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苏/整理
接上期
新加坡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口，早期就是中国与中东、欧洲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集散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开始上升，广州、泉州、杭州等商港频繁向“南海诸国” 出口陶瓷、纺织品、香料，一些华商开始在新加坡定居。1819 年，新加坡由莱弗士开埠，英国殖民者出于商贸及战略考虑而致力于将新加坡开发成自由贸易港，鼓励华人迁入以补充劳动力。1834 年，新加坡华人的数量超过了当地马来人。当时清朝经济枯竭，民不聊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批农民迁移到东南亚各国，新加坡作为与中国香港对接的重要转口港，华人数量急剧上升，主要是闽南人、潮州人、客家人、广府人和海南人。
一战期间新加坡社会比较稳定，在20 世纪初期又迎来华人移民的一个高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新加坡，这一时期新加坡华人生存困难，大批华人逃离。二战后期，新加坡又恢复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新加坡社会逐渐稳定。1965 年8 月9 日，新加坡独立，政府实行新的家庭计划政策，华人增长率虽然降低，但人口仍占多数，目前新加坡是除中国之外，世界上唯一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
新加坡华人社团在日本统治时期大多被取缔，新加坡独立后逐渐恢复。早期华人劳工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推动了新加坡走向现代化。华人在新加坡经商，逐渐形成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商业的联络网，在经贸事业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新加坡的经济由政府企业及外商主导，但华商经营范围广泛，渗透到各行各业，在商业、工业、金融业方面都有较大发展。
中国新移民在1990 年中新建交以后开始大规模流入新加坡，并呈增速加快之势。截至2010 年，新加坡华人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74.1%，即4个新加坡人就有3 个是华人，是新加坡人口当中最大的族群。根据《新加坡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 到2012 年， 新加坡华侨华人总数约为353.5 万。
新加坡华人的籍贯非常繁杂，也趋于多样化，通常可以通过方言来辨认。大多数的新加坡华人源自于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广东和海南省。福建人、潮州人和广东人涵盖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的四分之一由19 个方言群组成。 这些华人一般称为“新加坡本地华人”，是19 世纪和20 世纪前半叶从中国南方移民至新加坡的华人后裔，20 世纪末至21 世纪初，出现了从中国各地区移民到新加坡的第三波浪潮。
胡志明市是越南华侨华人最大的聚居地，也是华人文化的中心。该市以“越南现代国父”胡志明的名字来命名。胡志明曾多次到访中国，因为他的努力，越南与中国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友好关系。该市华社历史悠久，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历代相传。在经济领域，越南的华侨华人历来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华侨创办的教育事业也比较发达，华族文化与当地的越南本土文化互相交流、影响，加强了中越两国在文化上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近代以来，占领越南的法国殖民者以多种手段招募华工入越开采资源，由此形成了华人移居越南的高潮。1937 年华人在北越有350 人，在南越有18.2 万人。1957 年，越南华侨已达到80 万~90 万人， 在越南河内，关圣街、福建街、行帆街等均是当地华人聚居较为集中的街区。当时南越有华侨135.7 万人，西贡的堤岸是著名的华侨聚居区。
在越南统一之前，南越当局对华侨实行了强迫同化的政策。1956 年出台政策，规定凡在越南出生的华侨，一律登记为越南籍。次年，又宣布华侨的身份证被废，使华侨与国内来往几近中断；限制华侨从事鱼肉、杂货、木材、碾米等11种行业；禁止华侨用华语讲课，并同时解散侨团、封闭侨校和侨报等，这些限制华人的措施导致了数万华侨失业离开南越。在这期间，北越政府对华侨华人的态度始好而后差。在60 年代初期，华侨受到尊敬和爱护；中期以后，北越政府开始效仿南越推行强迫华侨入籍及其他限制华人的措施。越南在1975年统一后，对华侨又施加了种种苛刻的限制条件。l977 年，实行“净化”边境的方针，成批的华侨华人因此被赶回了中国境内。1978 年，政府以推行强化改造为名，一大批华侨小商贩及工人因此遭受到了不公平对待。1986 年以后，越南开始放松对华人的限制。首先允许华人从事商业，发还了一些被没收的华人产业，并允许华侨创办小型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和金融业，允许与外资合作等。
越南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越南华侨华人有100 多万，主要集中在胡志明市及湄公河三角洲一带。胡志明市华人50多万，其余分布在胡市邻近各省和九龙江平原一带。越南华侨华人以祖籍广东、福建者居多，广东籍中又以广肇、潮州籍人居多。在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下，华人经济发展较快。但基本局限在餐饮业、食品加工业、旅游业、制鞋业、纺织业、金饰加工业、建筑业以及金融、银行等服务和轻工类行业。
巴基斯坦
常住在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不到4000 人，以企业工人和经商者为主。但流动的人口光是伊斯兰堡就有1 万多人，他们多来自建筑工程、IT行业和资源行业，以及一些商贸和留学签证公司。巴基斯坦华人中有一部分来自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许多维吾尔人加入巴基斯坦国籍并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大多居住在城镇，能操乌尔都语和英语，从事商业和手工业。
巴基斯坦华人也建立组织来保障自身利益，积极促进中巴合作与友谊。巴基斯坦华人华侨联合会于2010 年2 月28 日在伊斯兰堡成立。
不 丹
在不丹居住的华侨华人主要是藏民，且大部分是“流亡藏民”。1959 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的“十七条协议”破裂，达赖集团叛逃，约有1.3 万名僧尼和信教群众随达赖集团逃至印度。此后一两年时间，一些“流亡藏人”陆续到达尼泊尔、不丹等国。到不丹的藏胞达到6400 人，迫于印度政府的压力，不丹政府设置了8 个聚居点进行安置。1979 年，不丹国会通过决议，命令“流亡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一律遣返中国西藏。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不丹政府拒绝接受新的“流亡藏人”。2010 年“藏人流亡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不丹的藏人有1298人，而加拿大学者估计有1600人。不过这些数据可能并未包括“流亡藏人”的二代、三代子女。估计现在生活在不丹的藏人约有3000 人，且绝大部分已加入不丹国籍。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的华侨华人主要是一些出国务工人员。马尔代夫有个“中国城”，随处可见中国劳动者，但这里的“中国城”并不是华人聚居的唐人街，而是当地人对中国援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的称呼。虽然长期居住在马尔代夫的华人很少，但在马尔代夫全岛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身影。马尔代夫的美景每年吸引着将近100 万游客， 由于马尔代夫与中国有直飞航线，并且免签证， 自2010 年以来， 中国游客就成了该国最大的游客群体。
孟加拉国
在南亚地区，孟加拉国仅次于印度，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近年来，前往孟加拉国的中国新移民逐渐增多，中国企业雇员和中国外交工作人员成为在孟加拉国经常见到的华人面孔。随着中国资本的走出去，孟加拉国华侨华人所涉足的产业也越来越多元化。华侨华人所经营的中餐厅在孟加拉国广受欢迎；在达卡，华人开办的美容美发中心总能为孟加拉国的中产阶级女士提供优质的服务。
尼泊尔
尼泊尔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自1955 年中国与尼泊尔建交以来，双方在工程、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目前，在尼泊尔投资规模较大的中国企业有30 余家，主要集中在水电站建设、航空、餐饮、酒店、矿产开发、中医诊所、食品加工等领域。华人与当地群众关系密切，成为推动尼泊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国土面积不大，城市规模较小，华侨华人多分布在经济中心科伦坡和中部重要城市康提。华侨华人大部分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湖北、山东等地。随着中国和斯里兰卡经济、旅游、文化联系的加强，新移入的华侨来源地也越来越多元。2012年年底成立的“斯里兰卡华侨华人联谊会”是全岛唯一的华侨华人社团。斯里兰卡华侨华人所从事的行业一般规模不大，但种类繁多。除牙医外，华侨华人所经营的餐饮业也颇为成功。
印 度
最早从中国前往印度的中国移民并非出于自愿，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中国江浙一带熟谙制茶技艺的工匠被引入印度，负责教授印度人植茶、制茶技艺。印度华人多分布在加尔各答及其周围地区，加尔各答唐人街为印度唯一的唐人街，当地华人多为客家人，祖籍为广东梅州等地，另有少数华人来自湖北。20 世纪60 年代中印边境爆发战争后，一些华人被迫离开印度，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近年来，加尔各答华社仍未见明显发展。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人在古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曾带领罗马人东行寻求中国的财宝。中国与亚美尼亚建交于1992 年，中国也是最早承认亚美尼亚独立的国家之一。在亚美尼亚生活的中国人具体数字不详，估计亚美尼亚华侨华人的数量不超过1 万人，分布在首都埃里温及附近地区，主要受雇于在亚企业，或从事通信、日用品零售、中餐馆等行业，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中国企业和华侨华人通过亚美尼亚打开中东和独联体各国家的市场。
阿富汗
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阿富汗华侨华人约有169 人，目前则为200 人左右，绝大部分居住在喀布尔。阿富汗华侨华人主要由政府机构人员、大型中资企业人员和个体经营户构成。喀布尔的华人生活圈子很小，大多来自四川、江西、浙江、山东、上海等地。阿富汗不稳定的局势影响了中国商人的生意和安全，很多华商选择回国。在阿富汗的华人中有一部分是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日常生活局限于工程任务，与阿富汗社会少有交集。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与中国的往来可追溯到汉唐时代，至今阿塞拜疆还保留着古丝绸之路上的城堡、驿站和市场的遗迹。阿塞拜疆对待中国比较友好，双方交流密切，但阿塞拜疆对于签证等入境方面的要求比较严格，限制了中国和阿塞拜疆的民间交往。阿塞拜疆对华侨华人的管束比较严格，华侨华人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与当地人语言沟通困难，彼此交往较少。目前在阿具备合法工作资格的中国公民总人数约为300 人，绝大多数是中国石油公司在阿塞拜疆投资项目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有一些来自山东及南方各省的经商者，大多数集中在首都巴库。此外，还有一些是来自中国石油大学的交换生。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是古丝绸之路和现代欧亚走廊必经之地，拥有3000 多年的历史和灿烂文化。丝绸之路将中国和格鲁吉亚联系在一起，19 世纪末中国人将种茶技术传播到格鲁吉亚，加深了当地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格鲁吉亚的华侨华人现有数千人，大多数生活在首都第比利斯，一部分浙江、福建籍华人在第比利斯机场附近的批发商场经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工程技术人员、留学生和经销商到格鲁吉亚发展。媒体称，2011-2013 年，每年就有1300 ～ 1800 位华人获得在格居留许可，增长速度引人关注。
伊 朗
据统计，伊朗华人总数为3000 ～ 4000 人。其中，留学生仅有百余人，大部分来自中国内陆地区；个体商人约数十人，以经营服装、鞋帽生意为主；其他人主要在中资企业及伊朗的公司任职。近年来，随着中伊经贸和文化往来的深入发展，往来中伊两国的华商及伊朗华企中方职员的人数持续上升。
哈萨克斯坦
构成哈萨克斯坦人口主力的哈萨克族，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有着深厚渊源，古哈萨克斯坦的中国移民以哈萨克族为主，另有少数维吾尔族、东干人。100 多年前，中国有大量哈萨克族迁往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境内定居，并融入哈萨克斯坦社会。1993 年以来，甘肃、新疆等省区以亲属团聚、探亲、经商、留学等途径赴哈发展的哈萨克族移民约有5 万人。这些移民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知识移民，年龄多在50 岁以下，在中国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思维活跃，社会活动能力强，注重与哈萨克斯坦官方的交流。他们多居住在城市，从事技术、研究、管理等工作，从事的商业活动大多与中国有关；另一类移民主要来自甘肃、新疆等省区农村地区的农牧民，他们安分守己，勤劳肯干，从事农牧业体力劳动。
吉尔吉斯斯坦
古丝绸之路曾经穿越吉尔吉斯斯坦，其国土与中国有着1100 千米的共同边界。早在公元840 年，就有中国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人在此居住，此后吉尔吉斯斯坦多次被纳入中国版图。自1980 年起，吉尔吉斯斯坦的华侨华人数量开始快速增长。资料显示，各族侨胞的总数超过10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族。2010 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维吾尔族总人口约5 万人，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五大民族。现居的维吾尔人主要是18 世纪以后从新疆迁入的。
蒙 古
蒙古华侨华人的规模并不大，据当地社团估计人数为2300 人左右，占蒙古总人口的1‰。蒙古华社绝大部分是华侨， 入籍的华人极少（2004 年的数据是156 人入籍）。华社人口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冷战期间蒙古排华运动后留下来的少量华人，这些人大多是在当地出生成长的第二、三代华人，原籍以山西、河北两省居多，其余是内蒙古籍和北京籍；二是20 世纪90 年代初的新移民。这批新移民多是在东欧剧变后跟随北上淘金潮而来到蒙古从事商贸行业；三是近年赴蒙投资的华商。除上述华侨群体外，还有2 万左右中国企业外派人员常驻在此，由技术管理人员、矿工和建筑工人组成。蒙古华侨绝大部分都生活在首都乌兰巴托，而且高度聚居于华侨社区。
塔吉克斯坦
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在塔吉克斯坦工作和生活的中国移民超过1 万人，以汉族、乌孜别克族为主，集中在第二大城市胡占德市。同其他接收中国移民的国家一样，塔吉克斯坦的华社也出现了老侨和新侨之分。老华侨在塔吉克斯坦发展已超过百年，他们虽已取得永久居留权，落地生根加入塔国社会，但政治话语权不高，主要经营农业和牧业，经贸活动参与不多。中国改革开放后，移居到这里的华人则多从事商贸业，以新疆和福建人为主。其中，新疆人多从事布匹和鞋帽的批发，福建人则经营日用百货。同时，华人还拥有10 多家红砖企业和29 家炼钢企业。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位于中国史书所称的“西域”地区，从西汉张骞出使到清代初年，土库曼斯坦与中国有较多联系。后被西方列强主导，中土联系直到双方建交后才恢复。据驻土库曼斯坦经商参处统计，截至2013 年年底，在土华侨华人计3000 多人，主要集中在首都阿什哈巴德以及中土天然气管道项目所在地的列巴普州和马雷州。他们主要是各公司派驻代表和项目施工人员，个体经商者少。当地政府和部门对他们的态度总体友好。
乌兹别克斯坦
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康居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以来，中乌两国已经有着2000 多年友好交流的历史。华侨华人不仅是中乌两国传统友谊的见证者，还是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华侨华人约有4 万~5 万人，其中主要是祖籍地为新疆的维吾尔族人、乌孜别克族人，还有部分是来自陕甘地区的东干人。他们大部分居住在首都塔什干，其余则散居在安吉延、费尔干纳等地。华侨华人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但也基本覆盖了农业、工业、商业、金融、教育等诸多领域。
华商在阿联酋发展较迟，但成长可观。20 世纪90 年代中期，阿联酋的华侨华人总数未达百人，多以经营贸易公司及中餐馆为业。当时只有少数台商大规模投资阿联酋。阿联酋对外国移民的主要政策依据是1971 年7 月18 日通过的《阿联首临时宪法》。该法第四十条规定：联邦外籍人员享有有效的国际宪章以及联邦共同签订条约、协议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亦应尽相同义务。但由于入籍条件严苛，外籍人士亦不享有阿联酋国民待遇，故华人社会在当地仍自成一格。近年来，阿联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国外资本和人才，加之中阿关系友好，阿联酋的华侨华人发展态势良好。
2000 年以来，中国新移民已成为阿联酋重要的外来群体，事实上，阿联酋已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中国移民侨居国，华人人口约有30 万人，3800 家中资企业积极参与当地经济活动。中资企业在阿联酋主要活动在基建、能源、贸易、金融和旅游等相关领域，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经济规模。阿联酋华社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便积极组成社团，其中又以商会组织及各省市同乡会最为活跃，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在阿联酋不具有参政权。一名外国人可能在阿联酋发家致富，甚至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但其政治权利始终受到限制，既没有投票权，也不被允许政治结社或进行党派活动。
阿联酋的华文媒体有10 多家，如福建商会创办的《闽商报》，以及《999》《新民商报》《绿洲》《东方商报》《华人时报》《华人之窗》等华文报纸，另外还有阿联西华煦风文化传播、亚洲商务卫视以及华人网站和教育电视台等。
与其他地区的华侨华人相比，在整个西亚以及中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约占全球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1.2%，大多数来自中国新疆、陕西、甘肃和内蒙古。就民族成分而言，他们中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满族等。就人数而言，维吾尔族、回族和汉族最多。截至2014 年年底，阿曼共计有华侨华人1800 余人，在当地华侨华人协会注册的有150 余人，主要分布在阿曼首都塞拉莱。
目前，阿曼华侨华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华侨华人移居阿曼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这与移居海外其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移居的原因不同。例如，最早的一批中国人移居阿曼，是由于晚清政府同沙皇俄国签订一系列条约，规定俄国获取天山南北地区免税通商的特权，华商前往中亚、西亚甚至是俄国地域经商，久而久之，就有部分华商定居西亚，主要是维吾尔族与汉族华人。
华侨华人在阿曼聚居程度较高。在阿曼定居的华侨华人主要定居在塞拉莱。这一点同新加坡、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情况完全相似。阿曼华人居住的显著特点是“小分散，大集中”。所谓的“小分散”是指少数华人分散定居，“大集中”是指绝大多数华人集中定居。
阿曼华侨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较小。在阿曼的维吾尔族华人主要从事工商业，例如经营皮货、绸缎、地毯等。同时，在阿华侨华人发展较为迅速，特别是二战后，西亚地区华侨华人的文化素质提高较快。一般来说，第三代华人受到了一般教育，如今年轻一代的华人几乎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涌现了一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工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
在阿华侨华人在中阿关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华侨华人把中国先进的手工艺、器乐制作工艺带到了西亚，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同时，华人还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了阿曼，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宝库，如烹饪技术、中医、针灸以及气功等。
目前，埃及的华侨华人有5000 人左右。埃及华侨华人的形成主要有三种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文化因素包括出国留学和麦加朝觐。自18世纪开始，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云南及东南亚的穆斯林华人每年都去麦加朝圣，由于路途遥远，旅费耗尽之后一部分人便留居埃及。除朝圣外，留学也是一部分中国人迁居埃及的主要因素。比如1931 年云南回教俱进会派出了第一批到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学府埃及爱兹哈尔大学的回族学生，之后累计共派出回族留学生6届33 人，其中部分留学生选择在埃及定居下来。
经济因素主要是通商贸易。从中国西部省份转道而来的经商者主要从事双边贸易，从中国把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运进阿拉伯国家，再将珠宝、香料和药材等商品运回中国。长年累月的双边交往使他们对埃及产生感情，有的在埃及定居。20 世纪80 年代以后也有许多来到此地定居的中国香港或中国内地商人，还有一些中国人因参与中国援助埃及工程项目建设而留居埃及。
此外，一部分留居埃及的华侨华人是出于政治因素，如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别是西北军阀马步芳的部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赴埃及等阿拉伯地区。这些人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在中埃建交后转到其他阿拉伯国家。
埃及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开罗、亚历山大港和塞德港等经济繁荣、人口集中的城市，早期主要从事餐饮业。“北京餐厅”“唐城”“龙鑫庄”在当地比较有名，而最受欢迎的是粤菜馆。之后埃及华侨华人从事的行业逐渐增多，其中石料加工业是埃及华侨华人从事的最大行业，据不完全统计，埃及的华侨华人从事石料开采加工的公司约有60 家，从业人员约500 人。（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陈琮渊、黄日涵编著：《搭桥引路：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本文来自：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