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文
上任15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三次出席创科主题相关活动。
7月6日，李家超出席香港科学园20周年纪念活动，他表示，新一届特区政府会持续投资创科，多管齐下壮大本地的创科人才库，构建香港成为国际科研之都。
7月12日，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跨境官产学研共建的非营利性机构“香港创科教育中心”的成立仪式，该中心将以5年时间，启蒙逾万名年轻人，培养1500名本地创业者。
7月15日，李家超出席香港科技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嘉许在不同科技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科研人员和团队。
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本就是李家超参选政纲一大重点，如今正式上任，李家超再以“无创科、无未来”多次强调创科于香港之重要性，并将创新及科技局改名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在在显示了新一届特区政府锐意发展创科产业的决心。不过，虽然决心很大，但现实难题也不少。
产业困局
回归祖国25年来，香港之所以能成为当之无愧的“国际金融中心”，除了香港市民的努力，也少不了国家改革开放、加入WTO、晋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代大背景，使得几乎没有制造业的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却成为全球第六大商品输出地，并天然成为中国金融在体外循环的一个中心——不仅是大量优质企业的上市目的地，还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金融业的崛起，带动专业服务如会计、法律等行业的崛起，让香港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
然而，近年来，靠贸易和金融驱动香港发展的模式似乎越来越不好使了：
一、中美对峙愈发激烈，美国时不时威胁取消香港独特的贸易地位。
二、随着内地放宽“沿海运输权”，沿海城市纷纷搭建现代化的大型码头，基建落后及价格昂贵的香港码头竞争力不再，吞吐量排名不断下滑。2004年时保持多年的全球吞吐量第一拱手相让，此后被上海、深圳、宁波、广州纷纷超过，2020年排名已掉到第九。
三、金融业吸纳就业能力极差，占经济20%左右，仅创造6%-7%的职位，大量就业人口被挤压进餐饮、零售业的低端岗位。
支柱行业独大，加上未有重新建构区域竞合关系，香港产业单一化、就业低端化、生活成本高企、贫富悬殊严重及上流渠道收窄等种种社会问题日益加重，不断削弱香港长期竞争力，赶走一批又一批原应在这小岛安身立命的人才。
怎么破？香港社会逐步意识到，破题就在于科创。香港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想发展科技工业，希望从劳工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但港英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对科技发展不作为，错失了工业转型的机会。另一方面，香港曾大力发展房地产等产业，再次错失科技转型机遇。
香港曾经错失了张汝京以及“硅港”计划。
“硅港”计划便是香港错失升级良机的例证。1999年，从台积电离职的张汝京和汉鼎亚太风投徐大麟希望在香港推行“硅港”计划，但彼时香港舆论质疑实为“炒地皮”，“三司”中两位司长带头反对，港府最终没有拨地。徐大麟二人随即北上，上海愿意以近乎免租的条件提供土地，首五年免税，其后五年税款减半，但香港政府不愿退让。项目最终落地上海，即现在的“中芯国际”。时至今日，中芯国际已发展成拥有七个工厂，市值一度突破6000亿元。更重要的是，中芯国际为上海带来了半导体产业群，由此带动了本地制造业岗位迈向高增值。
香港土地稀少，且大量平地来自填海，土地焦虑长期笼罩香港。所以发展产业，经常以土地为出发点。但时至今日再回头看“硅港”，土地和税务问题并非不能退让。“硅港”当年开始要求200至250公顷的土地，后退让为可租用30公顷土地，但司长仍然不改强硬态度。其实回归后，深圳河拉直而落入香港辖区的落马洲河套区，面积已有87公顷；去年底公布《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中所规划土地达300平方公里，新界北仍有约3万公顷土地可供发展。
可见，“硅港”的土地要求，对整个香港北部而言都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合作失败所折射出特区政府严重的区隔思维，对发展河套区及新界北地区的消极态度，对新兴科技产业的保守作风，无一不发人深省。
反观区域内对香港最构成竞争力的新加坡，过去的发展则均衡得多。除了有GDP占比七成的服务业，还有占比两成以上的制造业。而制造业中，经济贡献最高的三个行业便是电子产品、化学制品及生物医药产品，去年分别贡献了498亿、140亿及104亿新加坡元，三十年前，这三个行业的产值合计18.08亿新加坡元，如今已翻了41倍，从业者也从1980年的合共为8.3万增为10.2万人。可以说，新加坡在转型至以服务业为主导的高增值知识型经济时，顺着新经济的潮流，迈向了真正的“多元产业”。
作为香港竞争对手的新加坡早已迈向了真正的“多元产业”。
而同期的香港历经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之后，失去的远不止个别企业，而是放弃了自身的人才、知识和技术积累，失去了发展创科的产业环境。2016年，特区政府首次将“再工业化”纳入《施政报告》之中，但五年过去了，据政府统计处2019年的数据，制造业GDP占比仅为1.1%。
人才难留
香港诞生过许多优秀的科学家，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他发明了光纤，催生互联网时代的降临；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中学时期就读于香港金文泰中学、培正中学，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本科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解决许多数学史上的难题，如卡拉比猜想、史密斯猜想等等。
生物科技方面，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就发现了幽门螺旋菌诱发胃癌的机制，对于治疗胃癌有重大贡献。香港大学教授袁国勇亦研究出对抗超级恶菌（所有抗生素对其无效）“金黄葡萄球菌”的治疗药物，对抗生素的生命力延长具有划时代意义。由此可见，香港人科研能力优良，创意非凡。
香港学生确实十分聪慧，但高度经济化之下，实用至上、急功近利成为现今教育的通病，这从学子们的专业选择也可见一斑。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包括4个必修科目，中、英、数及公民教育及社会发展科目，非核心科目方面，根据官方数据，2020年51000多名考生中，参与资讯及通讯科技科的学生有5219人、设计与应用科技科的考生甚至只有539人；相比之下，参与经济科12243人，企业、会计及财务概论科9559人。
而每年香港DES考试的满分“状元”们报读医科已成惯例，7月20日刚刚放榜诞生的8名“状元”，6个选择医科。2020年时，四位获港大录取的状元中有一人报读工科甚至被媒体猎奇报道，当然其他三人报读的还是医科。
除了在专业选择上“趋利”，在是否继续深造的问题上，“急于求成”也深入港人肌理。大多香港学生认为攻读博士难有出路，不愿再深造。香港教资会数据显示，2019/20学年的公立院校研究院研究课程，亦即坊间所称的“学术型研究生”，非本地生人数为6864人，占总学生人数82%，按此推算，本地学术研究生只有不足1400人。
香港本地创科仍未形成生态系统。
“趋利”是人性使然，关键是背后症结何在？
香港大学教授邓希炜在《香港极需第三次经济转型》指出，本地大学生为求稳定高薪选择修读医科、教育或工商管理，而非有助驱动经济增长的科学或工程学，“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市场并无给科学、工程学毕业生提供学以致用的机会。”
为什么说没有“学以致用的机会”？目前，香港八大公立院校依然保留大量工程学系，2019/20年修读工程科和科技科的毕业人数为4058人，但毕业后能成为全职工程师的仅1138人。相较之下，就读商科和管理科的4780位学生，毕业后能全职进入商务专业行业的有3133人，而教育科的毕业生虽仅得1134人，但毕业投身教学专业的则有1743人。
简而言之，香港本地创科仍未形成生态系统，工程及科技科的毕业生中每三人中仅有一人会成为工程师。若想任教，会因教席不足而流向外国；若想创新创业，则只能北上突围。香港的创科发展，培育行业和培养人才之间已然陷入“鸡先还是蛋先”的“恶性循环”。
造成香港创科人才流失的，还有香港冠绝全球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人力资源顾问机构ECA International最新报告显示，香港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外派雇员生活费用最高的城市，但生活质量并没有比其他城市好，因此部分外派雇员选择返回原居地或流去新加坡或迪拜等。
科研短板
发展高科技产业有四大要素。第一是名牌大学，产生科学；第二是研究院，产生技术；第三是企业和市场，转化技术；第四是金融。
香港有5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尤其在电子系的学术积累优势，放在亚洲无出其右。但港府对高校研发投入、教育投入一直被批评过低。
港府对高校研发投入、教育投入一直被批评过低。
香港大学教授蔡洪滨曾表示，对香港经济观察越深入越惊讶，整体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指数竟然如此不相称——人均GDP媲美欧美发达城市，但基尼系数、科研投入占比却与非洲无异。他在《香港“人力资本投资倍增计划”的建议》一文指出，香港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只有3.3%，低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平均5.1%的水平。
香港整体研发开支更低，在大湾区各城市排倒数第二，2020年只占GDP约0.99%，这还是增长后的结果，过去十多年一直徘徊在0.7%左右。一河之隔的深圳2021年投放在研发的GDP比例占5.46%，超过德国（3.1%）、日本（3.6%）和韩国（4.6%）等发达经济体。
而且，香港虽有诸多名校，却缺乏重磅研究院，现有的研究机构规模较小，合共聘用研究员的数目不超过400人，而且各研发中心背后依托大学的实验室，难以进行跨院校、跨学科研究。在资源已然短缺的情况下，大学为了获得更多资源而追逐排名，导致同质竞争严重、缺乏合作。
近年来，英美等经济体已经开始建立跨机构的大型研究机构。在美国，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设立旨在促进深度的跨学科、跨组织及跨地域合作研究，以解决当今复杂的生物医学难题，美国联邦政府对其每年资助约1.5亿美元的研究经费。
新加坡的做法也很值得借鉴，虽是还没香港大的弹丸之地，当地却不惜土地以吸引上百家全球油气石化龙头企业来设厂，发展出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除大力引进海外领军人才外，作为交换土地的条件，新加坡要求炼油公司在本地设立研究院，并派专家来培养当地青年，而且随着技术的更新，专家队伍也不时更新。
顶层设计
香港创科发展多年，一直不温不火，直到5年前的2017年6月，24名在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达了报效祖国的迫切愿望和发展创新科技的巨大热情。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回信于翌年5月公开时，国家科研项目经费过境香港使用、科研仪器设备入境关税优惠等问题已基本上解决，国家以“真金白银”支持香港创科的同时，一系列政策也不断出台，极大地推动了香港创科发展。
平心而论，虽然困难重重，香港的创科产业还是取得不小成绩。比如刚刚庆祝20周年的香港科学园，成果丰硕，至今有超过1100家企业落户，超过17000人在此就业，其中11000人是研发人员。20年来，科技园培育了870家初创企业，八成仍在营运，存活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此外，科学园还有两家“独角兽”企业和一家上市公司。
香港科学园
纵观整个香港，香港科创界的就业人数，也由2014年约3.5万人增加至2019年约4.5万人；初创企业数量，由2014年约1070家增加至2021年约3800家；有国家两院院士逾40人，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6所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分中心、28所与世界级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的创新研发实验室相继成立；涌现出来的独角兽的数量已有十几家；香港更在“2021年世界数码竞争力排名”上位居亚洲之首、世界第二。
但这些显然还不够，国家“十四五”规划表明加快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神经芯片及DNA储存等前沿科技（尖端科技），而中央政府在2018年开始明确表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过4年过去，虽说期间经历了社会事件和新冠疫情，但依然没有推出发展创科的中长期规划。
科技领域正面临全新变革，在中国被称为“中国制造2025”，在德国称为“工业4.0”，在美国称为“工业互联网”，称谓不同，但内涵相似，大致可理解为，发展以新技术及智能生产为基础，而不需要太多用地或劳动力的先进制造业。
这恰恰是香港的机会，香港的优势是资金充沛、低税收、高校资源丰富，劣势是劳动力成本高、用地成本高。“工业4.0”恰恰能扬长避短。
香港政府似乎也在行动，新政府上台伊始，“创新及科技局”正式更名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突出“再工业化”。新任特首李家超矢志于改善吏治，政纲中则强调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有了顶级科学家孙东出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应该有助于推动科创。但若想发展尖端科技，迈向“国际创科中心”，香港的领导人还应拿出自己的“顶层设计”，推出中长期规划，乃至推出何种配套措施，方能更让人们看清楚，未来五年，究竟能否带领香港走上发展创科的快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