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面对面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引起多国关注，包括积极鼓励本地企业和法律服务等专业赶搭这趟列车的新加坡政府。
黄伟康具备新加坡及法国巴黎律师执业资格，精通法、中和英三种语文。他当年毅然选择了少人走的窄路，如今已为自己开拓了康庄大道。
他当年为何不“好好”在本地执业，反而出走浪漫之都巴黎？他在法国和中国打拼多年，为何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选择回新？
他在受访时也谈及法国和中国的文化差异，在两国执业的不同观察，以及他对新加坡律师的看法。
一法通，万法通。这个说法指的是专修一个法门，就都明白其他法门的修行方法。43岁的黄伟康是“中（文）法（文）”通，而万法（律）皆通。
认识黄伟康得先从他的背景说起。
父亲是退休商人，母亲则经营美容院。姐姐也念法律，目前在司法界服务。
黄伟康先后在圣公会中学、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就读，毕业后前往英国莱斯特大学攻读法律。
学成归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接受培训时，他非常尊敬的国际法教授埃林杰（Peter Ellinger）告诉他：“与法国人进行跨境交易谈判时，除非你能用法语，否则永远赢不了他”。
教授的话深深触动他的心弦，使他意识到从事法律工作，不能单靠法律知识，也须掌握语言和其他技能。
从法文一窍不通到在法国执业
留学英国时，他多次到邻近的法国旅游，对法语和法国文化着了迷。当年对法文一窍不通的他下定决心要学好法文，到法国当执业律师。
这个决定很不容易，甚至不合乎传统，因为他已26岁，要学习新语文显得有点“老”，况且当时已经被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聘请。
他解释说：“一旦攀爬企业楼梯，就得做出许多牺牲，所以趁年轻还能闯荡时，该勇敢走出安乐窝，做有别于一般的事情。”
在费尽一番唇舌劝服父亲后，他前往所喜爱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出生地——法国东部贝桑松市（Besancon）一所法语学校，展开学习之旅。
一年后，黄伟康的法文水平达到大学要求，就到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攻读法律硕士课程。
随后，著名国际经济学教授梅瑟林（Patrick Messerlin）邀请他，到法国知名学府——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与梅瑟林教授共事，让他对律师业有了全新的看法与认知。
黄伟康说：“梅瑟林教授给的第一份作业是阅读世界历史地图集。我当时想，干嘛要我们去阅读与经济学毫无关系的世界历史？
“但在梅瑟林教授的指导下，我逐渐明白，原来一名优秀的律师不仅仅要有丰富的法律知识，还应该是一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
“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会受到许多重大事务的影响，我们须不时自我提醒，我们不过是大千世界中极为渺小的一部分。”
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他被巴黎国际仲裁法庭聘请，当亚洲团队的主管律师。
首位获得法国律师执照新加坡人
不说不知，原来黄伟康是首位获得法国律师执照的新加坡人。
他当年在巴黎国际仲裁法庭工作后，要考取法国律师执照，当局却不让他考，理由是新加坡也不允许法国人在本地考执照。
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和磋商，当局终于点头，他就成了第一个获得法国律师执照的新加坡人。
在法国，顶级律师事务所聘请律师都要求对方拥有法律以外的其他学位。同时拥有法学和经济硕士学位的他，一拿到法国律师执照就获得巴黎最富盛名的基德律师事务所聘用。
黄伟康说：“在法国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验，教会我以多元化的方式来开展律师工作，让我至今十分珍惜和感激。
“一个人如果对广泛课题不感兴趣、缺乏对不同文化的了解，也没有丰富的经历，那么他很难以一个世界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掌握法语让他如鱼得水，再加上是基德律师事务所中唯一能说流利华语的律师，使得他能参与许多涉及亚洲区域的交易。
一次，他被派去为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收购法国酒庄的交易提供法律服务，这也是第一家收购法国酒庄的中国公司。
随后，法国和中国并购的交易纷至沓来，他都代表中国客户。
承办多个中国交易之后，他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经济体的时代就要到来，“这萌生了我参与更多中国并购（兼并与收购）交易的愿望。”
在巴黎生活和工作了10年的他，认识了在奢侈品牌公司任职的香港籍女友。2012年，他决定带着妻子移居北京，女儿在北京出世。
他说，当时正值中国对外投资大事宣传的阶段，上海是外资对大陆投资的首选地，而大部分陆资对外投资则来自北京。
“移居北京是个非常棒的体验，我的语言能力加强了，北京也开启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机会大门。”
2015年初，为了年迈双亲，他告别待了三年多的北京，回到新加坡。今年，他的6岁独生女上小一。
中国人对合同观念不一样
对许多西方国家来说，签署合同往往是协商的最终目标；但是，中国却不同，签署合同反而是为了进一步协商而给予对方信任的一种形式。
“中国人对合同的观念，与西方人不同。对中方来说，签了合同不代表这个合同关系就定死了，很多时候还得考虑交情、与合作伙伴的君子协议是什么，长远的合作关系又是什么？合同有法律效果又怎样？我认为感情比较重要，关系比较重要。”
黄伟康说，在中国，很多人都会强调“关系”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关系”的定义常常被误解了。
“所谓‘关系’，不仅仅是指你认识一个人罢了，而是需要你用时间和精力去建立对方对你的信任，并让自己成为合作对象的一部分，了解他们的真实需要，这样他们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
“从律师的角度来说，就是须全心为客户着想，提供优质服务。其实，我发现一些中国人是我见过最为忠诚的朋友和客户，因为他们会不辞万里地帮助你。”
比较法国和中国的文化差异，他说，在两国从事律师行业的感觉截然不同。
“法国跨国公司通常非常重视顶尖律师所提供的意见。我在巴黎时，每天都和跨国公司的高层频繁互动，经常会比媒体更早了解到许多公司内部重要发展的一手资料。
“中国公司则比较注重等级，律师们须要有效地通过一层又一层的级别，为顾客争取最好的结果。”他说，法国人非常尊重会说法语的外国人，中国人也很欣赏能以中文有效沟通的新加坡律师。
“所以无论是在法国或在中国工作，都让我感到十分的惬意。中国的工作经历，让我成为一名更好的律师。”
掌握华文赶搭“一带一路”列车
新加坡律师要赶搭“一带一路”列车，须积极策划，走出安乐窝，更重要的是——掌握好华文。
黄伟康说，一带一路为新加坡的专业人士带来许多机遇。它涵盖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银行和金融、电信等，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他认为，新加坡拥有高技术人才，具备强大潜力。许多要在东南亚进行投资的中国公司，会选择在这里设立据点。
“一带一路发展迅速，当我们还在讨论这个课题时，中国早在去年11月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推出数码一带一路议程。
“新加坡政府及法律专业机构可以为年轻律师带头，协助他们了解这些领域并掌握相关技能，未来才能有效参与其中。”
他指出，律师事务所的高管也必须意识到时代正在改变，只专注本土业务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得到其他国家寻求业务和发展机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创造财富的重任也不像传统时代那样，单单由资深律师承担，年轻律师也应该承担。”
他说，现今律师事务所面对的难题是征聘和留住年轻人才。现在的年轻律师成长的环境不同，他们多数渴望在职场中得到鼓励，并马上获得回报。
“律师事务所须给予年轻律师时间、资源和灵活性，让他们积累经验和学习技能，奠定坚固的专业基础。”
“在年轻律师身上投资，把他们外派到世界各地短期打拼，回来后，他们必能更好地工作。”
“我希望年轻律师更勇于冒险。正因为年轻，所以没有什么输不起。机会的大门，永远只对那些敢于冒险的人敞开。”
应给年轻律师更多接触中国法律机会
新加坡政府和律师事务所应该思考为年轻律师提供更多接触中国法律的机会，包括与中国律师事务所互换人才，以及增设到中国顶尖大学留学的政府奖学金。
黄伟康律师说，新加坡律师有许多机会前往英国和美国律师事务所进行人才互换，但到中国的机会却不多。
他认为，应该重新审视这一做法，“我知道许多中国科技公司愿意接受新加坡实习生和聘用执业律师，如果律师事务所愿意为年轻律师争取这些机会，我相信整个法律界都会受益于他们的经验。”
他说，对许多新加坡律师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谜团。
“他们不清楚如何在中国做生意、谈判和签订交易，中国的企业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不知如何调解中国客户之间的纠纷。”
“另一方面，中国人则对新加坡华裔感到困惑，因为我们是华人，却没有足够的华文词汇跟他们沟通。”
他说，新加坡华人在学校至少学了10年的华文，却无法达到一定水平，工作时无法用上，十分可惜。他鼓励年轻律师更积极参与中文浸濡课程。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组织开办了许多中文课程，但参加的律师，却远远少过从事商业或金融领域的专业人士。
“一般人因为中文表达能力差，而羞于使用。其实，唯一有效提高中文水平的途径，就是不断地使用。练习、练习、再练习。”
黄伟康很早就意识到华文的重要。在圣公会中学念书时，他选修高级华文。闲暇时，也经常阅读中文小说。
“我有许多住在新加坡的中国朋友。我很喜欢看中国的电视节目和电视剧，比如一度热播的《延禧攻略》，这些都提高了我的中文水平。”
最近，黄伟康开通了微博推送功能，不间断地推送中国新闻。一有时间，他一定阅读《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正如他说，学习一种语文不难，但要掌握这种语文，需要一生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