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况报道
何惜薇 hosb@sph.com.sg
休会一个月后，
去年1月开幕的第13届国会将于本月9日复会。
《联合早报》趁此采访多位新议员，
了解他们过去一年来在议事殿堂上
为人民发声的心得。
他们在新的一年将关注什么课题，
又会如何为每一次的国会会议做好准备？
在国会2016年所通过的34个法案中，新议员黄国光大部分都有参加辩论。不管是技术性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协定（修正）法案，还是相对“大众化”的妇女宪章（修正）法案，黄国光都提出了看法和疑问。国会在为一些“冷僻”的法案，如防火法案进行二读时，他甚至是唯一发问的后座议员。
黄国光也是非政府组织关爱动物研究协会的执行理事长，他之所以能够这么积极参与制定法令的过程，不是因为他神通广大、“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是因为他背后有个强大的“智囊团”。
这个智囊团由30名义工组成，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律师等专业人士、商人、学生，以及活跃于社区和基层者。他们的年龄介于20岁和40岁，兴趣多元，从保护野生动物到为难民争取权益不等。
智囊团团员鲜少会面，而是透过电邮和WhatsApp等应用沟通，不仅为黄国光在国会质询课题方面提出看法，也成为这名义顺集选区议员在参加法案辩论时的重要军师，向他提出论点和疑问。
黄国光说：“他们有的是活跃于公民社会的人，有的是我到大学参加对话会时，让我留下深刻印象者。不论是前者或后者，我都邀请他们加入我的团队。”
他一般会在法案提出一读后，就征求智囊团的反馈和意见，再决定如何把一些个人的观察和经验融入众多意见中。
在2016年最后一场国会会议上参加儿童发展共同储蓄（修正）法案的辩论时，他提及过世的父亲如何辛勤地工作养家，却因此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家人，一度哽咽。
他向记者追述这段经历时，依然感触良多。“作为议员就不应该只正视特定课题，我会继续提出各种观点和疑问。”
与大部分国会议员一样，黄国光也雇用了一名国会助理（legislative assistant）。这名国会助理是他智囊团中的灵魂人物，为各种议题进行研究，也动员其他团员这么做，协助黄国光提出更扎实的论点。
当选议员可雇用国会助理
由于非全职议员不像担任政治职务者般，有公务员为他们做研究，国会自1989年7月开始，准许每名当选的后座议员领取雇用国会助理的津贴。该津贴当年是500元，现在已调升至1300元。
目前的国会助理中有全职人员，也有像黄国光国会助理般的半职人员。
受访议员说，国会助理主要协助搜集资料，包括查出过去是否有人针对类似课题提出看法，部长们当时如何回应。至于演讲词，他们通常亲力亲为。
淡滨尼集选区议员钟丽慧说：“我的大部分演讲稿都是自己拟的，对于要用什么词汇、语气，我自己最清楚。只有简短的发言（cuts）（询问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各部门开支预算的问题），我才会依赖国会助理。”
钟丽慧虽不像黄国光般有强大的智囊团，却同样会征求帮忙她接见选民义工的意见，聆听他们所关注的课题，并适时提出相关口头询问。
身为人民的代议士，议员们要提出哪类问题，最为关键的是了解居民的心声。裕廊集选区议员陈有明也表示重视居民的担忧，特别是全球化对不少居民造成影响，他更关注弱势群体和有特别需要者所面对的难题。
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祖安清心说：“居民所关注的课题是重中之重，因为代他们发声是我的责任。不过，这不会局限我要触及的课题范围。身为议员，我会提出有关新加坡的种种议题。”
义工成了最坚实的“后盾”
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都不享有雇用国会助理的津贴，义工们成了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对于贝理安、陈立峰和吴佩松这三位非选区议员来说，分别活跃于东海岸集选区、凤山区和阿裕尼集选区的基层，这些地方的居民及一般民众的心声，都是他们重视的议题。
吴佩松副教授说：“除了学术方面的阅读，我每天也花至少一两小时做一般的阅读，一周则大约花至少六小时处理跟国会有关的工作，主要是为提问和法案进行研究。如果遇上预算案等相对繁忙的国会会期，准备工作则可以是睡醒后的大半时间。由于本身是名研究员，我倾向自己做研究，但我也会咨询义工和朋友。”
官委议员郭庆亮则会咨询公民社会和相关团体，请他们提出问题、观点和信息。他说：“我会雇用研究助理进行初步研究，并举办与不同团体的讨论会。遇上非常技术性的课题时，我有时会寻求义工帮我拟草稿，或帮忙编辑工作。”