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访问的新加坡律政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唐振辉指出，新加坡同中国可合作建设聚焦亚洲的仲裁制度，用契合亚洲市场和亚洲投资者需求的方式，解决各种商事争端。
唐振辉昨天在上海国际仲裁中心（SHIAC）和上海仲裁委员会（SHAC）参观访问，了解中国仲裁机构的业务发展和仲裁实践，探讨新中在相关领域的合作。
他在参访后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新加坡可以利用在仲裁领域的专业知识，同中国合作建设一个“更加以亚洲为聚焦”的仲裁制度，通过对亚洲市场、亚洲投资者和亚洲式纠纷解决方式的了解，更好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服务。
他举例，用较和谐的调解来解决商事纠纷，就是一种非常亚洲化的做法，它能在解决争端的同时，让纠纷双方维持关系，让项目得以继续推进。
唐振辉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很多，传统上西方在处理争端时会采取较强硬做法，不会事先进行讨论、谈判。但越来越多客户，特别是亚洲客户则倾向先进行谈判，这让调解在商事争端的解决中发挥更大作用。
他指出，新加坡目前正积极推动用调解解决争端，也希望能在这方面与中国加强合作。
唐振辉也相信，新中两国能在仲裁领域交流信息、相互学习。此次参观上海的仲裁机构，他特别向对方了解资讯科技的使用，希望新加坡仲裁机构能参照好的做法，以提升效率。
上海仲裁委员会在介绍机构业务时，特别提到信息化建设的工作，例如通过网上立案提升效率；以网站、微信公众号和手机app向市场主体介绍业务；以及设立仲裁办案系统，有效记录办案数量、流程、绩效等。
唐振辉昨天结束访问上海续程北京。他将在北京会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高燕，讨论如何加强新中商事争议解决机构的合作，并在“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上发表演讲。
新加坡律政部多项计划助本地律师进军中国
随着与中国相关的法律服务需求料不断增加，律政部正设法通过一些计划，让本地拥有更多具备足够条件打入中国市场的新加坡律师。
律政部副常任秘书韩国元昨天（1月22日）电邮答复《联合早报》的询问时说，本地目前已有律师事务所为投资中国的公司，以及打算国际化的中国公司提供服务，这包括为了服务东南亚市场而在本地设立据点的中国公司。
韩国元说，像立杰律师事务所和王律师事务所，就已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他目前正随同律政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唐振辉访问中国。
鉴于涉及中国的法律业务会增加，律政部去年与新加坡律师公会和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携手推出有助本地律师进军海外的“法律服务全球拓展计划”（Lawyers Go Global），出访了北京、广州和香港。
韩国元透露，律师公会会长维贾延德兰带领的32人律师考察团，本周也在北京，将出席明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
去年，陕西六个大型律师事务所的24名律师也到我国交流一个月，“这类交流和实习计划有助双方促进了解和建立关系。”
根据律政部，新中首次联办的上述高级别法律会议，反应热烈，共吸引超过350名新中的政府官员，以及法律、工商和企业界人士参加。
论坛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新中商事法律合作的新机遇，双方机构如何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争议解决方式，帮助企业更高效地化解纠纷，从而促进国际贸易投资等经济合作。论坛会在律政部网站直播。
擅长仲裁事务的Duane Morris & Selvam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伟康律师（43岁）说，论坛显示新加坡政府在努力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最终新加坡律师将从更多的商机中受益。”
他说，论坛也标志着中方对新加坡律师所提供的高质量法律服务充满信心，这包括仲裁和调解等解决争议的法律服务。
“对希望承办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新加坡律师来说，论坛无疑提供他们良好的途径，让他们有机会了解中国市场，并认识不同的中国企业。”
Eversheds Harry Elias律师事务所顾问许廷芳律师（64岁）从事仲裁和调解事务近20年，近年来承办的个案有不少来自中国。
他说，新加坡有双语方面的优势，司法结构赢得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肯定和信心，一旦有商务纠纷，企业愿意到我国进行仲裁或调解。
他指出，明天办的论坛有显著意义，将开拓新加坡律师的仲裁机会。而通晓中英文的新加坡律师，只要加强华语的沟通能力，就能通过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处理仲裁事务。
我国致力推动调解处理纠纷
除了仲裁，我国也致力推动调解来解决纠纷。许廷芳律师说，调解是省时省力解决纠纷的有效方法。去年新加坡在联合国成功推动“新加坡调解公约”，料今年8月开始与缔约国签署。
“新加坡公约一旦生效，将十分有效，对处理跨境纠纷的新加坡律师尤其有用。”
去年10月，他成功为两个印度尼西亚企业调解涉及两亿元的纠纷，“各造各付了一万元，纠纷一天内就解决。如果打官司，律师费可动辄数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