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浚鑫 , 陈可扬
新加坡政治领导换班课题，上个月底在新财年政府财政政策辩论中再次被放到聚光灯下，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议员迪舒沙呼吁第四代领导团队尽快选出下一任领军人物。他也引述了萨稀贾古玛博士的新书《人民行动党历史——1985年至2021年》（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1985-2021），来凸显领导更新的重要。
新加坡两位总理吴作栋和李显龙都在“群英会”上获同侪推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领导更替过程是否就如此直截了当，背后有没有大家所不知道的细节？
本报梳理出《人民行动党历史》一书中，有关新加坡历史上两次政治领导交替的资料，了解交棒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现任总理李显龙（中）1984年踏入政坛，并在原德义区获得超过八成的选票。（档案照片）
1984年全国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率大跌12.9个百分点。正是这样的选举结果，让建国总理李光耀确信，选定接班人的工作刻不容缓。选举结束到新内阁公布之间的一周左右，就是决定新加坡第二代领导人的关键一周。
从大选投票日到新内阁12月31日正式宣布，仅九天。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2012年接受《人民行动党历史》作者萨稀贾古玛（Shashi Jayakumar）博士访问时说，当时一些人，包括资深党员认为，有必要检讨行动党为何流失选票，应推迟将领导棒子交给新领导人。
但李光耀认为，基层情况在改变，当时的副总理吴庆瑞已退下，行动党的自我更新更是势在必行。他催促第二代领导班子要赶紧选出领军人，并表示不论他们选择谁，他都会接受。
除了观察年轻领导人担任部长和其他职务期间的表现，李光耀在1970年代后期也常与他们共进午餐，例如行动党两位组织秘书吴作栋和林子安、较少参与党事务的陈庆炎博士，偶尔也包括丹那巴南。
李光耀也很有兴趣知道年轻部长对彼此的看法。吴作栋回忆说，李光耀会要求年轻部长在纸上写下其他部长在他们心目中的排位。
尽管李光耀属意的人选是陈庆炎，但他坚信不能自己指定接班人。因此，李光耀决定在1984年底，让年轻部长自己选出同侪之首，他不会加以干涉。根据陈庆炎的记忆，年轻部长们在行动党总部讨论了大约10天没有结论。
12月30日，年轻部长们到陈庆炎家中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谁出任第一副总理，也就是新团队的领军人。
那天会议，吴作栋因出席另一个会议而迟到。会议开始不久，陈庆炎就自愿退出，等吴作栋赶到时，大家已经选定他为领军人，他也答应担起重任。
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群英会”。吴作栋在12月31日告诉李光耀，年轻部长一致推举他出任第一副总理。
有趣的是，根据萨稀发掘的其他文件，吴作栋在“群英会”前一天就提呈给李光耀一份内阁名单，注明由他出任第一副总理。至于为什么这样，萨稀在《人民行动党历史》中说，在陈庆炎家中举行会议之前可能已经有了结论，开会只是为了最后的盖章。所以，群英会上被选为接班人，吴作栋当时应该不感到意外。
吴作栋与部分党中委 制定程序提名及确认接班人
新加坡第二次政治领导交替，当时的总理吴作栋很早就明确表示，副总理李显龙是他与内阁同事明确选择的下任总理。
尽管如此，吴作栋在与一些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商议后，还是制定了一套程序来提名和确认接班人。
部长和议员为此分别召开三次会议，先是部长在2004年5月22日，由前副总理黄根成召集吃午餐，大约10名部长在会上做了一致的决定。同月28日，他们将人选提呈给行动党议员小组（caucus）。这时，议员也受邀提名其他人。毫无意外，没有出现其他名字，议员一致支持选择李显龙为接班人。最后则由党中委会确定这项安排。
吴作栋希望这个程序成为传统，因为接班人选虽然在2004年很明确，但未来的接班计划或许不会那么直接。
新加坡第二任和第三任总理就是这么诞生的，下来的第四代领军人是谁、会以什么方式推选出来，相信下来几个月就有分晓。
第四代领导班子不会有像李光耀各方面远远高于其他内阁成员的政治强人，而是需要整个班子通力合作，共同管理。人民行动党也清楚，在关键决策与政策制定上，必须确保这个做法不会拖慢决策速度。
萨稀贾古玛博士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强调，强人政治已行不通，领军人虽仍会掌握总理的所有权力，但会更偏向合议制，团队的协商与决策风格都会受这种方式的影响。
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议员迪舒沙上个月底参与新财年政府财政政策辩论时曾发表看法，认为第四代领导团队的“同侪之首”不必是最聪明的人，但必须是最能够动员和凝聚团队的一位。
萨稀在《人民行动党历史》一书中提出，自我更新是行动党的核心DNA，但在更新过程中存在不小的挑战。1993年至2001年担任党第一组织秘书的李文献医生接受萨稀访问时透露，上世纪90年代，他找的每10个人中，只有两三个人会同意接受正式的候选人面试程序，命中率并不很高。
进入90年代，说服能人从政也不见得简单。萨稀说：“事实上，与我交谈过的每个人，以及我收集到的证据显示，基于各种原因，这项工作变得愈加困难。”
其中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候选人不论是个人特点、怪毛病或过去做过的事情，都可能被挖出来，公开被批评得体无完肤。
社交媒体的出现，也意味着网民可以挑剔候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家庭、事业、学历等。萨稀说，有些候选人可能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很多时候，当这些批评开始变得不公平、甚至充满恶意时，也牵连候选人的家人。
即使候选人选择不回应所有的批评，对他们的精力仍是巨大消耗，被人肉搜索也令人沮丧。一名退休部长就告诉萨稀，如果必须在这个时代经历这些，他不确定自己还会从政。
1992年集体辞职制造补选 今日若仿效败选风险高
数码通信所提供的便利，也意味着议员须时时刻刻与选民建立情感联系。萨稀说，年轻一代不希望只是在议员接见选民活动上看到议员写信，议员几乎24小时都必须表现出关心选民、随传随到，这也很耗心力。
萨稀认为，如果在今天要仿效1992年补选时，那种议员集体辞职以引进新人的做法，行动党败选的风险很高。
1992年，马林百列集选区议员、总理吴作栋在自家地盘点燃补选战火，让反对党人惹耶勒南有机会参选，执政党也借这个机会引进具部长潜质的候选人，现任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便是当年出道的新人。
萨稀说，那场补选竞选期间，行动党曾提出吴作栋败选的可能，但在当时那个可能性很低。今时今日，不论个别候选人多么优秀，他们都必须让人感觉真诚、可亲，尤其是部长，必须面面俱到。
然而，要继续引进新血并非不可能。萨稀说，人民行动党很明显地正在扩大范围，深入到民间团体和各种志趣领域寻找有潜质的新人，即使是一些传统上他们有所顾忌的地方。因此萨稀相信，新加坡的政坛上几乎肯定会越来越少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技术官僚，即使有一些，也不会是同时引进一大批。
曾访问李光耀及王邦文 取得历史见证人第一手资料
王邦文是至今唯一健在的人民行动党第一代阁员，1988年退出政坛，一直不愿意接受正式访问。（档案照片）
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验证不同记述或了解亲历者对事件的看法，萨稀贾古玛博士在撰写《人民行动党历史》的过程中，走访了超过50名历史见证者，其中包括授意撰写此书的建国总理李光耀，以及现今唯一健在的行动党第一代阁员王邦文。
根据记录，萨稀与李光耀的访问在2011年12月28日进行，李光耀是全书第一位受访者；退出政坛后就鲜少接受访问的王邦文，则是在2020年1月8日与萨稀会面，此时书籍的写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萨稀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他很庆幸有机会访问李光耀与王邦文。他也提到：“李先生接受我的访问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萨稀透露，2011年与李光耀讨论写这部书的工程时，曾经提出在翻阅文献之前应该先与还健在的亲历者交谈。“李先生马上说，王邦文，你必须和王邦文谈谈。”
他指出，事实上王邦文是李光耀唯一提到的人，显示李光耀对访问王邦文一事的重视。
书中提及王邦文的章节，围绕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行动党的更新、当时仍是新加坡武装部队军官的李显龙踏入政坛的时机，以及王邦文对拟议中民选总统制度可能削弱未来总理权力与地位的担忧。
萨稀在写作过程中，获准阅读行动党的部分档案，其中包括李显龙踏入政坛前接受行动党中委面试的文件。文件显示，时任行动党秘书长的李光耀回避了儿子的面试。“我能参考这些文件，但亲历者的个人记忆也很重要，如果还有机会，与他们交谈是有必要的。”
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王邦文曾经在一场选区活动中针对“政治王朝”发表过反对意见，指出政治领导人的世袭任命不能解决政治继承问题，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任命的领导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尊重。
萨稀访问王邦文后发现，对方其实不是反对李显龙从政，而是想要反映民间的看法，因为当时有不少受华文教育的行动党基层认为，虽然李显龙是高素质的人选，但人们无可避免地会提及他是建国总理的儿子。因此，王邦文建议让李显龙先加入民事服务或者私人领域，让更多人了解其能力。
萨稀认为，有必要交代王邦文的观点让读者判断，因此甚为高兴王邦文最终决定接受访问。但没能访问另一位建国元老杜进才博士，则令他最为遗憾。
“杜博士为行动党奉献了一生，但我听一些退休议员说，他晚年非常孤独，因为行动党早期没有照顾退休部长和议员的完善制度。”
据萨稀了解，《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秘辛》的作者曾经尝试联系一些行动党退休议员，但对方会直接挂掉电话。
他希望能有更多机会与前议员交流，这些年来他与更多议员熟稔之后，总会敦促对方撰写回忆录。“多数人不愿意动笔，但我希望他们会那么做。”
邝摄治引述《左传》 谏言吴作栋宽猛治国
时任甘榜菜市区议员邝摄治在1979年补选的行动党群众大会上站台助选。（档案照片）
1991年全国大选，刚出任总理的吴作栋未能如愿获得选民强力委托，行动党甚至丢失四个单选区议席，令很多人把这看成两党制的开始。多名人民行动党党员在选后致函吴作栋，就吴作栋的治理风格谏言，老将邝摄治还引述《左传》，认为治国应宽猛并济。
吴作栋刚担任总理时，原本想施展更宽容、更温和的作风。行动党在1991年大选失利后，吴作栋将这视为对他和他的政策的否定，萨稀贾古玛博士认为，这可能是误判。
萨稀撰写《人民行动党历史》一书时，有机会翻阅行动党档案。他说：“行动党档案中有大量写给吴作栋的信件和字条，它们不属于选后检讨报告，是个别议员说出对选举的看法。1991年大选后的档案特别厚。”
好几封信的内容超出选情分析，鼓励吴作栋坚持到底。其中一封信格外引起萨稀注意，信的作者与吴作栋有一段渊源，在吴作栋1976年首次到马林百列参选时，从自己的支部捐出2000元，还派了住在马林百列的几名党工帮忙吴作栋的邝摄治，他曾代表行动党披甲上阵六次。
邝摄治1988年已卸下议员工作，他在信中直抒胸臆，并附上《左传·昭公二十年》中的一段话，劝请吴作栋以宽猛并济的方式治国。
有意思的是，李光耀也在1991年大选后致函吴作栋，强调了受华文教育议员的反馈。这些议员认为，如果受华文教育者对政府不存有一点敬畏，可能会带来麻烦。李光耀写道：“这又回到了谁会为你收拾的问题上。”
吴作栋的回复是：“我必须自己扛起责任收拾，默默地，像苏哈多一样。”
苏哈多是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李光耀曾在1990年行动党干部大会上说：“苏卡诺是伟大的演说家，苏哈多不是。但正是苏哈多带领印尼走向成功的。吴作栋能成为一个苏哈多。”
萨稀看来，宽猛并济的观念，对吴作栋的治理方式有所影响，尤其是他在1992年的补选中获得72.9％的高票支持之后。
1984年大选受重挫 反加快更新速度
人民行动党在1984年大选遭受打击，除了无法赢回在1981年补选中失去的安顺议席，还丢掉了波东巴西的席位，全国得票率更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是1963年以来最差的表现。
不过，行动党非但没有拖延第二代团队接班的步伐，反而还加快了更新的速度。萨稀贾古玛指出，行动党领导层当时的用意，是想要尽早知道未来领导团队能否胜任带领党继续前进的使命。
他强调，更新是有必要的，而且已经深深地烙在行动党的基因内，因此无论1984年、2011年还是2020年选举结果带来的挫折或震动，都不会让行动党更新的步伐停下来。
萨稀受访时说，1984年的行动党或许有人会认为，应该重新考虑国会中有两名反对党议员之后的情况，但也有包括建国总理李光耀在内的党内高层认为，1984年是“换代”的大选，标志着时代的改变，行动党更应该行动起来。
另外，时任副总理的吴庆瑞博士已经准备要退出政坛，须要让吴作栋、陈庆炎博士等下一代人选走到台前。“党的想法很可能就是要检验这些人在政治浪潮中是沉是浮，如果他们无法胜任，最好能够早点知道。”
萨稀进一步指出，1984年除了高层领袖、部长和其他有政治职务者、后座议员乃至行动党的活跃分子都启动换代计划，是全党全方位的更新。
“很多人退出政坛，让新人登场，当中也有更多技术官僚。”
不过萨稀也强调，第二代领导团队中许多重要成员虽然有着公共服务背景，但他们也有丰富的私人领域经验。这包括曾经在海皇轮船任职的吴作栋、在经济发展局和新加坡发展银行（星展银行前身）工作过的丹那巴南、私人执业的建筑师王鼎昌，以及在银行业的陈庆炎。
他认为，这些人先后在公共服务和私人企业的经验，有利于接下来制定的政策，尤其是带来了一定的市场导向。“这是因为熟悉市场和市场现实以及世界发展趋势的人们，走到了政策制定的前排。”
刘程强一首潮州歌谣 暴露执政党最弱环节
1991年代表工人党的刘程强在胜选演说借用行动党竞选纲领标题，说他自己当选是“新的起点”。（档案照）
反对党是执政党的对立面，分析人民行动党得失也要审视政治对手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党一些受选民欢迎的做法或主张，正是执政党最弱的环节。
萨稀贾古玛在《人民行动党历史》中举例，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在大选群众大会上改编潮州歌谣《天顶一只鹅》，就让很多人不禁叫绝。
刘程强当时把歌谣头两句：“天顶一只鹅，阿弟有某阿兄无”，改成“天顶一只鹅，政府有钱人民无”，道出一些老百姓觉得国富民贫的心理，讽刺政府不明白民众心声。
刘程强在1991年当选后港区议员，而萨稀认为，刘的政治洗礼早在1988年就已经发生。
新加坡从1988年开始采用集选区制度，让选民投选一个包括少数族群候选人的团队。刘程强首次披甲上阵是在中峇鲁集选区。那一年大选的主要课题是民选总统制提案，执政党和反对党在竞选期间多次交锋后，以华、英、巫三语举行电视辩论，刘程强在华语辩论中的表现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萨稀受访时说，刘程强清楚知道政治人物必须做好功课，1991年他决定竞逐后港区议席显然是他精准地看到自己的潮州话演讲能力在那区可派上用场，而这正好是为行动党守土的陈原生不足之处。
萨稀也说，刘程强为选区服务数十年，在不使用技术官僚所用的英语情况下，以自己的表达方式在国会中提出了不少观点。
“他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的声望丝毫不受影响，还可以说得到提升，甚至是赢得行动党的尊重。很少有反对党人做到这一点。”
萨稀坦言，没有反对党领导愿意接受他的采访，但他拒绝透露这些人是谁。
他在书中也说，新加坡民主党现任秘书长徐顺全博士是最出名的反对党领袖之一，但是他不曾拿下任何国会席位，萨稀笑称，这也是“一项成就”。
萨稀说，不同时代的新加坡人会对徐顺全有不同的看法。徐顺全曾在美国威廉姆斯学院嘲讽广获支持的吴作栋，引来许多反对声浪，但现在人们还是愿意聆听民主党的替代政策。
徐顺全一些举动令萨稀费解。2001年徐顺全出征裕廊集选区，当时的总理吴作栋有一次到选区为候选人拉票，碰到徐顺全也在拉票，徐不断要吴作栋说明“政府借给印度尼西亚苏哈多政府的170亿元，到底去了哪里”，甚至找来扬声器讨说法。
萨稀在书中说，一些评论员认为徐顺全或许希望玩“烈士政治”，但他认为这恐怕是误判，因为新加坡选民没有打算接受烈士政治。
现在的徐顺全虽然不能说是新加坡政坛上的一股重要力量，但萨稀认为，他仍是新加坡政坛上的活跃分子。
1981年安顺补选失利 五年轻议员“举手”被李光耀责备
1981年10月31日举行的安顺区补选对新加坡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它虽然在时间点上超出萨稀贾古玛博士《人民行动党历史》一书的涵盖范围，但他在研究过程中会留意相关资料，并认为一些结论有写进书内的必要。
惹耶勒南（左）补选胜出后拥抱当时年仅17岁的次子菲立（中）。右为工人党当时的主席黄汉照。（档案照片）
在讨论上世纪90年代设立社区发展理事会的章节中，萨稀回顾了行动党1981年11月17日在国会大厦召开的党团会议。那次会议讨论了是否将安顺区的基层组织，如居民委员会和民众联络所，根据昆斯伯里规则（Queensberry rules）的公平竞争行为交给当选的反对党议员惹耶勒南。
萨稀指出，行动党在安顺区补选失利后，原本有好几位行动党议员认为应该让惹耶勒南担任基层组织顾问，但到了党团会议时，只有五名年轻议员认为应该这么做。建国总理李光耀在会议上责备了这五名议员，并说他们犯了政治幼稚的错误。
萨稀受访时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党团会议，不过当时的记录似乎已经遗失，但他能够从访问和其他记述中拼凑当时情况。这包括，行动党中委已在党团会议前决定不要移交基层组织，但还是让议员举手，了解年轻一代议员的看法。
他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大概知道谁举了手。但我向他们询问时，没有人承认。后来与这些前议员多次会面之后，大家比较熟络了，他们才透露自己当年可能举了手，或者问我有没有人说他举了手……久而久之你就能拼凑出实情。”
吴作栋（面对镜头右一）是安顺补选行动党的操盘手，萨稀贾古玛认为这场选举失利产生了巨大影响。（档案照）
萨稀也说，虽然他的书中没有谈到安顺区补选对于选前被任命为行动党补选操盘手的吴作栋产生什么影响，但研究结果显示，李光耀更感兴趣的似乎是补选失利有没有击垮吴作栋，而非输掉安顺议席。
书本简介
《人民行动党历史——1985年至2021年》一书，是建国总理李光耀在2011年全国大选后，授意萨稀贾古玛所写。
现为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卓越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的萨稀贾古玛博士（图，48岁），当时还在公共部门服务。
他说，李光耀担心年轻人对新加坡的独特之处和生存之道缺乏认识，因此希望有一本适合这个群体阅读的学术书籍。可惜此书耗时10年才完成，李光耀在世时无法见证它的出版。
这本学术着作由国大出版社出版。书中没有着墨行动党的早期历史，而是以1984年12月的全国大选为叙事起点，讲述该党近35年的执政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