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指出，这是政府首次广泛地对各女性相关议题展开检讨并提呈白皮书，希望从教育、司法与社会既定观念等各层面深入探讨为女性争取平等，范围也涵盖防止职场歧视和家庭暴力等。
黄伟曼 报道
ngwaimun@sph.com.sg
大学生偷拍等近来一连串涉及女性安全的事件，反映社会要真正贯彻两性平等，除修法加重犯罪者刑罚外，还需要观念上的根本改变。
我国政府下来将全面检讨与女性相关的课题，发起一系列咨询活动，以了解本地女性面对的挑战，推进社会上两性平等观念。这一系列“女性发展对话”将从下个月正式启动，由非政府组织推行。他们收集到的反馈将由政府整理成白皮书，明年上半年提呈给国会。
为给予女性足够保障和反映时代精神，我国《妇女宪章》几经修订，过去五年防止骚扰法令和《刑事法典》的修订也加强了对弱势女性的保护。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指出，这是政府首次广泛地对各女性相关议题展开检讨并提呈白皮书，希望从教育、司法与社会既定观念等各层面深入探讨为女性争取平等，范围也涵盖防止职场歧视和家庭暴力等。
检讨主要考虑到近期接连发生大学生偷拍事件和今年初牙科生向前女友施暴的案件，探讨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尚穆根昨早在一场对话会上透过视讯进一步指出，性暴力、偷窥与偷拍不应只被视为犯罪，或是“年轻人一时糊涂做的傻事”，这些行为深深冒犯了基本价值观。
他说：“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在成长中都必须了解到这么做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这也意味着在这类案件中，一般求情因素不应发挥那么大的效应。尚穆根指出，保障女性权益应该是基本立场，而不是一开始先接受不公平待遇，再来改善情况，这种观念必须从小贯彻。
同样地，在职场的差别待遇也不应被接受。尚穆根认为，要取得真正平等，必须考虑不同政策的具体成效以及女性面对的现实处境与独特挑战。
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全球162个国家中，我国去年在性别平等方面排名第11。尚穆根昨天也列举本地女性在学业和职场上的成绩与进步，但他同时指出，讨论性别平等不应只关注特定领域的指标和表现。
他认为，女性面对的文化、社会和结构性障碍都必须去除。“性别平等的概念必须深刻烙印在每一名国人的共同意识当中。”
孙雪玲等三人将领导检讨工作
检讨工作将由三名女性政治职务者领导，包括教育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孙雪玲、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刘燕玲，以及卫生部政务次长拉哈尤·玛赞。
参与领导公共咨询的有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和全国职工总会妇女委员会等女性组织。
拉哈尤在对话会后总结说，冠病疫情阻断措施期间，家庭暴力案件增加也将是检讨的重点之一。此外，疫情让社会开始关注许多女性长期以来面对的问题，同时也让大家有机会看到为女性提供灵活工作和居家办公选择的可能。
“我们不希望疫情结束后一切又回到原点，因此必须去了解什么安排对改善女性职场待遇有益。”
对话会有近60人参与，包括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学生领袖，除了女性，也有男性代表。下来数月还将举行10场至12场对话会。
同时领导抗家暴跨部门工作小组的孙雪玲指出，针对如何加强给予家暴受害人的援助，政府下个月将有进一步宣布。她目前也在研究《妇女宪章》是否须修订，以及如何改善学校性教育课程。
孙雪玲：衡量女性“无偿工作”贡献 政府尽可能采纳全职妈妈与主妇意见
承担无偿照护工作，以及须为家庭牺牲职场升迁机会的女性，下来将是一系列“女性发展对话”关注的对象。政府检讨工作尽可能采纳全职妈妈与家庭主妇的意见，探讨如何重新衡量与肯定这些妇女对社会的贡献。
教育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孙雪玲昨天在首场对话会上指出，职场上男女工资差距与待遇，甚至是职场之外女性所获得的福利与支持，都将涵盖在此次检讨范围内。
育有两个女儿的孙雪玲，从政之前曾在银行与金融业工作。她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长时间在私企，让我认识到女性的工资与男性仍有差距，工作范围有时也受限。例如，放产假的时候，女职员原本经营的客户关系转由同事代劳，她们重返职场后，或许会发现无法跟上步伐，甚至得重新开始。有了孩子，如果没有灵活工作制，女性也经常面对两难。”
对话会以视讯进行，60名参与者除了有大学学生领袖、教育工作者，也包括多个妇女组织代表。
前官委议员、全国职工总会妇女委员会主席丹娜乐芝米（K Thanaletchimi）是对话协调员之一。她说，作为政府在这项检讨工作中的重要伙伴，职总将专注收集职场女性与雇主的反馈。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地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62%。丹娜乐芝米指出，相较10年前情况已改善，但这与北欧国家超过七八成女性参与劳动的概率还有距离。
据她观察，本地一些年轻女性在30岁至35岁左右因结婚或怀孕而离开工作岗位，重返职场也面对挑战，职场仍不够亲家庭的问题必须获得正视。
如何衡量女性在家中的“无偿工作”也是对话会聚焦的课题之一。有与会者指出，正因女性须承担家务等许多无偿的家庭责任，她们的职业发展选择也受限。
新加坡回教妇女协会会长、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理事拉哈尤·莫哈默（Rahayu Mohamad）说：“对于那些选择放弃事业的女性，我们也应想方设法给予她们支持，探讨如何以实质回报肯定她们的贡献。”
专家：应探讨冠病疫情对男女就业者不同冲击
AWARE执行董事林淑美回复本报询问时说，社会普遍上认为女性应担任家中主要看护者任务的观念，应该是政府收集反馈时重点探讨的课题之一。“亚太区地区女性在看护工作和家务方面所花的时间，比男性多4.1倍。这对女性在职场的发展及能否从事领导角色，以及她们的财务状况、身心健康等方面都有显著影响。这些往往由女性单方面承担的任务，相信也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加剧。”
林淑美指出，除了看护者和职场妈妈，政府探讨如何进一步争取性别平等时，也须关注边缘化群体中的女性，包括外籍配偶、少数种族和宗教社群的女性、体障者、女佣，以及性工作者等。
她认为，政府也应探讨冠病疫情对男女就业者的不同冲击，毕竟这次受疫情严重影响的领域，不少是女性人数相当多的行业，如医疗、餐饮及酒店业等。
此外，对于学府和家庭中的性别平等和性方面的教育，林淑美认为仍有不足。“我们相信教导有关征求同意、建立健康关系，及解除传统性别角色约束等内容的课程，是从源头开始避免女性遭受暴力，并获得公平分配照护任务的最佳方式。”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认为，要人们从根本上认同两性平等，应从小开始教育。“每个孩童都应在一个将性别平等视为常态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这包括家庭、学府、媒体及社会等。成人除了教导这些价值观，也应身体力行。孩童在这样的环境下，才会真正将性别平等理念内化，并将这些价值观视为社会生活中自然不过的事。”
他指出，学府除了应把性别平等理念纳入课程，也应给予男女学生平等机会担任领导角色。“教导性别平等不单是灌输正确的思维，也包括让学生看见并体验到性别平等理念落实在现实生活中。”
长时间在私企让我认识到女性的工资与男性仍有差距，工作范围有时也受限。例如放产假时，女职员原本经营的客户关系转由同事代劳，她们重返职场后或许会发现无法跟上步伐，甚至得重新开始。有了孩子，如果没有灵活工作制，女性也经常面对两难。
——教育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孙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