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加坡而言，宗乡机构是特殊的存在，这些依靠血缘、地缘、业缘形成的互助组织，依靠集体的力量筹措经费，为会员提供服务，拥有广泛的群众资源，依靠领导与信念凝聚起来。在华族宗乡文化日益式微的年代，能够生存下来的机构多半仰赖先辈留下的产业，在房地产价格飞涨的年代无须为活动空间担忧，还能依靠产业收益维持日常运作。
尽管会馆建筑遍布新加坡，其产业历史大多记录在纪念刊中，一般公众对于会馆产业了解不多，也鲜少为岛国规划与建筑史研究所关注。事实上，一些成立较早的大型宗乡机构，除了拥有会所和庙宇，也曾购买土地设置义山，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一些会馆产业，特别是占地广博的义山往往为政府所收购，会馆产业发展受到城市规划与建筑条例的影响，其建筑的兴建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
新加坡惠安公会（原名星洲惠安公会）起源于1923年7月13日的一次聚会，28位惠安人在郭枚生位于老爷宫（即菲立街Philip Street）37号的益隆栈二楼，召开第一次旅星惠侨联合会筹备会，于1924年在华民政务司署完成注册，租用衣箱街（即北京街Pekin Street）8号二楼作为会所。近百年来通过历代会员的努力，产业得以发展至今日芽笼29巷的规模，其发展历程映射着新加坡从殖民时代到独立的城市演变，是岛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芽笼29巷惠安公会会所建筑
租赁与兴建店屋会所
会馆作为民间团体，其产业购置经费来自会员群体的捐款，捐款人来自各阶层，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影响着募款成果，进而影响产业购置。惠安公会成立后第二年即决定购置会所，在苏妈英与谢荣西的带领下，两年间筹得4万元，于1927年购得工商补习学校位于英莪街（Enggor Street）30号校地，在1929年迁入这一产业前曾暂租于俊源街。时逢世界经济大萧条，建筑捐未能全部到位，无奈于1931年出售这一产业，除了偿还债务，仅余款4千元寄存于谢荣西处，暂租若泉街（Jaik Chuan Road）12号作为会所。
1932年，在谢荣西等人的领导下，惠安公会再度倡议兴建新会所，恰逢武吉巴梳一带规划店屋街，购得赵芳律（Teo Hong Road）7号地块兴建会所，同样面临经费不足问题而采取变通方式。因惠安人多从事建筑业，在谢启山的介绍下，承建隔邻地块英和商务公局（即赵芳律5号）建筑，以收取的工程费抵消兴建会所的费用，乡亲有的报效建筑经费和材料，有的提供劳力担当木工、泥水工等。这两栋毗邻建筑同时设计兴建，于1932年动工，1934年竣工。
赵芳路5号英和商务公局（左）与7号原惠安公会会所（右）
赵芳路7号山花仍可见“星洲惠安公会”字样，檐口下盾形装饰有“HA”英文缩写
建成后的会所为三层高店屋，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外观为装饰艺术风格，山花塑有“星洲惠安公会”字样，檐口下方盾形装饰有“HA”（惠安的英文缩写），大门正上方悬挂公会牌匾。会所应对多种活动需求，一楼为礼堂与座办办公室，礼堂正中悬挂孙中山遗像与黑板，可以举行会员大会、颁发奖学金仪式、餐聚等大型活动，1937至1940年曾开设惠群小学，战后亦在此开设学习班；二楼为多功能会议室，也作为乒乓球等文娱联谊空间；三楼为外埠来新同乡提供临时住宿。
1951年惠安公会赵芳路会所，阳台尚未封闭
1960年代惠安公会会所一层礼堂内景
1960年惠安公会会所二层会员活动状况
与时俱进的产业置换
日据期间惠安公会关闭，战后复会，于1947年12月14日成立互助会，1953年正式设立清寒学业优异奖学金，1957年增设大学奖学金组，经费来源需要每年募捐，为了保证经费来源，1962年时任正副会长张泰助与骆水兴，倡议购置产业生息作为教育经费，带头各自捐出5000元，一年之间筹得6万余元，于1963年购得樟宜卓湾（Toh Crescent）9号，1964年购入卓岭（Toh Height）20号，将这两处独立洋房出租，以租金和教育礼券收入作为奖学金来源。1971年英军从新加坡撤退后两处产业闲置，遂于1972年将产业售出，将款项存于银行生息作为奖学金来源。
1950年代惠安公会会员增至超过千人，会所空间紧迫，将二楼与三楼临街阳台封闭加以利用，每逢举办周年纪念宴会须要沿街搭棚摆桌。1967年时任正副会长谢德顺与黄桂森倡议筹建新会所，成立建筑委员会，延揽有建筑经验的乡亲主持大计，建筑顾问为张泰助与王水九，泰助去世后由何隆基接任，泰助之子东华加入公会担任建筑委员之一，建筑主任为康坤成与杨再元。在专业人士的主持下，建筑委员会拟定建筑大纲，两位会长分别认捐建筑基金的15%和10%，以此作为募捐号召。
1960年代惠安公会在会所外搭棚举办周年庆宴会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国成立，推动市区重建计划与加强社团管理，惠安公会的新会所计划面临新挑战。公会于1969年买下加东因峇律（今安珀路，Amber Road）13号土地，聘请建筑师绘图设计，由于加东在规划中划定为住宅区，不宜兴建社团会所，前后三次向国家发展部提出申请而未获批准。1972年，时任正副会长庄奇发与骆水兴，继续领导新会所建设，于1973年4月将安珀路产业售出，进而购买加东德明路（Dunman Road）512及514号并连式建筑作为新会所之用，由于同样原因而未能获准。
在加东兴建与购置会所遭遇的规划限制，促使惠安公会在土地购买时更为谨慎。1976年骆水兴担任会长，柳傌春和张建金为副会长时，重新组建新会所筹建委员会，聘请庄奇发与张泰煌为正副主席，王水九与张东华为正副建筑顾问，在确认可以兴建会所后，以21万元购得芽笼29巷7号地块。然而，公会面临另一挑战，在新土地法令规定下，社团若有非公民会员，不得拥有两处及以上产业，不得不于常年会员大会修改章程，马来西亚籍前会长庄奇发退会，芽笼会所建成后又将赵芳律7号会所出售。
芽笼会所的兴建扩建
惠安公会位于芽笼的会所于1978年3月31日动工兴建，落成于1979年5月20日，坐西朝东的四层高钢筋混凝土建筑，占地975.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10平方米（不含地面架空层及屋顶天台），设计师是杨绘测师与郑工程师（Tay & Yeo Associates）。建筑为简洁实用的现代风格，将楼梯与厕所等附属用房布置在东西两侧，中央为南北向通透，可以灵活布置，仅设4个柱子的开敞空间，结构工程师郑景耀采用密肋楼板（Waffle floor slab，又称华夫板）结构，净跨度超过12米，这一特殊结构对施工工艺有着极高要求，在二层的舞蹈教室可欣赏到富有韵律美的密肋楼板。
二层舞蹈教室可以欣赏到富有韵律美的密肋楼板
芽笼会所是惠安公会最为重要的产业，提升其利用率与价值一直是历任领导关注的问题。2000年在时任会长王汉章的领导下，曾计划大规模扩建会所，后因沙斯疫情影响难以筹措经费而无法落实。于2005年对大礼堂进行全面修缮，以配合次年第四届世界惠安泉港同乡联谊会的举办，礼堂安装了冷气和音响设备，大大提升使用舒适度与利用率。
2009年，在时任会长谢福崧的领导下，再度启动扩建工程，获得柳傌春后裔的巨额捐款支持，启动大规模募款，工程于2011年1月30日动工，2012年2月5日落成。这一扩建工程围绕改善垂直交通问题，在沿街一侧设置电梯，将大礼堂前台阶改建为有盖大平台，作为缓冲和延伸空间，平台下设置残疾人厕所及多功能厅。与此同时，成立建筑管理委员会监管空间使用，重新调整楼层用途，将公会办公集中到四楼，其余楼层灵活出租以增加财政收入。
自2018年起，在现任会长郭庭水的领导之下，逐步展开建筑的全面修缮与文化特征的塑造。除了更换老旧设备、线路、门窗等，重新装修一层大礼堂，设置展示惠安风土人情的文化走廊，以玻璃门窗围合礼堂外平台并安装冷气，镶嵌两幅以当代惠安为主题的迎宾石雕，以祖籍地惠安的有形文化吸引与教育年轻一代，突显会馆的个性特征。
2019年重新装修的开敞大礼堂——桂岩堂
2019年装修的礼堂前平台空间，右侧为惠安题材的石雕
会馆建筑的文化价值
华族宗乡机构的创办与发展仰赖社群的力量，基建工程需要大笔经费，筹款是耗费精力的过程，却也是凝聚会员的过程。惠安公会建筑发展历程显示，基建工程的展开是社群人脉资源的总动员，集合同乡的专业人才，例如地产界翘楚同荣兄弟有限公司的张泰煌、张泰助兄弟，及第二代的张东华，建筑界先驱王水九，结构工程师郑景耀，建筑师康伟民，以及承包商孙礼锋等，这些人才让产业的发展更为专业化。
华族会馆有逢周年大庆的习惯，会馆建筑的兴建修缮是对外展示成就的最佳方式，借此加强与祖籍地和其他同乡团体的联络。1934年赵芳路会所建成之时，槟城惠安头家刘玉水和许生理各自捐款500元为公会添置家具，至今保留在会所中；1987年惠安县归国华侨联合会赠送一对石狮，安放在会所前；2009年会所扩建时，在临街围墙上镶嵌一堵12米长，1.4米高，9公分厚的石雕景壁，题为“同乡·同梦”，是中国石雕艺术大师惠安人王向荣创作雕刻。
1930年代槟城惠邑头家为赵芳律会所落成捐赠的家具
1987年惠安县归国华侨联合会赠送的石狮
凝聚新加坡惠安人对于祖籍地记忆的“同乡·同梦”巨型石雕
华族宗乡机构伴随新加坡成长，会馆建筑的选址建设受到城市发展的制约。惠安公会建筑发展历程也显示，得益于殖民时代店屋街的规划开辟，经费有限的会馆得以租赁或是购置店屋作为会所。建国之后，因市区重建计划的推动和社团管理的加强，谋求大空间的会馆逐渐从历史城区向新区迁移，会馆建筑展示了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与技术特征，是岛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更好地发掘与定义。会馆在传承祖籍地文化的同时，塑造与强化建筑的文化个性，无形的文化资产将有助于提升有形资产的价值。
原文题为
“从惠安公会产业看会馆建筑与宗乡文化”
刊登于《联合早报》
2021年9月9日“缤纷宗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