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议会6号凌晨正式解散，由此拉开12月12日提前大选的帷幕。
首相约翰逊·鲍里斯希望借大选，重新夺回下院控制权，推进“脱欧”协议，在明年1月30日前完成脱欧；反对党工党党首科尔宾则表示，若工党上台，将在3个月内谈妥“软脱欧”协议，确保英国留在欧盟关税联盟，随后再次公投，选项包括是否支持“软脱欧”协议，以及是否支持“留欧”。
过去三年，英国脱欧不仅提供了许多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的剧情发展——唯独脱欧本身没有进展；也让外界第一次看到，原来那些“绅士们”可以为了不同的政治立场，耍出各种阴谋手腕，甚至不惜公开在媒体上撕破脸、互骂脏话。
真的只是因为“不同的政治立场”么？
王孟源先生在最新的评论文章和节目中认为，脱欧争执背后的真正动机，随着脱欧之间节点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清晰地浮出水面：
“这里的根本事实，是脱欧派的力量完全来自英国的自私土豪；在台面上的媒体舆论，他们固然有一连串冠冕堂皇的理由反对欧盟，但这纯粹只是用来忽悠教育程度低的右派民众的骗术；私底下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欧盟的反避税指令，ATAD（Anti Tax Avoidance Directive）。”
国内媒体在谈论脱欧的议题时，少有人提到这个ATAD，只有在知乎上，你还能查到相关的几篇文章。顺着王孟源先生点出的方向，我们就试着去找出英国脱欧和ATAD之间的关联性。
什么是欧盟的反避税指令（ATAD）？
ATAD出现的背景和欧盟过去十几年间，查税收紧有关；而英国也不是这项指令首当其冲的国家，瑞士、卢森堡、爱尔兰这些低税率国家才是。
ATAD打击的有几种情况：
比如，一家欧盟公司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家中的一家关联公司，从而减少了对这些利润缴纳的税款；在ATAD下，公司仍然可以这样做，但这些利润应按欧盟税率征税。
再比如，一家欧盟企业将开发新产品的工作转移到了一个低税率国家，以避免在开发时，为利润缴纳更大的税；但在ATAD的监管下，这种策略无法奏效，因为成员国可以在产品出厂前对其征税。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和爱尔兰。
大家去回想一下，过去是不是隔三差五能听到欧盟处罚苹果的新闻？这其中有“反垄断”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税收。苹果在欧洲赚了很多零售收入，但是，他们所缴纳的税很低，而且不用缴纳在交易发生国。低到什么程度？欧洲经合组织秘书长葛利亚，曾在达沃斯年会上公开批评说：“苹果公司在爱尔兰的税率一度只有0.05%，这非常糟糕”。
苹果成功利用了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的定义，在爱尔兰等低税率地区设立法人代表，将知识产权转移到人们所说的避税天堂，从而实现了最少的税收上缴；同时，爱尔兰“避税天堂”的称号不仅仅和他12.5%的低税率有关，还有更重要的、4%的转移税率。
欧盟曾做过一张统计数据（详见下图）：
2017年，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共创造了11515万亿美元的收入，其中85%由当地公司创造，15%的利润由国外公司创造。在这15%当中，有35%（大约606万亿）被转移到了公司所在国以外的其他税务管辖区。而在这些被转移的收入里，92%都流向了11个地方，其中最大的转移地就是爱尔兰。
没有人会怀疑税收的必要性：它支持了新医院和学校的建设、支持了新房子的建造、维持了社会的公共安全、照顾了老人和儿童等等……然而，谷歌、亚马逊、苹果、星巴克等这些跨国大公司缴纳的税额越少，也就意味着，欧盟国家投资于公共服务的资金就会越少。
欧盟受够了！
2018年7月12日，反避税指令（ATAD）在欧盟议会获得通过。该指令同时规定，欧盟成员国必须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将指令内容纳入国内法，退出税的执行时限延长至2019年12月31日。
最初，英国并不是欧盟避税指令的靶子。然而，欧盟的福利国家很多，避税的传统没有英国强，英国地方土豪对远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体系的影响力又弱，使得近年来，欧盟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周边避税辖区得以步步紧逼——将ATAD纳入欧盟成员国国内法体系，由成员国政府自行征税的做法，无疑加重了对英国土豪们转移利润的阻吓。
“硬脱欧”的由来
2012年，当反避税动议首次被摆到欧盟委员会的桌子上时，英国国内的脱欧声浪就“莫名其妙地”开始泛起。各种原本不相干的政治人物、机构、媒体开始聚拢在一起，鼓噪“脱欧”的重要性；而那些下议院的议员们，就成了他们“最有力的传声筒”。
2013年，首相卡梅伦曾亲自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希望离岸信托不受欧盟反避税条款的打击。然而，英国政客们的努力，并没有能阻挡欧盟反避税车轮的滚滚向前。
2016年1月20日，当欧盟委员会正式递交动议，要将ATAD纳入其反避税的一揽子计划时，英国国内支持脱欧的民意也还只有36%，尚有18%的民众还未做出决定。这也令英国国内的“脱欧派”越发对下议院的这些“传声筒”们心生不满；伴随着ATAD红线时间点的临近，英国国内的“硬脱欧”开始迅速崛起。
这难道仅仅是巧合？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怀揣着大英帝国旧时荣光”的英国保守势力，一直有支持“脱欧”的传统；其代表性人物就是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过去，她曾经每年都要向布鲁塞尔抱怨，英国对欧共体的贡献大于收获，不合理，要求补偿；对日益由德国主导的经济、政治加速一体化目标也更加抵触。
1988年，撒切尔夫人甚至公开宣称，集权式的欧洲共同体，对英国将意味着“噩梦”。1990年10月30日，撒切尔在议会下院对欧洲一体化呼声，直接做出回应：“No，no，no”；两天后，她内阁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外相杰弗里·豪（Jeffery Howe）辞职。
然而，这次力主脱欧的幕后推手，却没有那么多的历史情结，更多的则是土豪们的身家财产。
有过两次公投胜利经验的前首相卡梅伦，当初应该没有想到，看似是“脱欧”的民意，背后其实是一大批英国土豪们的生死利害。他自以为可以用一场公投来平息这些人的鼓噪，最终却让自己掉进了后者事先挖好的陷阱，被迫辞职下台。
卡梅伦的继任者特雷莎梅，显然也不属于“土豪代言人”。当她为了能在脱欧进程中，保护英国利益而努力时，自己却没能意识到，一次次议会闯关失败，消耗的却是英国脱欧的时限，反而把“脱欧派”逼到了墙角，不得不做殊死一搏——他们喊出了“No Deal！”/“立即脱！”
道理很简单，反避税指令（ATAD）将在2020年1月1日正式生效。如果有过渡期，那届时英国还是欧盟的一部分，必须采纳和欧盟一样的法规，届时，他们投入巨大、耗费大量时间的“财产自救行动”就会宣告失败。
“硬脱欧”背后的土豪们
那么，谁会是“土豪代言人”？
至少应该有法拉奇和雅各布·里斯·莫格——不知道莫格谁是？就是这位公开在下议院躺着听对方的辩论的政客。
当时，工党和其他党派议员指责他在下议院的举动，是对民主的公开羞辱。但是，莫格确实很得意，因为脱欧重回轨道，也因为他本人就是“脱欧”的受益人——在《卫报》、Channel 4 News等左派媒体披露的一份“离岸富豪”名单中，里斯·莫格和他的投资合伙人在列。
里斯·莫格的财务状况很复杂而且涉及公共记录。他通过一家名为Saliston的公司，持有萨默塞特资本管理公司（Somerset Capital Management）的股份，后者通过设在“避税天堂”开曼群岛和新加坡的子公司进行管理。而根据《金融时报》上周的报道，里斯·莫格已决定出售手中，价值大约一亿英镑的股权。
其实，国会议员捍卫“离岸避税天堂”无可厚非。但是，莫格不仅拥有巨额财富，还以个人利益推动硬脱欧，却忽视了普通百姓的关切和国家的利益，就会显得“伪善”、不“光明磊落”。
相比之下，“脱欧党”主席法拉奇的利益链则是公开的。
Channel 4 News曾披露，就在英国脱欧公投后的第二年，英国保险业大亨班克斯（Arron Banks）就慷慨地资助了法拉奇，不仅提供了位于切尔西带家具的房屋（每月租金1.3万英镑）、豪车和驾驶员，还有一笔用于竞选的资金。
此前，班克斯曾向法拉奇和他的脱欧竞选活动，捐款850万英镑。也正因为这笔捐款，去年11月，英国选举委员会将班克斯移交了国家反犯罪局，对其涉嫌的犯罪行为展开调查。
法拉奇还有一位重要的亿万富豪朋友，对冲基金大亨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他同时还是特朗普2016年竞选的捐助者。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一家著名的数据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这家公司被指利用社交媒体脸书约5000万人的用户数据，影响英国2016年脱欧公投。
《Business Insider》曾在2017年披露，约有1670万到2400万英镑的“脱欧运动”资助款，来自以下十位英国富豪：
其中，亿万富豪罗伯特·埃德米斯顿是脱欧运动的重要资助者，曾分别投入数十万英镑，资助了英国国内的三个脱欧团体。媒体披露，埃德米斯顿的财富和位于“避税天堂”马耳他的两家航空公司有关联。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每日邮报》和他的拥有者Rothermere勋爵最具代表性。不仅是勋爵本人，《每日邮报》本身也曾是英国的“亲欧派”媒体。2016年公投时，它的子报《星期日邮报》甚至鼓励自己的读者“站出来，反对脱欧”。
然而，随着ATAD最后期限的临近，报纸突然撤换了总编辑Geordie Greig，新任总编辑Ted Verity一改前任的风格，成为了“硬脱欧”的啦啦队。更有意思的是当Geordie Greig在2018年重新接任《每日镜报》总编辑时，他也没有带来亲欧的立场——到底谁变了？一目了然。
根据英国法律，《每日镜报》的老板Rothermere勋爵属于“Non-Dom”身份，也就是“非英国居籍”，所以，他可以享有很多税法上的豁免——在英国赚钱，却不用在英国缴纳税金。然而，一旦ATAD被英国纳入国内法体系，他在英国本土的资产和生意，就将失去这一豁免权，同时对于他打理旗下资产也会带来不小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