会溶。”这首闽南语歌谣唱的是：信纸一张又一张，寄到中国给我的娘亲。娘亲啊，你心里就不要想着我了，信纸会因为眼泪溶化的呀。
侨批的经营者，有一个从国外到国内、从个人到商号的发展变化过程。最初的侨批携带者是同为旅居在外的乡亲，因此“同乡”是寄托信、银的基础。不过这种做法相当不方便，毕竟回乡的次数不确定且消息难畅通。于是，大概在18世纪中期开始，慢慢地出现一些专门替乡邻传送侨批的个人；同时一些相对有财力的侨亲在海外成立“商号”，兼营或专营侨批业务。
这些往来国内外，以收揽和解付批款为主要职业的人被称为“水客”。他们远渡重洋，四海为家，倚水而生，故有“水客”之称。而有些水客还兼营招工，每次下南洋时都会引带上一批新招工人，这样的水客又被称为“客头”。水客或客头在通商口岸常以入住的“客栈”（也有些财力相对雄厚的会自己开设）为中转站，以便迎来送往。“水客”不仅得熟悉侨居地和家乡两地的环境，还得有良好的个人信用、人脉关系。
随着华侨人数日多，大概在鸦片战争之后，闽粤一带逐渐出现有“侨批局”，专为华人移民解送信款，兼有金融与邮政双重服务功能的华人民间经济组织，“有固定的营业地点，定期收集、解送、投递侨批，并给寄批人开收据或盖‘馆记’戳为证。”它常由原来的兼营或专营侨批业的水客转变而来。上世纪70年代末，“侨批局”归并银行，“侨批”的汇款功能由银行接替，而其通信功能则由发达的电讯及邮政机构所替代。至此，国内侨批业“寿终正寝”。
目前，闽南“侨批”主要收藏于泉州市档案馆、晋江市档案馆以及民间收藏家手中。“泉州市档案馆收藏的侨批档案文献共有33775件，电子扫描件30991件，侨批原件3125件，起止时间为1909-1992年。”据永春籍侨批收藏与研究学者黄清海介绍，“晋江市档案馆收藏的侨批档案文献共有3342件，其中来批1129件、回批127件，起止时间为1917-1975年。”
据了解，馆藏于泉州市档案馆关涉永春的侨批有178封。其中最早一封是1926年从印尼寄往达埔大坂路庵兜厝刘家（见下图）；最晚一封是1992年从新加坡寄往桃城丰山石坊脚土坑厝李家（见下图）。“到1992年，中国大陆早已没有侨批局，但这封信是以侨批的方式从新加坡寄回来的。”泉州市档案馆保管利用科科长林敏红说。据悉，此封也是福建省内发现最晚的侨批。
1926年批封（泉州市档案馆供图）
1992年批封（泉州市档案馆供图）
除了馆藏外，还有不少私人收藏。上文提及的黄清海不仅收有大量侨批，还为闽南侨批的研究作出不小的贡献。此外，永春本土的收藏爱好者施政强、侨眷林光涌等人也收藏有数量可观的永春侨批。
永春出洋历史悠久且多有做生意的天分，因而不论是早期的“水客”还是后来经营“侨批局”的商人，“永春帮”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丰兴，二振裕”——
永春人纵横侨批业数百年
“南洋最富，一丰兴，二振裕。”老一辈的永春人相当熟悉这句顺口溜：永春人在南洋最富的有两家，一是桃城丰山陈臣留在星马开设的丰兴行，二是大路头李侃经营的李振裕商号。陈臣留、李侃就是早期的著名水客。其中，陈臣留甚至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水客。
中国最早水客：陈臣留。“我国最早的海外侨批业即首创于桃城籍的陈、李两大家族，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陈臣留在新加坡创立陈丰兴商号，兼营侨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大路头李侃在新加坡、马六甲创立兼营侨批业的李振裕商号。”泉州市博物馆陈新绿在《浅谈泉州侨批业与中国银行泉州支行》一文中这样写。
“公虑及人无生活之所，窃恐坐食山崩，于是过洋谋生。”据岵山《陈氏族谱》记载，桃城镇丰山村的陈臣留漂洋过海到马六甲谋生之后，因得当地甲必丹之赏识而发达，因此他不仅回乡率百余族人下南洋，后来还创立了“陈丰兴商号”，而侨批是其业务之一。
由于目前掌握的资料有限，无法还原“陈丰兴商号”的更多面貌。
至于“振裕行”，有记载创于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由大路头李侃在新加坡、马六甲创立兼营侨批业的李振裕商号。黄清海收藏有一封从新加坡寄往“永春大路头李府”的侨批，时为“戊戌年九月九日”（即1898年），信中写有“寓在振裕行”。据此可见，振裕行的历史肯定超过百年。该侨批是为目前发现的关涉永春的最早侨批之一。
永春水客多留名。1943年，时任中国银行闽行副经理兼永春支行经理的张公量编写的《关于闽南侨汇》有载：“至光绪年间，水客仅闽南数县，为数当以千计。”据初步统计，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至1910年，仅泉州永春县经营侨批之水客就有30人之多。张公量（曾用名张度），广东梅县人，1891年生。1939年10月起任闽行代理副经理、副经理兼任泉州支行经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2月泉州支行内迁，设立永春支行。
据民间认为，这个时期，仅永春城关、五里街两地就曾有活跃水客60多人，甚至一个村就有好几位留名的水客。比如，桃城镇丰山村就有陈应谋、陈汉、陈元燕、陈帛、陈云团、林金俊等水客穿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或印尼与中国之间；而石鼓镇卿园村的黄振同、黄振谈、黄振明、黄振成、黄振敏等人也是这时知名的水客。
侨批方式与大、小帮。据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的《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1945~1949）》文载：水客办理侨汇，分为两种，一为原信原银，带回中国收款人；二为订明原银，听水客购货运往中国，以经营生意，但生意的盈亏，与寄款人无关。水客必须将原额银信交给收款人，换回证据，才算完成任务。通常，水客们会先在新加坡办汇款，“汇水有高低涨落，按伦敦牌价收汇，由新加坡汇厦门转泉州领白银，挑回永春。每趟6担至8担，每担1000白银，分装二个大草袋，一天赶回永春。解讫随带回文返南洋交给汇款人。”
据悉，每年，水客走二趟到三趟，以水客走水时间对侨眷、华侨的作用大小而分作大帮、小帮。“如五月、八月与十二月分别为中国传统的三大节日端午、中秋和春节，这既是人们喜庆欢乐之时，亦是最需要用钱之际。”据《旧时的水客与侨批业》说，故而水客回国则以农历五、八、十一月为大帮，二、六、十二为小帮。
收费与客栈。水客的收费似乎没有一个定数，常见的是以汇款的10%抽取，也有些侨眷收到侨批时，会酌情给一点辛苦费，称作“草鞋钱”“酬劳金”或“压脚钱”。“百年前（1847年）星洲商业区市街，每见华人拥挤其间，彼等多系苦力，当甘密或胡椒园工人，其所以集之市街，不外为办理由帆船汇款回乡之手续。”《星洲百年史话》记载，那些要寄回乡的银信，多托同乡水客或相识的归侨。
在国内，水客则多兼营客栈。“清同治年间，永春水客丰山陈汉，湖堀王高和山美林嘉道在厦门开设广居客栈。客栈每年接待不少永春华侨出入国。”《永春侨汇史略》载，客栈可代购船票，安置行李，同时也接受回国归侨和办理新客出国手续。而不同于一般客栈的是，它们常要替新客出洋代垫船票和途中费用，以及栈间住宿伙食费，这种做法俗称“兑船票过洋”。那些新客到南洋，有工作有收入后再寄还欠款。
据悉，1932年前，永春人在厦门开办的客栈有林邦卿的广居客栈，陈云宗的新永兴客栈，黄祖稠的和盛信局、李再明的永万通客栈，还有永南兴、德日新、永隆等十几家。在泉州则有源来客栈、五湖客栈等。
“双挂号”——
海内外侨批局里的永春身影
“庞大的海外移民群体有与国内亲人进行信款沟通的强烈要求。但当时中国的驿站只为政府服务，列强在华设立的‘客邮’，也不为侨民服务，而新式邮政设立的时间较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徐建国著有《民信局与侨批局关系考辨》一文，他认为，这是民间侨批局纷纷设立的客观原因。而文化水平不同、语言差异造成一部分移民不知如何汇寄款项，从而催生了便民的侨批局。
“设在南洋一带之信局，对于新到侨民，即招徕在店，将其本人及在国内之家属姓名、住址、职业等项，详细登记，并予编号；同时，备具副本，送交设在厦门、汕头等地之联号存查。”此后，侨民如有银信寄回国内，只要在信封上写明编号及其收信人姓名就可以了。这种行外人根本看不懂的侨批自有专人帮忙查明地址并派人送达。有人说，侨批甚至“比双挂号还可靠”。“双挂号”还只是有回执，侨批有回批。据悉，有些侨批局会为每封侨批附张“批仔”（即一张小白信简，上面盖有侨批局印章及侨批列字），以备收批人寄“回批”。
国内侨批局分为头盘局、二盘局和三盘局。据《民间版本的近代侨史》载：头盘局在海外向乡亲、朋友收汇、代书信文，二盘局则在唐山（即国内）接收海外的侨批并组织派送，三盘局则主营派送与为侨眷代书回文。
经营侨批的商号，除了称为侨批局外，还有汇兑信局、汇兑庄、侨汇庄、批局、批馆、信局、批信局、银信局等不同叫法。而最常被混用的名称是“民信局”。“把‘侨批局’称为‘民信局’是未对二者进行区分时的通用名称。”徐建国认为，1934年以后，专营国内普通信件者，定名为民信局，不准兼收批信；专营国外侨民银信，及收寄侨民家属回批者，定名为批信局，不准收寄普通信件。
不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各式侨批局里都有永春人的身影。他们有被称为“东南亚的侨批中心”的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俊承，厦门最早侨批局——黄日兴批馆的创始人黄日兴等。
“新加坡有了华侨银行有限公司之后，成为整个东南亚的侨批中心。”林敏红说，该行是东南亚华资银行中发展国际性业务的第一家，在新加坡、槟城、仰光、香港、厦门、汕头等主要城市设立分行，形成了经营网络。五里街仰贤人李俊承（1888-1966）于1933年出任该公司董事长。
“1931年经济危机中，（李俊承）应聘出任和丰银行总理，与陈延谦等协议，将和丰、华侨、华商三家银行合并为华侨银行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永春县志·人物志》里这样简单的一笔却为永春人记录了一位值得骄傲的乡贤。据悉，李俊承于17岁时随父到马来亚，后转到新加坡。先后创办太兴有限公司等，曾在马来亚森美兰州垦植橡胶园数千亩，出任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
目前依旧高耸的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OCBC）
（梁燕芬发自新加坡）
而厦门作为著名港口城市，绝大多数福建民众出国、返乡都经由此地中转，故厦门拥有的侨批局数量最多（曾占全省80%）。厦门最早侨批局为“黄日兴批馆”。
根据现存文献，厦门市第一家民信局，是1877年开设的永春黄日兴。据悉，上世纪80年代，闽粤地区开始整理侨批历史时就有这个说法。黄日兴，祖籍今石鼓卿园，他于1877年在厦门开设民信局。该局何时何故消失，后人就不得而知了。
“可能是关闭了，也可能是由别人盘下。”据厦门侨批研究人员侯伟雄推测，由他人盘下的可能性比较大。至于接手的人是谁，也不清楚，“目前看来，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南安籍的黄奕住。”印尼华侨黄奕住于1920年（一说1921年）在厦门开设“黄日兴银庄”，《黄奕住与黄日兴银庄》一文的作者认为这个名称渊源之一应该是，“‘黄日兴’这个汇款机构的名称长期留在华侨的记忆中。”
说回永春本地。永春虽为山区小县，却是华侨大乡，因此侨批业相当繁荣。史载，自1914~1950年，共有25家侨批局曾在永春开办，其中23家开在“五里街”，2家在“城内”。其中1914年有三家民信局成立，分别是万全源、益兴和同兴民信局；1950年成立的有侨友、瑞和两家民信局。算起来，“侨友信局”是永春最后结业的侨批局。该信局成立于1950年，先设址于五里街，职工人数6人，1956年迁入城内（现县医药公司旁），人数增至14人。经营范围涉及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和印尼等地。
“1958年侨汇业由人民银行归口管理。岵山、湖洋、蓬壶、达埔等地侨汇派送员，常住银行营业所，便利侨汇解送工作。”据《永春文史资料》载，1974年侨友信局结业，人员转入“晋江地区侨汇派送处永春分处”。1976年侨汇派送处全体职工转入中国人民银行，民办侨汇业宣告结束。
每一封侨批从远游之人自己写下或请人代写到送至家乡亲人手中，亲人展信阅读或请人读信，直到游子收到回执，用一笔一划将家事、国事、天下事记录于斯，将一元、十元、千万元汇回家乡或补贴家用或建大厝、买田地、做公益。此外，这一路走来，还蕴含着早先的水客或后来的侨批工作者们的诚信、心意与艰辛。
小小侨批，大大文化，留待下篇《一纸家书含天下一笔侨汇济苍生》来说。
梁白瑜感谢您与黄梁一鱼的默契。。。
黄梁一鱼，不是梦，也不是鱼。是手无寸铁者执着于心的念头和活着的方式。
执着，如喑哑巨石般沉重，如西西弗推动巨石般令人绝望。在绝望中寻到力量是活着的方式。
活着，是存在的合理也好，是合理的承受也罢，是独自怆然的今日昨日亦或是唱罢登场的轮回，都一样需要一种方式来支撑它的样子。而其中最讨巧的恰是以文字显现的方式。
来源：微信公众号- 黄梁一鱼、微信公众号-永春县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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