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居民的实际中位数收入过去20年增长65％，虽避开了其他发达国家所面对的收入停滞问题，但如今的挑战是确保较低阶层不会落后太远，因此须进一步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和重新认可蓝领员工。
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昨早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年度旗舰活动——新加坡透视论坛上，谈及我国在后冠病时代的目标。论坛今年通过视讯方式进行。
尚达曼说，我国收入最低的20％员工，实际收入过去10年虽增长四成，但仅弥补了前10年的收入停滞。这是由于本世纪首10年出现两次经济衰退，而经济不景时，低收入者总是首当其冲。
他因此认为，应充分善用国人在疫情中展现的团结精神，为低收入员工做更多。他强调，要提升他们的收入，须采取综合方案，这涵盖渐进式薪金模式、就业入息补助，以及能为各阶层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战略。
针对最低工资制和渐进式薪金模式之辩，尚达曼指出两者在理念上没有不同，只是具体设计和应用方面存在差异。“尽管多数经济学者不再认定最低工资会导致失业……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最低工资不会导致失业。”
因此，关键在于了解最弱势、最欠缺技能群体的实际情况，确保制度能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前景，而不是导致失业或工时缩短。
尚达曼指出，越来越多高技能员工在全球范围争取商业和就业机会，低技能员工却停留在与亚洲大量低薪劳动力的竞争。
“如果纯粹按劳动力成本套利来决定哪些工作岗位设在新加坡，企业会将区域中心和管理、营销、研发职能设在我国，并将技术水平最低的工作外包给亚洲其他地区。”
技能阶梯上下端工作都须确保留在本地
但新加坡经济政策要制止的正是这点，我国必须确保无论是技能阶梯上端或下端的工作都留在本地。新加坡须让企业了解，同时把高技能和中低技能工作岗位设在本地的好处。
例如，我国商业生态系统完善，能提供一流物流方案及持续提升员工技能。随着更多领先公司设在本地，劳动队伍素质也会提升。
尚达曼昨天也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中，不少滋事分子属中产阶级，强调维持社会流动的重要。“在许多先进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提高……当人们长时间卡在同个地方，他们会因高不成低不就感到焦虑。”
他重申，我国须有“电动扶梯”，既带动所有人向上，也允许人们在电动扶梯上交换位子，提高社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